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让社区活起来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三社联动”已在北京、上海、重庆、合肥、武汉等地产生了“化学反应”，有效解决社区陈年问题的同时，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如何联、怎样动，以及政府与社会如何合作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索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石佛营西里社区的张淑香老人曾因腰伤不能下床，想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干，一度抑郁得想自杀。

　　附近紫萝园社区的姚胜云曾经很痛苦，2011年退休后待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该起床的时候不起，该吃饭的时候不吃，整个人的生活都乱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市塘桥街道南浦居民区的张先生曾经也很心烦，小区车位本就不多，晚上回家难停不说，早晨还容易发生拥堵，耽误上班。

　　这些社区的陈年问题该怎么办？

　　社区有了新气象

　　2016年1月22日下午，在石佛营西里“笔墨丹青残障人士社区融入书画汇报展暨笔会、公益拍卖会”上，《小康》记者见到了神采飞扬的张淑香，谈到自己的变化，张淑香十分感慨：“我一直就喜欢工笔画，那会儿躺在床上让我非常痛苦，要不是吴老师鼓励我，告诉我在床上也能画画，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挺过来。”

　　张淑香口中的吴老师名叫吴修中，是北京工艺美校66届毕业生，专攻工笔画。退休后，吴修中想发挥自己的余热，组织社区居民一起学习工笔画，但苦于缺乏资源，他只能和好友自娱自乐。2012年，好不容易成立了一个活动组，但因为没有资金支持，未能形成气候。

　　2013年，一个叫做“三社联动”的新概念，让石佛营西里所在的东风地区有了新变化。“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三社联动’，但有人愿意来帮我了。”吴修中回忆道。

　　在社区中级社工师尹红的帮助下，“东风舞彩墨社区社会组织”在北京市民政局成功备案，并且成立了理事会。不仅如此，这个新诞生的社会组织还通过项目申请的方式拿到了一笔活动经费。

　　有了组织，有了经费，同时又有居委会的场地支持，吴修中终于每周都可以在社区开工笔画课了。张淑香能下床后，第一时间就参加了工笔画课，两年多来，她不仅画了牡丹、石榴、花鸟、鱼等几十幅作品，更重要的是，她不用吃安眠药了，抑郁的症状也消失了。

　　不仅是张淑香，工笔画课的很多学员都有了巨大的变化。高立增、陈秀丽、吴雪琳……充实了生活的同时，他们都感觉身心更健康了。

　　如今，工笔画课的固定学员已经达到了二三十人，并且还开设了书法课。“‘三社联动’让我们的管理和活动组织能力都增强了。”吴修中感慨道，“笔会实际上就是我们项目的年终展示，而拍卖做公益的想法也是社工给我们出的点子。”

　　“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参与度提高了，活动更丰富多彩了，公益心也更强了。”尹红说道，“我和居民们都在成长。”

　　其实，在石佛营西里，这样的社会组织已经有十几家了。“我们社区居委会就是搭建平台，挖掘社区的领袖人物，培养‘种子’，结合社工的专业帮扶，让居民自己能够积极参与。”石佛营西里居委会书记白俊书总结道。

　　附近的紫萝园社区也有了新变化。早在2011年，姚胜云就在社区文体主任的建议下，参加了社区舞蹈队，说是舞蹈队，但也只是三五个人的自娱自乐，这让姚胜云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同样是在2013年年底，姚胜云在东风地区“三社联动”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三社联动”办公室）和东风地区社区办的指导下，成功在项目对接大赛上拿到了项目，她成立了紫韵艺术团，舞蹈队人数很快增长到了2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社区流动人口。

　　在社区社工王学思的倡导下，姚胜云不仅带领大家唱歌跳舞，还和大家一起参与公益活动。艺术团用公益演出的方式自发入户慰问孤寡老人、离退休干部，还和编制组、书画班、丝网花班等团队共同为老人们制作礼物。

　　2014年10月，姚胜云联合其他四位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东风地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三社联动’要持续下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公益服务项目更要做成‘工程’，今年做，明年还要做。”姚胜云说道。

　　实际上，离东风地区不远的将台就是北京“三社联动”的发源地。“将台地区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伙伴关系，设立联合办公室，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互补互联互动，较好地发挥了政府的行政优势和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优势，加强了政府、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多方资源的有机整合，有力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居民群众多样化服务需求的回应与满足。”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黄胜伟分析道。

