要让“全面二孩”政策最终传导到千家万户的生育行动上，并且后续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负担和外溢矛盾，还需要通过制度衔接、措施配套和职能转变，释放更多政策红利和服务便利。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一大亮点。政策公布后，公众和舆论普遍积极肯定，但在欢欣鼓舞之余，不少人也相当犹豫、担忧，纷纷表示“生不起”。
生孩子，首先是夫妻的事，是家事。传统文化中，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儿女双全”、“养儿防老”，更多是传宗接代的意义。这几十年过来，国人的观念认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主流人群的生育意愿在逐步降低，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约束了生育数量，改变了生育习惯，更让优生优育理念深入人心。今天大多数的夫妻和家庭，更关注生育质量和生活质量，而不是子女数量。
当然，生育理念的变化并非这么简单，这里头有人们顺势调整的原因，更不乏被动调适的因素。所谓“生不起”就是如此，其潜台词更多的是“养不起”，是对于生完孩子之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长期持续、无限责任的家庭综合投入的担忧。改革开放后家庭经济水平普遍增进，夫妻对自身、对子女的期望值全面提升，生养孩子的各方面预算和投入一直在不断加大，而近年来经济环境的外部约束压力和社会政策的保障供给不足，则进一步抬高了生育成本和分享优质资源的门槛，放大了不少人“生不起”、“养不起”的现实焦虑。说白了，生儿育女需要支付成本，人们愿意为自己孩子生得好、过得好大把花钱，但面对现实难度，却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望而却步。
毋庸讳言，“忧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群体性心理，这种焦虑值得重视。生育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政策问题，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想要让二孩真正生得起，就必须尽力解除大家实际面对和感受到的诸多后顾之忧。这不是靠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调整就能解决的，“全面放开二孩”不过是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而要真正让政策落地落实，最终传导到千家万户的生育行动上，并且后续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负担和外溢矛盾，这个过程的中间和外围还有大量必需的功课要做。
近年来，国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动之间的割裂度愈来愈大。除了人们对生育问题的观念发生改变，更大程度上则受制于养育成本的提高，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优质资源拼抢激烈，社会保障无法实现有效兜底，等等。“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全国有1100万对夫妇符合政策条件，而付诸生育行动的只有15.4%，不过169万对。如此数据落差，很难说不会在“全面二孩”政策启动后继续出现。关键就在于国家要正视这样的现实，理解人们的诉求，有针对性地给出政策解决方案，通过及时的制度衔接、措施配套和职能转变，释放出更多政策红利和服务便利。
这两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发生转折，开始下降，同时老龄化社会压力空前袭来，人口发展和人口安全面临新挑战，调整人口政策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经由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系统性地加强那些惠民生、利长远、合民心、顺民意的政策的规划实施力度。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是观念全新、多元开放的一代，他们不会仅仅因为生育政策放开，或者国家提倡甚至简单激励就予以行动，而需要切实感受到国家政策和配套举措的温度、灵活度和人性化，需要满足完全不同于前几代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他们真正愿意生而又生得起两个孩子，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施政智慧。
中国人常说，人多力量大。其实这不只是说人口数量，更要看人口质量、人口素质。虽然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还会长期存在，但我们更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让80后、90后这一代年轻父母真正承担起历史责任，为国家和民族养育出更为优秀的下一代。这不光是宏大命题，更是具体问题，需要全社会来谋划和努力。
文｜毛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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