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大调查”,一本中国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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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6-03-12 17:00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非发现新的景观,而是拥有新的目光。”很多人常用普鲁斯特的这句名言作为抚慰自己的心灵鸡汤。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拥有全新的目光、崭新的视角,又何其之难。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经济的动向变得越来越敏感。从新闻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方向;各种经济学家、企业家的解读充斥着大众传媒;对经济各项走势的预测、指导大家投资的学说层出不穷。
经济的发展需要全面的分析,一方面是顶层的设计,另一方面应该听到群众的声音。
“真正对经济生活拥有评价权利的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制片人姜诗明说,他经常看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到央视提供新闻素材,“我们的节目能够采用的数量是有限的,还有那么多的声音怎么办?”怀着这样的初衷,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姜诗明在2006年策划了“经济生活大调查”项目。
没料到,这个项目一做就是十年。
“大数据”结合“厚数据”
有了新的目光、新的计划,如何成功执行是整个项目的肯綮之处。
姜诗明找到了时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做顾问,“为了拿到十几亿人的经济主张,就得用统计学的方法,用抽样的办法来做。打个比方,就像在家里煮饺子,煮得差不多就捞一个尝一尝。”
“经济生活大调查”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国家统计局全程负责了历年大调查的样本设计抽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每年面向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04个城市和300个县,发放10万份调查问卷,调查10万个家庭的经济情况。104个城市中,除了4个直辖市,每个城市样本量都在600份,涵盖每一个区;对于300个县,每个县向不少于5个乡镇发放问卷。姚景源说,“从我的经验来讲,一般的专项调查,1万—3万份样本就比较充分了。每年10万份的样本量,在国内乃至国际都是罕见的。”
2008年才由科学家提出“大数据”概念,而“经济生活大调查”对“大数据”的应用比这个概念的提出还要早两年。
“如果没有‘厚数据’,大数据就没有意义。”2014年7月,美国《连线》杂志在一篇关于大数据的评论文章中这样表示。所谓“厚数据”,是指那些丰富的、具有前后关联性的数据,它们只能通过丢开电脑、深入实际生活才能获得。
大调查的“厚数据”来自其独特的调查方式:为了让调查问卷精准地投放到设定好的样本地区,“经济生活大调查”进行了一项创新,就是把调查问卷印制在含邮资的明信片上,通过中国邮政网络进行发放。这个明信片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每年过年期间发送的一种贺卡,利用这种特殊的媒介进行调查,扩大了有机会参与调查的人群。姜诗明说:“总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用网络?”因为中国的网民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而且网络的调查是存在水分的。中国邮政已有百年发展历史,网络基础设施扎实,使得调查访问率、成功率都有了成功的保障。姜诗明非常感谢中国邮政的支持,他算了一笔账,一般商业调查按一张问卷100元算,10年下来100万家庭花费至少得到上亿元。如果没有中国邮政的支持,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邮政的领导也发现,通过邮政网络做民生调查,实际上也延伸了邮政服务的功能,某种程度上也是邮政业务的创新。
果然,调查途径正确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自2006年以来,每年大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均在85%左右,而今年更是创下了新高。姚景源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届大调查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能回收10%—20%就很有价值了,结果第一年回收率就达到了84.5%。”
有了数据,接下来就该进行科学的分析了。姜诗明又找到了他的导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胡大源。胡大源在问卷设计阶段提出建议,等数据录入完成后,组织学生团队对数据进行整理并做出统计分析,最终对一些公众关注的问题,根据调查结果提供数据分析依据。
傅丹做了几年的“大调查”总导演,在她眼里,姜诗明、姚景源和胡大源三个人利用自己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紧密配合,才塑造了这样一个成功的节目,“这三位‘酷老头’,缺一不可。”
十年之前,十年之后
始于2006年的“经济生活大调查”,到今年已经是第10个年头。10年,站在历史宏观的角度或许只是一瞬间,但是站在人民生活微观的角度又是何其漫长。
姚景源和胡大源在项目启动时,认为这样一个调查坚持2—3年就不错了,而提出想法与创意的姜诗明当时也不敢奢望“大调查”会经历10岁的生日。
在胡大源看来,大调查的成功且能持续10年源自三方面因素:第一,时效性强,有说服力,而且通过持续多年的调查可以更好地看出变化趋势,以便发现和总结规律;第二,灵活性好,能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所以,这十年来,大调查依然后劲不减。
