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手工金属雕刻与工匠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奖章、勋章的大量需求为手工金属雕刻，这一1856年在中国生根的古老工艺造就了生长的沃土。然而，每一种技艺都要与时代磨合。显然，在与便捷、快速的电脑雕刻对垒中，最后一批金属雕刻工匠败下阵。手工金属雕刻是否就此消失，还是在经历阵痛后获得新生？

　　坐落在北京西部的某电脑数控雕刻机厂，每天都接待很多客户参观。去年12月，记者走进这家工厂的厂房，当时工人正在演示操作一台雕刻机，把设计好的3D图纸输入电脑，机器启动，透过机床的玻璃罩，里面的机械臂高速运转，不时还自动更换刀头。很快，一个云龙纹图案的模具就雕刻完成。在参观者们一片惊叹与赞扬声中，也有人发现了问题，雕刻出的模具虽然精微细密，但透视关系并不准确，显得并不十分生动。

　　如今这里的雕刻机已在全国广泛应用，它的迅猛发展，完全打败了一项古老的工艺——手工金属雕刻。

　　原解放军1202证章厂，这一曾经直属总政治部的工厂，自成立之初就承担着各类军功章的制作。原厂长周体良对于金属雕刻有着很深的了解，“电脑雕刻现在是大势所趋，它太便捷也太精细了，但是相比手工雕刻，总是欠缺一种韵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艺术。”在他看来，从技术角度或许电脑可以替代手工，但是这一工种蕴含的“工匠精神”的传承缺失，却是社会的遗憾。

　　铁杵成针：工艺美术中难度之最

　　自明朝中叶，中国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催生了银两制度。但直至清代，这一制度一直不完善，各地银两成色质量标准各异，这就使大量的机器铸造的标准化外国银元得以在中国流通。

　　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清政府终于意识到外国银元在华自由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便开始仿效墨西哥鹰洋开铸银元。上海首先产生了地方货币银元——“上海银饼”。“上海银饼”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应用手工金属雕刻模具，再压制而成的。“可以看出上面的文字极其俊秀，笔锋犀利，这要求雕刻者拥有深厚的书法修养，电脑标准字无法达到这种境界。”

　　从此“手工金属雕刻”这一堪称雕刻中最难的工艺便引入了中国，此后它被普遍应用在钱币、徽章、军装等领域。

　　很多人会将这种工艺与“金属錾刻”混淆。前者的目的是剔刻出“模具”进行金属产品的批量生产，后者是在金属工艺品上直接进行敲打成型，而难度也就此产生。周体良说：“‘金属雕刻’的对象是钢，属黑色金属，‘金属錾刻’的对象是金、银、铜等有色金属，钢的硬度比金银铜要硬多了；而且雕刻需要在钢材上剔除出图案，所用的工具得比钢还硬，錾刻是用錾子敲打软金属，工具要求较低。像木雕、核雕用刀子就能刻了。”

　　而如何制作所用的錾子也就成了金属雕刻第二大难点。

　　金属雕刻需要的錾子得是合金钢材，在旧中国，物资短缺，没有标准钢材的生产供应。“当时的老工匠们，一般都去废品市场买旧弹簧，将其锻打、拉直，做成各种形状的錾子。当时也没有砂轮，打磨弹簧钢，需要在磨刀石上一点点地磨，真正是‘铁杵磨成针’。”那一个工匠要打磨多少把錾子才能雕刻呢？“至少得有上千把形制各异的錾子才能保证在钢上雕刻出各种图案和文字。光是制作錾子一项，其过程就是极为漫长的，往往要靠师徒几代人的积累。”

　　此外，这些錾子中除了几十种基本形状是标准的，其余都要工匠发挥想象力，去发明新的錾子，这样才能雕刻出新的图案。老话讲“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可以说一个工匠发明的錾子种类越多，它的手艺也就越高。

　　学而不厌：铸就经典的“三大勋章”

　　自1856年手工金属雕刻在中国生根，随后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直至新中国成立，奖章、勋章大量的需求给这一工艺造就了生长的沃土。

　　清光绪年间，诞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勋章——双龙宝星勋章；北洋政府时期的宝光嘉禾勋章、文虎勋章；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天白日勋章、采玉大勋章等等这些工艺精湛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不同时期的最高荣誉，这也让从事这一行当的工匠们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工匠，“当时这些工匠们都在银楼、印铸局、军工企业里工作，所有工匠中只有他们在工作时不穿工作服，而穿着丝绸的大褂，吃饭也是和掌柜的同桌用餐。”

