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亲人自杀之后……

　　一辆汽车疾驰而来，两名警察下了车。西格弗里德·霍尔施微笑地问自己是否犯了什么事。我们能先进来吗？您有个在维也纳生活的儿子吧？他们出示了奥地利的一份官方文件。西格弗里德读完后，知道自己必须告诉妻子一个噩耗。他艰难地走到沙发边，说出了“自杀”这个词，苏珊娜·费尔曼-霍尔施大声哭喊：他们的儿子，怎么可能？听到母亲的哭声，他们的女儿夏洛特走下楼梯。霍尔施一家的幸福生活从此画上了句号。

　　自杀带来的痛苦和压力

　　德国每52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每年共有约1万自杀致死者，多于交通事故、谋杀、毒品和艾滋病夺走的人命数量。

　　然而由于某些原因，这个话题很少被人们谈论：约250年前歌德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为情所困开枪自杀的情节曾引发大量青少年模仿，至今模仿自杀的现象仍被称为“维特效应”。一般认为，陷入绝望中的人若是看到自杀的描写或报道，会将之视为一条出路。因此，记者被要求不能详细描写自杀方法和地点，也不能美化自杀过程和动机——自杀很少是内心自由的表达，相反，它一般是精神疾病的悲剧收场或无路可走的绝望选择。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死者家属的痛苦都被忽略了。德国每年有6-8万人失去一个自杀的家人或密友，自杀者的熟人、邻居、同事和远亲也会为此感到悲伤。最近10年，这些人的总量多达约200万。

　　他们必须面对的这种死亡方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尸体还存放在法医处，可能已经面目全非，连见最后一面都不可能；负责调查的警察没收了遗书，用来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信箱里出现清洗铁路的账单，号称自己心灵受创的火车司机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保险公司办事员开始调查死者的私生活。

　　专家称自杀者家属的这种心理状态为“复杂的悲伤”，它持续多年，意味着失控感的不断累积：愤怒和惊讶，绝望和渴望，羞愧和罪过，受伤的爱，被出卖的友谊，对过去和自己的怀疑……

　　丈夫自杀后……

　　自杀事件总是会留下一个个谜团，死者家属常常寻找答案数年，其中很多都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家里有人自杀。

　　在德国南部的一个村庄，安娜（化名）将水杯放在客厅桌子上，她的姿势给人冷漠、疲惫的感觉，她的朋友莎拉（化名）坐在桌边，面色柔和，但眼周能看到大量皱纹，显然已经哭过。

　　她俩决定一起接受这次访谈，给予彼此支持。她们的丈夫分别在5年前和10年前自杀了。“如果社会对待这个主题的态度更加坦率，我们的压力会减轻很多，”莎拉说，“至少我能更快重获希望。”

　　“对，”安娜点了点头，“但是我们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她们不愿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只说了年龄：莎拉46岁，安娜52岁。两人都是教师，相识于一个互助组织中。德国最大的自杀者家属互助会Agus在50多个城市定期组织自杀者的家人会面。她们已经领导其中一个互助小组一段时间了，但是她们甚至不想公开这份名誉职位，因为她们担心其他人可能做出的反应：在孩子的面试中提及其父亲自杀行为的人事经理，或是宣称自杀者的妻子无法胜任教师职位的不满孩子分数的学生家长。

　　“我当然不能肯定地说一定会这样。”莎拉说，但是她记得丈夫自杀后她在村里感受到的冷眼看好戏的异样目光，“就好像我身上有了一个可怕的污点。”安娜紧接着说：“人们很快就会在脑海中上演各种戏码：怎么回事？为什么自杀？”

　　这些想象中充满了悲惨的失败和绝望，萦绕着流传几百年的传说、迷信和自杀者被认为是被魔鬼附体、背负滔天罪孽的宗教信条。人们相信自杀者的家庭出了问题，否则肯定有人注意到蛛丝马迹。直到1983年，天主教神父才有义务为自杀者主持葬礼。而且，长期以来很多欧洲国家的法律都将自杀等同于犯罪，自杀者被定义为“毫无动机地用危害社会的恶毒方式杀人的凶手”。

　　这些图像很少和现实相符，却大大加深了死者家人的痛苦。心理医生大卫·阿尔特豪斯说，自杀者的家人深受罪责的折磨，几乎所有人都在一段时间后滋生出自杀的渴望。专家称这种绝望状态为“追随死亡愿望”。阿尔特豪斯专攻“复杂悲伤”领域，和自杀者家属合著有《给我看你的伤口》一书。几乎所有自杀者家属都告诉他，他们有被社会孤立的感觉：面对周围人（至少表面）正常的生存状态，他们感觉有这样经历的自己非常绝望。