“接地气”,被姚景源认为是大调查能够取得成功,并坚持10年的因素。“无论是调查方法还是问卷设计,接地气是我们的特点也是我们的目标。”
就大调查本身来讲,姜诗明发现,在这10年的调查中,养老、医疗、教育,每一年这三项都排在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前四位。“10年来,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就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不是GDP,发展本身不是目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幸福感才是目的。”
每一年的调查结果都提醒姜诗明,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把它坚持下来是一种责任,也是自己幸福的源泉。
“姜诗明是央视的一个奇才,不但能想出好点子,并且能一直做下去。”胡大源对姜诗明的评价非常高。而这恰恰是他认为大调查能坚持10年的第三个因素:姜诗明作为领导者的执着,有韧劲、有耐力,并且能一直坚持下去。
厉成功也是十年大调查项目的总导演之一,2006年他作为记者参与节目录制时,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小鲜肉”。10年后的今天,已经有人叫他“大叔”了,他职业生涯的10年贯穿了整个“经济生活大调查”。今年姜诗明放手让他挑大梁,大调查10年,每年都有变化,每年总导演都不同,每一年第一责任人都不同。姜诗明希望团队里每一个人都得到历练,每一个人都能够胜任中央电视台里的大型节目和财经频道的日常栏目工作。
“姜老师提携年轻人,敢于放权让年轻人干活,在台里是出了名的。”这是团队成员对姜诗明的看法。据傅丹介绍,以前每年都是从栏目抽调八九个人组建一支队伍来做大调查,而今年则是由姜诗明带着三个从栏目抽调的人以及一批年轻的“90后”来做这项超负荷的工作。
大调查于每年11月启动,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要经过邮政、统计、数据分析再制成节目播出,这样庞杂的工作让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是超负荷的,每天工作到深夜是平常事。“我一直在做最后一道防线,平时做一些指导,其他的都由他们来定。”姜诗明相当谦逊地评述自己的定位。也正是如此,年轻的团队在一次次的工作中得到历练,提高了所有成员的积极性,进而也保证了人员的稳定。
连续主持“大调查”发布会10年的陈伟鸿说:“每年我和工作人员交流最密切、最深入的时间就是大调查发布会的准备期。我看到的是,虽然每个人的年龄样貌变化未曾停止,但是这10年来他们的热情、执着,脸上的那份坚毅却从没有改变过。”
为了让“每个声音”都被听见
为保证客观性、公信力,这一调查始终坚持公益性质,没有任何商业赞助。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在这项工作上的薪资酬劳是比较低的。傅丹说:“每年年底做完大调查,所有人都想着以后再也不干这活了,太累了。但是到第二年年终,就又开始想念,如果放弃就太可惜了。”
从2006年“我的经济主张”,2009年“你过得好不好”,2010年“微不足道”,2012年“感知中国心”,到现在的“再小的声音,我们也听得见”,节目的标语一直在变。姜诗明说,“我们希望开宗明义,让百姓理解我们工作的含义。虽然一直在变,但核心没变,我们是希望阐释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
这样一个细节的变化,让“大调查”的定位越来越明确。而持之以恒的高水准也让节目的影响越来越大,“大调查”团队的成就感也随之而来。
姜诗明表示,“原来,地方政府都比较热衷于各种评选,但是近些年我们发现,他们开始注重真实的调查了。”像成都、大连、南宁、宜兴等城市,都主动找过节目组,希望能够得到节目组的帮助,在当地进行一些调查活动。而拉萨市因为连续多年获得“幸福城市”的调查排名第一,拉萨市政府还在当地罗布林卡广场以“幸福奖杯”为模型做了一个城市雕塑,这也成了当地旅游的亮点。
“2008年家电下乡的时候,很多机构预测洗衣机、冰箱等家电在农村的需求最大。可是我们当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需求最大的是电脑。政府采纳了我们的数据建议,果然2009年电脑在乡村的销售量特别巨大。”说到这些对政策措施的影响,傅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的确,能够惠及民众生活的肯定,比任何的奖励都更令人鼓舞。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而“大调查”的未来,必将贡献更多。对于“大调查”的未来,姜诗明希望它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调查的结果数据,年头越长,价值才越大。”
姚景源的三点期望非常具体,“一是把这些年积累的数据继续挖掘好;二是未来五年的调查应该紧紧围绕‘十三五’,这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关键的五年,正像习总书记说的,‘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而大调查体现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三是就大调查本身的继续升级,回收率这么高,可以在今后逐步扩大样本量,这样数据就更精准了。”
就陈伟鸿的了解,各领域各阶层如今都形成了对每年“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期待。“大调查发布已经成为央视财经频道的‘春晚’,对于它的下一个10年,无论我是否能够参与其中,我都是它的粉丝。”
对已经坚持10年的“大调查”,其实,不需要再去担心他们的坚持,也不必再去探究他们的理想,更不必去追问他们的情怀。在所有“大调查”的参与者们看来,姜诗明的诗歌最能代表他们的心声:“你过得好不好/我想知道/虽然有些渺小/我也想问/世界为什么还不够好/你过得好不好/我想知道/虽然我不是英雄/我也想问/天下何处存着真道……美好需要双手创造/虽然我微不足道/你可知晓/家国在我心底里是一样的重要。”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