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自身的努力奋斗是成功的最关键因素。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高利·克拉克却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决定你未来的财富、事业和社会地位的是姓氏。
克拉克教授的研究从中世纪英国开始，在此之前英国人是仅有名，没有姓的。研究人员追踪了与工匠职业相关的姓氏，比如史密斯（Smith）意指铁匠、贝克（Baker）意指面包师、卡彭特（Carpenter）意指木匠等，这些姓氏在十二世纪左右出现，局限在这些有一定技术、地位高于普通劳工的人群中。研究发现，自13世纪以来，这些群体的阶层流动性十分缓慢，代与代之间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化不大。
克拉克等人同样采用姓氏研究对瑞典贵族院成员进行了分析，发现从19世纪初到今天，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上，上流社会家族的后代依然胜过普通人。例如，贵族的名字出现在瑞典律师协会律师名册上是一般公众出现的频率的6倍，带有贵族姓氏的人群收入比姓“穷人姓”的人高8.9倍。
克拉克教授把这种人类社会的高粘滞现象称之为“社会执着度”，并根据数据模型计算出子代受到父亲阶层的影响为75%左右，孙辈和祖父辈的相关性为56.25%，第四代受祖辈的影响则为42.19%……直到第十代，祖上持续的影响仍有可观的7.5%。克拉克认为“社会执着度”是不变的常数，与文化、制度安排等无关。
那么克拉克的姓氏经济研究是不是也适用中国呢？克拉克和他的中国学生郝煜从《明清进士题名录》中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他们从名册中找出了13个罕见姓：诸、竺、茅、濮、裘、巢、恽、端木、钮、忻、萨、笪、宓。为了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中这些姓氏的分布，克拉克等人选择了1912～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2012年中国排名前十的大学教授、2006年资产超过150万美元的公司董事长、2010年中央政府官员这4个精英群体。结果发现在这4个群体中，13个姓的相对比例都远远高于其他姓。这说明尽管社会体制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明清时代的“精英”群体，到了21世纪还是社会精英。
当然，克拉克教授也强调了个体后天努力的重要性，他指出，即使生来就有较强的竞争力，但要实现成功的人生还是必须通过后天努力；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还是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老梁摘自《奥秘》2015年12期）
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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