　　金属雕刻工匠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旧受到极大的重视。50年代中期，国家根据这些工匠手艺的高低，为他们评定工资和级别。第一名陶炳衡，工资426元，跟毛主席工资相当，可以说是手艺人里的顶级。第二名恽金秀，工资385元。第三名刘振均，工资102元，而当时普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多元。“这些顶级的工匠，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一直是单位里地位超然的人物，这就造成了他们技术越高脾气越大。”周体良感慨道，“他们非常不好相处，领导都得捧着他们。”

　　但这些牛脾气的人，在面对不了解的领域，却显现出极大的谦逊。1950年，为满足新社会对于美术方面的需求，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供应社。工匠们得到和美术界大师一起工作的机会。供应社设肖像股，吴劳、周令钊等为首的画家，绘制肖像油画；塑造股，包括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祜、参与国徽设计的雕塑家郭效儒制作各类雕塑；还有就是徽章股，由金属雕刻世家出身的刘振均从事模具雕刻工作，他们之间通力合作、相互学习为新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55授勋时的“三大勋章”。1951年，中国工业设计的奠基人郑可，带着当时最先进雕刻设备从法国归国。1952年，国家将这些机器交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徽章股和红旗证章厂，联合成立北京证章厂。1953年北京证章厂便开始着手制作“三大勋章”。

　　“‘三大勋章’由周令钊、常沙娜、张光宇等美术大家设计，郭效儒塑版，郑可的徒弟伍仕汉手工机雕模具，刘振均与恽金秀手工雕刻修模才得以呈现。”原北京模具厂雕刻工匠、刘振均的弟子刘燕群根据师傅的回忆说道，“这一由美术家与工匠的合作，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三大勋章’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

　　分毫不差：打破美国的技术垄断

　　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孝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发现美国有一种常年固定发行的“金邮票”，大小尺寸与纸质邮票一致，但却是纯金的。周孝正觉得很新鲜，就在当地购买了一件纪念珍珠港事件题材的金邮票，并带回国内。

　　周孝正的姐夫吴建坤正是著名的邮票设计家、中国邮票公司设计组的组长，曾设计过 “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纪念邮票、“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等。当时，吴建坤正在设计“敦煌组票”，当他看到了周孝正带回的美国金邮票后，大受启发，生产金邮票的想法与甘肃邮票公司一拍即合。甘肃邮票公司便向邮电部申请了中国第一个生产金邮票的批文，以“唐飞天”为题材。

　　可是问题随之而来，甘肃邮票公司先后找到沈阳造币厂、上海造币厂等，得到的答复都是“做不了”，无奈之下又去求教美国的制作公司，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不可能做出来，全世界只有我们公司可以制作，英国女王、日本天皇的生日纪念金邮票都是我们做的，你们也可以委托我们来制作。”

　　甘肃邮票公司对此并不甘心，最终找到了北京模具厂的刘燕群，他对于中国首枚“金邮票”的工艺难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一口承担下来这一工作。“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这太吸引我了。”他在回忆起来也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

　　刘燕群当时只拿到了一张印好的邮票，与一张敦煌壁画的照片作为资料。1994年当时的社会上扫描仪、数码相机、电脑设计等一切设计手段都没有，只能靠胶片照相机对图稿进行翻拍缩放，面对经过数千年已产生腐蚀的壁画图案，刘燕群运用高超的技艺，最终在钢材上雕刻出与原邮票一模一样的图案，分毫不差。

　　图案解决了，问题还有很多。邮票上“中国邮政”、“10分”字样是防伪的，在任何印刷体字库中都没有，如果把邮票上的字放大，在当时的技术手段下，字就模糊了。刘燕群找到吴建坤，吴建坤宽慰他：“就放大了刻吧，差一点没关系。”可工匠的执着让他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他开始四处寻找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无意中刘燕群在潘家园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邮票设计手册》，里面对所有邮票齿孔尺寸、字样尺寸都记载详尽，他花了2元钱买下了这本设计资料。也正是这一资料让刘燕群的雕刻与邮票完全一致。吴建坤看到雕成的模具，感到极为惊讶，并询问他是如何雕刻的，当刘燕群拿出《邮票设计手册》时，吴建坤更惊讶了：“这本资料全国只有五册，我如果要看，也得去中国邮票公司资料室借阅，拿不出来。”