　　安娜说，很多自杀者家属余生都陷入痛苦中。“如果将来我有了孙子，他问起爷爷的死，我该怎么回答他们？”这位数学老师问道，“说你们的爷爷让‘家人共同奋斗’的家庭信条瞬间破灭？说我的爱也无法阻止他自杀？”

　　自杀消息传来的最初几周，她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些问题。她的3个儿子分别9岁、13岁和18岁，他们需要关心、温暖的三餐和洗净的球衣。孩子们知道，一名警察从森林中带来了父亲的死讯，他们亲眼看到另一名警察从家里的浴室带走父亲的牙刷，和找到的尸体做DNA比对。

　　而此时，这两个女人还要忍受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温馨家庭画面。在孩子的所有照片上都只能看到妈妈，不管是毕业时、生日时还是其他重要时刻。她们是如此渴望正常的生活，以至于有时会用幻想来欺骗自己一切都未曾改变。听到摩托车的声音，莎拉会以为她的丈夫回家了。安娜会在无眠的夜里和丈夫对话，他如同幽灵一样出现在她面前，她感觉自己离他如此之近。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和她一起生活了22年的丈夫却不见了。不久，邻居和熟人几乎不再提起他的名字，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忆起这样一个死者。安娜摆上他的照片，让家人怀念他，在五斗柜上放着的一张装裱照片旁点起一根蜡烛。然而正在努力适应没有父亲事实的儿子们，看到照片后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他如同一个祭坛一样立在那里，让人想起这个禁忌话题，也让一些朋友感到害怕。

　　儿子自杀后……

　　2015年4月的一个周六下午，霍尔施一家来到墓地。鸟啾啾而鸣，冬季终于过去，早春的空气宜人。西格弗里德说，每年万物复苏都能给他以安慰。坟墓上的鲜花间，站着一只用珠子制成的长颈鹿，来自南非的一座孤儿院，伊莱亚斯毕业后曾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一块细长的石头上镶嵌着一块铜板，上面刻着“爱永存”。而在水仙花间，一根羽毛插进土中。“有朋友来过这里了，”西格弗里德说，“真好。”

　　夫妻俩每天都来墓地，他们决定将之视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告诉自己必须试着习惯儿子的死。“如果我的孩子选择了自杀，我却只觉得死亡很可怕，我想我的心永远都无法获得安宁。”这位母亲这样说道。

　　不幸发生两天后，法医在维也纳退还了伊莱亚斯的尸体。当棺材抵达埃根费尔登的墓地时，这家人把椅子、桌布和蜡烛搬进停尸房，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和伊莱亚斯告别。他睡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木盒子里，盖着一床漂亮的缝制被，苏珊娜是一名布艺师，这是她亲手制作的。

　　夫妻俩总是很快就被奔涌而出的回忆所淹没：金发，充满好奇，喜欢看画册的两岁的伊莱亚斯；站在父亲至今仍在经营的农场上的幼儿园小朋友伊莱亚斯；穿着泳裤和橡胶长靴，想成为一名潜水员的小学生伊莱亚斯；玩打击乐，打网球，是绿党成员，为难民的权利游行的中学生伊莱亚斯。

　　还有生命最后一年的伊莱亚斯，中长卷发，像以往一样富有激情，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常常卷入激烈的辩论中，而且大部分时候都能获胜。从南非回来后，他和朋友一起去摩洛哥旅行，直到维也纳的大学开学。他学的是发展政策，一切都似乎非常合适。11月他22岁生日那天父母去看望他，他说他想念非洲的温暖。圣诞节时，他们又见了一面。伊莱亚斯和往常一样开玩笑，晚上和父亲喝酒闲聊。

　　尽管如此，苏珊娜还是看出了儿子的心事，因为他常常失眠，神情焦虑。她以为是考试压力：起初让他充满热情的大学学业，似乎给他带来了之前没想到的挑战。但父亲认为儿子终于长大了：伊莱亚斯复印了150页资料，为接下来的考试做准备。西格弗里德·霍尔施认为，一向顺利的儿子经受一些困难的磨砺，是非常有必要的。他曾对问他孩子状况的一个朋友说：“伊莱亚斯正在学国际发展，他很棒，我不需要担心他。”

　　但是圣诞假期结束4天后，他的儿子就死了。如果他是攀援的时候摔下来，或是在某个贫民窟考察时被枪击，他和妻子还更容易接受些。但是他自杀了，这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葬礼上来了700人，夫妻俩决定如同儿子还活着的时候一样举行这最后的狂欢：邀请很多朋友，放着音乐。

