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主义”

　　新国学、新文化、新生活，谓之“三新”。“公益是新国学、爱心是新文化、慈善是新生活”——谓之“三新主义”。

　　文化就是人生，艺术就是生活。艺术家不能脱离社会，艺术现象和市场情况是彼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的剪影。前些年我在一些企业和大学谈艺术鉴赏、收藏市场，谈国学、谈社会现实、谈人生理想，觉得“国学热”是好事情，要抓住契机，因势利导。我不愿意搞陈旧的东西，打击青年的学习积极性，重复浪费社会资源，所以提出“新国学，新文化，新生活”这三个概念，当然有其交叉的范畴，但也相互关联、意思递进。讲得多了，虽然我自信每次都有新内容新说法，包括我的学术背景知识的交叉方法等等，但总是觉得与现实情况有些脱节、隔膜。我不喜欢一些学者的酸腐、幼稚与浪漫，无益后学。2011年我到珠海市爱心促进会和珠海文化产业协会演讲，进一步把“三新”具体化，提出“公益是新国学；爱心是新文化；慈善是新生活”。

　　中国传统立德、立功、立言思想，误人不浅。我曾写《救救学者》《质疑“著作等身”》，因为文人更有物质欲望的竞争攀比，于是彼此拖累戕害，很荒唐啊。他们的个性张扬，实际上有损平和生态，和平盛世允许百家争鸣，往往是变相地糟践森林。文化产业应该是文明事业，走过粗糙的经济发展阶段要归于文明发达的理想社会。文明讲究精神纯洁、心灵崇高、无私奉献。

　　“公益是新国学”。“公益”，公而益之，对大家都有好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学问是无私的，是济世的。我写过《问学四境界》，“稻粱谋，名利谋，修身谋，济世谋”，学问最后都要致用、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仅仅是儒家的精神，道家和佛家也讲究，从中分出大小乘来。接受传统国学，尤其是年轻人，千万毋溺于旧学，最终无益于社会和自己。多年来我一直主张“做有用的文化”，“做积极而健康的文艺作品”，“走进大众”，都是看到了学问的公益性。这里，“公益”概念已经是拓展升华了。

　　“爱心是新文化”。爱，就是心受，心心相印。心是活的，所以法也应该是新的。文化，文而化之，是明白了文化对人心的作用力，那是春风化雨的过程。为水到渠成之事，做心安理得之人。降服其心，得人之心，当然需要爱的力量。教育就是爱的功用，使人养成好习惯、习性、善性。我用《“诚虚净”三字教》来总括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佛家，分别是诚心、虚心、净心。“心学”为问学的命脉、法源，宋儒尤重之。把“爱心”提高到文化的至高点，结论就是“爱心是新文化”。没有“爱心”的文化，不管它鼓吹得多么博大精深，都是腐朽没落的不合时宜的没有生命力的，也不值得所谓遗产保护。我写过一篇《学会说三句话，等于博大精深》，就是看到了文化简单而直接的价值是有助于集体秩序的维系，有助于当下生活的幸福，那必然就皈依于大真大善大美的“爱心”。

　　“慈善是新生活”。我写过《心态四句教》，即“敬畏心、感恩心、慈悲心、平常心”。慈悲、慈善，是道德，是智慧，不是简单的信仰或伦理层次的意思。慈能予乐，悲能拔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一个人通过自己努力，物质与精神都富足了，接下来就是积极自愿地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如果属于一夜暴富型的所谓新贵新宠，只会沉迷于自我享受，对天下疾苦漠不关心，就还属于封建时代的生活模样，没达到文明时代的“新生活”。“新生活”是知行合一，把慈善具体化、生活化、习惯化，让“慈善”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啊。

　　支持公益就是学习新国学；奉献爱心就是实践新文化；参与慈善就是享受新生活。“新国学”要求放大心胸、开阔视野、言论客观、思维科学。当然要实现这些标准不容易，也是针对“新国学大师”而树立的新标准。科学发展观要求具备起码的科学知识、新媒体手段，创作理念要考虑创新。知识就是一张地图，学问研究需要科学坐标系，以便知识储备与印证参照。博而后能专，专业即专心。物质条件总是有限的，所以精神意愿很重要。没有“爱心”基础，就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流的文章，没有一流的学术”。学术研究和艺术理念不能纯粹游戏，要以人为本，“人”是最大的融合点、落脚点和出发点。“新生活”里面要注入慈善因子，我说“大师不是桂冠，而是责任”就是此意。敢为天下先、当仁不让，应该是美德。在物质上可以知足常乐、平常心是道、无为而为，但在精神境界的修炼上必须勇猛精进，不能一味自私和懈怠堕落。

　　（本稿件由陕西奥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组稿）

　　文|崔自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