　　模具雕刻完成，压制又出现问题。如果直接用金子压制，效果很好，但是成本太高。进而，甘肃邮票公司又找到美国方面，向他们购买金料。美国仍旧表示对于中国制作金邮票努力的不屑，提供了一条样料。这条样料只是一条金色的塑料条，拿到样料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使用。

　　刘燕群看到样料，一下就乐了。他一眼认出这是印刷中烫金的材料，只是中国一直使用金色的电化铝，而美国的料是纯金的。“我有一个习惯，每雕刻一个模具，都要去观看模具使用的方式情况，当时刚刚为人民美术出版社雕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名片上的国徽，在印刷厂我了解了印刷的一些工艺。”刘燕群说，这是师傅一直告诫他的，作为手艺人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工作里，要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不同的工艺、工种，才能形成艺术底蕴的积淀。

　　最后，美国的公司看到了中国的金邮票后感到的只是不可思议，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即留给他们一个样品，以此证明中国金邮票所用的材料是他们生产的。

　　锱铢必较：中国徽章的最高水平

　　199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召集各部委，以及上海造币厂、沈阳造币厂、北京工美集团在中南海开会商议关于制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宜。中央工艺美院对奖章的设计提出了上千份稿件，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定稿。

　　奖章的设计图案由长城、国旗、橄榄枝、宝剑式光芒线等元素组成，且规定每枚奖章由500g黄金压制。这一设计稿虽然只是平面图，但却难倒了上海造币厂和沈阳造币厂。“当时他们只能运用造币的工艺，把奖章做成圆形的钱币形式，而且铸币的浮雕非常浅，根本达不到要求，而这一重要任务也就交给了北京工美集团。”时任北京工美集团总工艺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文本行是做牙雕的，但怀着学习其它不同工艺的工匠精神，他还学会了玉雕、花丝镶嵌以及首饰制作，正是对于多种工艺的了解，让他有了制作顶级水平奖奖勋章的信心。

　　面对这次的徽章制作，王树文又找到了金属雕刻工匠刘燕群。两人对设计稿又进行了二次创作，运用金属雕刻、首饰制作的双重工艺，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呈现浮雕高度达10毫米，并在黄金材质上呈现出7种纹理颜色的功勋奖章。

　　制作的过程非常顺利，但是工匠的执拗却让故事变得一波三折。在设计图纸中，奖章的背面要雕刻表彰大会的日期“1999年9月18日”。刘燕群在雕刻模具时，将其改为“1999.9”；此外，为了表现奖章的材质，按照国际惯例还在背面雕刻了“24K金”的字样。

　　当制作好的样品奖章被送到中南海时，“在场的很多部长都吓坏了，有会议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您也敢改？这是写进国务院会议纪要的内容，而且有着明确规定，怎么能擅自更改呢？’”王树文对于当时的情景感觉历历在目。“就这件事，先后四次叫我去开会。”

　　但是刘燕群对于自己的改动毫不动摇。“‘九一八事变’的日子是国家的耻辱，在我们国家至高荣誉的奖章上不能刻；而且每个奖章都是一斤重的纯金打造，只有写出24K才能让后人知道它的尊贵与荣耀。”王树文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迟迟得不到领导的批示，“此时距离表彰大会的召开已经很近了。”

　　工匠的坚持最终打动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他出面指示，这件事情，工匠们没有错误。样品通过，开始制作，表彰大会如期举行。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只制作了24枚，其中实发23枚，1枚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收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了解了奖章的制作过程后，对奖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无论是材质，还是工艺，这一奖章标志了中国徽章的最高水平。而制作中工匠们对毫厘的坚持，也正与中国“两弹一星”辉煌事业中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一脉相承。

　　如今，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俱往矣。敢于挑战困难的金属雕刻工匠们在最后与计算机的对垒中宣告失败。“今后市面上能看到的金属雕刻工艺品就都是电脑做的了。” 于2014年退休的刘燕群是这一领域里奋战到最后的工匠了。他认为电脑固然强大，但关键还离不开操作它的人，“如果操作的技术人员能具备一定美术知识，那电脑雕刻出的活儿就更无懈可击了。”至于师徒间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他也十分乐观，“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消失不了，消失的只是这项工艺，而这种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各行各业无处不在。”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