　　对于近两年来北京“三社联动”的实践，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如此评价：“北京通过支持社工服务机构协助街道和社区强化能力建设、评估居民需求、设计服务项目、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三社联动’方式。”

　　停车也能潮汐式？

　　南浦居民区建成快20年了，地处陆家嘴黄金地区却让它的停车问题愈加凸显。为了能在下班后占到一个车位，小区居民张先生想了很多办法，先是放护栏，但车位紧张的时候别人马上就把护栏移开；后来尝试提早下班，但没几天老板就不愿意了。“停车难的问题真是我的一块心病。”张先生无奈地说。

　　不仅张先生心烦，塘桥社区物业服务社主任王功成也很着急，小区没有车位，导致了路边乱停车现象，高峰时期医院入口也因停车难问题而被堵住，大家怨声载道。作为一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旨在满足居民多元需求而成立的社会组织，王功成通过调研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现象：白天因为居民上班，小区的车位很空闲，而一墙之隔的永业大厦停车却很困难；晚上又颠倒过来。它们不正好可以资源互补吗？他很快找到了南浦居民区党委和永业大厦，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三方一拍即合，“潮汐式”停车诞生了。“我们从2011年底，就开始试点，当时只有几十个车位，没想到效果很好。”王功成回忆道。

　　停车难的核心问题是“量”，因此，只有大范围推广才有效果，怎么办？早在2009年就建立了一整套“三社联动”机制的塘桥街道党工委自有办法。

　　党工委搭建的“塘桥社区委员会”是非常好的沟通平台，在那里社区多元主体代表都可以参与其中畅所欲言，很快“潮汐式”停车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有了认可，更重要的是执行规范。基于早期经验，在物业服务社的牵头下，经过社委会共同协商，全票通过了《塘桥社区“潮汐式”停车公约》，不仅明确了物业公司、小区业主的权利义务，有关车位互换、收费使用、秩序维护的问题也一一得到体现。

　　基于此，申请流程得以进一步明确：有需求的业主到物业服务窗口登记，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向房管办提出申请，签订停车协议。社委会在其中承担了下调、监督和仲裁的职责，居委会则负责调解纠纷。此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物业服务社还通过每年三、四次的业委会主任沙龙和物业经理联谊会，了解业委会意见，协调各方诉求，扮演“老娘舅”的作用。

　　得益于这些制度的保障，“潮汐式”停车在推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收费不统一、划定区域有大有小等问题都在小区内得到了解决，有的小区还进一步设计了区分业主与外来车辆的系统流程，由此获得的收益则作为了社区的建设基金。

　　“这是一件‘三赢’的事，不仅业主得益，物业、小区都得益。”王功成感慨道，“我们每年只要发现问题就总结改进，我们就想帮老百姓解决一点实事。”

　　如今，塘桥街道已经有了近30个“潮汐式”停车点，多出了1700个车位，小区里的矛盾少了，绿化也好了。未来塘桥街道办事处还将通过购买服务，开发静态停车诱导系统APP，使车主能通过手机定位查询停车点位，规范车辆停放。

　　其实，“潮汐式”停车只是塘桥街道“三社联动”下众多变化的典型代表。2014年，塘桥社区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数量从2009年的41家增长到112家，此外，还有190家备案的社区文化活动类社会组织。

　　“塘桥街道以一种制度硬约束带动了居民自发的有感服务，构造了社区治理的新常态。”长期研究塘桥街道社区治理的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国慧感叹道。

　　“上海塘桥街道在长期‘三社联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购买服务、项目运作、过程评估’的委托机制，‘社会组织大党建’的党建机制，‘多元治理平台建设’合作机制。通过这三个机制，使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个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基层党委政府和党组织的领导支持下，实现了内在的联动与整合。”黄胜伟分析道。

　　李立国则对上海“三社联动”的经验作出了如此评价：“上海最早在推进社区社会工作中试点‘三社联动’，逐步建立了‘以回应居民需求为目标、以社区为服务平台、以社会组织为服务载体、以专业社会工作为服务手段’的联动机制。”

　　“三社联动”如何联、怎样动？

　　东风地区“三社联动”的推广离不开“三社联动”办公室，“三社联动”办公室是在北京市民政局和朝阳区农委支持下，由东风地区办事处和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联合组建的，而协作者就是李立国口中的“支持社工服务机构”。

　　政社如何合作，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更何况是要协助政府了。“除了专业性，最重要的是理清和政府之间的边界。”协作者主任李涛说道。

　　得益于在服务性与支持性社会工作领域的长期良好口碑以及北京市民政局的支持，李涛在2013年6月就与东风乡签署了合作协议。“东风地区一边是高档居民社区，一路之隔又是外来务工者聚居区，购买协作者服务，开展‘三社联动’，就是希望其帮助东风地区的社区服务站、社会工作者和在居民中自发兴起的社区社会组织之间，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居民诉求，开展社区建设。”东风乡副乡长冯楠说道。

　　然而，要让东风乡完全接受平等合作的理念却花了很大精力。“我们和东风乡领导一次次讨论三社联动的内容，以及我们的边界又该如何界定。”就这样经过3个月，李涛和冯楠终于达成了共识：“三社联动”是需要时间的，在实际操作中，凡是关于行政的事务，协作者概不参与；凡是关于社工专业方面的事务全由协作者出面，比如社区干部开会的召集工作由乡政府出面，而会议内容则由协作者负责等等。

　　接下来，协作者开始深入社区进行调研，但一开始社区干部却并不信任协作者。“他们觉得我们就是走个过场，像以前一样交材料就完事了，只是徒增工作量罢了。”李涛苦笑道，“有的社工还觉得和我们是竞争关系，也不配合。所以我们就是要以民生为核心踏踏实实干，身体力行地示范。”于是协作者不仅一次次下社区摸情况，还开展了10多次参与式的专题培训，帮助社工设计活动、写项目书，信任就这样慢慢地建立起来了。

　　“居民缺乏安全感和尊严，而社区干部却觉得居民对社区事务不关心。”又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李涛发现了契合点。由此，就有了2013年底的项目对接大赛，当年有14个项目参与展示，最终8个项目拿到了资金，并得到了“三社联动”办公室在财务管理、项目管理、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单独指导。

　　随着项目的开展，“三社联动”逐渐深入人心，“居民参与是主打，三社联动促变化，社工居民手拉手，前景好似一幅画。”石佛营西里“快乐四姐妹”所写的《三社联动前景美》快板词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在推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不仅有来自上级部门出业绩的压力，也有社区活动开展的资源限制等问题。然而三社联动贡献的不仅有时间，更有智慧。“我们碰到问题都是一起讨论解决的。”负责东风地区“三社联动”推广工作的协作者教育倡导部项目官员王立宏说道。区一级的政府购买服务申请不上？还有社区公益金。社区公益金要支持其他初创社会组织？那就找其他部门基金。诸如这样的实践问题靠大家一件件得到解决，2013年底的8个项目中有5个坚持到了现在。

　　“居民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了，他们把‘三社联动’的机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了，这种动力就是可持续的。”李涛感叹道，“我们要培育社区自己的社会组织，并通过联动机制让居民能积极参与进来。”

　　无独有偶，上海塘桥社区也是基于2009年出台了三个目录，明确了社会组织所能承接的政府职能及购买服务目录，理清了政社合作关系，再通过党工委的制度设计加以贯彻落实后，“三社联动”才得以蓬勃发展。

　　除了北京和上海，“三社联动”目前已在山东、广东、江苏、浙江、湖南、四川、重庆、合肥、武汉等地都开始了探索创新。2015年10月22日召开的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不仅强调了推进“三社联动”在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建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巩固党执政基础中的重大意义，更明确了推进“三社联动”的基本原则、目标任务与思路举措。

　　会议召开后，很多省份都迅速做出反应，北京市出台了在全市推动“三社联动”的政策；广东、安徽、陕西、江苏、浙江等地先后召开了“三社联动”推进会议。“目前，推进‘三社联动’，已经成为各地民政部门的创新工作，逐步成为各地转变政府职能、拓展社会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黄胜伟说道。

　　尽管“三社联动”在全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难点问题。“从各地实践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黄胜伟分析道。首先，是政府与社会如何合作问题，核心是政社之间是否足够信任，能否良好地合作。其次，是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如何联、怎样动的问题，就是如何能突破既有体制的障碍。

　　“针对这些问题，今后要从三个方面着力。”黄胜伟总结道，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二要深化社区体制改革；三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文/《小康》记者 洪治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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