　　自杀前：被忽略的疾病信号

　　安娜和莎拉如今说，她们本应仔细观察这种死亡方式。“但那时的我做不到。”莎拉说。

　　她的丈夫是个善于驾驭语言的心理学家，比她年长15岁，有时会莫名其妙发脾气。他去世之后，她才发现那时的他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处于该病的狂躁阶段。他曾两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第二天恢复清醒和冷静后，他会说这是个“巨大的错误”，然后感谢她。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她说，“但是他随时可能离开我的事实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是如此危险，我只能尽可能推开他。”

　　如今她后悔没有请医生和她解释一下那些症状。她知道，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常常不愿意接受现实或排斥诊断出的病情程度。她俩在丈夫去世后都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参加会议，听演讲，在那些冰冷数字的帮助下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专家估计，德国每5分钟就有一个人试图自杀，其中大部分是女人。但自杀身亡的人中男性占比更高，这可能是因为，男人更倾向于选择需要更大体力的自杀方式，因此更容易致死。另一种解释认为，男人的社交关系更加简单，因此在实施自杀行为后更难被人及时发现，而且他们在有心理问题时更容易回避帮助。每50个死亡男人中就有一个是自杀的，80岁以上年龄段的比例最高。同时，自杀身亡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也在所有死亡方式中占比最高。

　　这些数据传递的信号是，自杀事件理论上可能发生在任何家庭中，尤其是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或是如同两位女教师的丈夫那样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德国约有400万人和这些带来沉重绝望、恐惧、毁灭性自我怀疑和焦虑不安的疾病抗争。它们常常是遗传性的，有些是幼年创伤性经历的结果。任何小事都可能导致发病：某个人的死亡、搬家、长期的压力甚至仅仅是正常的日常生活。

　　“最初我低估了我的丈夫承受的痛苦压力。”安娜说，“他觉得自己无法应付，但从不肯言明。”那时，他没能和自己垂死的父亲告别，他的母亲患上了痴呆症，最后他还失去了自己的经理职位。他越来越经常因小事发火，他的妻子却认为他是个坚强的成功人士，从没想过他会得抑郁症。如果他能早点得到帮助，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呢？

　　数据显示，及时治疗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自杀事件的发生。目前德国每天自杀的人数比起30年前已经减少了约20人（45%），德国最著名的自杀研究者之一乌尔里希·黑格尔认为带来这种进步的是诊断条件、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的改善。黑格尔是莱比锡大学校医院精神病学教授，负责德国抑郁救助基金会的项目，求助者可以在其主持的网络论坛中提问或是打电话咨询。常被卷入自杀事件的德国铁路公司也对预防措施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德国抗抑郁联盟也在莱比锡大学校医院设有办公室。这个由医生、教育专家、治疗师和其他社会职业代表提供帮助的网络，目前已经覆盖超过75个城市和地区。14年前覆盖到纽伦堡时，当地自杀死亡和未遂人数在12个月内下降了26%。

　　但取得这些进展的前提是，病人必须愿意长期接受治疗。很多病人追求独立自主，往往只要看似有所好转，就立即停止服药。从医学角度看，他们确实患有大脑疾病，但他们自己认为出问题的是他们的内心，不愿意将生命交给药片。此外，感受到他人质疑目光的精神病人很少向医生和治疗师求助，他们害怕被认为是疯子。去年3月那位患有抑郁症的飞机副驾驶让149人为他陪葬之后，精神病人的这种恐惧更是成倍增加。即使是定期接受治疗的病人也不一定会痊愈，严重的精神疾病就像恶性肿瘤一样，任何治疗都可能无效。

　　安娜的丈夫最后向家庭医生吐露出自杀的想法，但只在精神病诊所待了4天就出院了。他开始喜欢独处，但总是带着手机，这样家人可以及时定位到他。但安娜每天都在担心发生不幸：他给她看生命保险的文件，有几次她看到电脑屏幕上打开了一个介绍自杀方法的页面。她恳求他再去看个医生，他说没用。接下来几周是所谓的稳定期，病情似乎在稳步恢复，没有人知道他正是在那时下定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

　　难以回归正常生活

　　自从儿子死后，苏珊娜·费尔曼-霍尔施再也不用鲜艳的颜色制作布艺了，现在夫妻俩常常在森林中跑障碍赛。以前他们喜欢去大城市旅游，喜欢跳舞，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无法想象了。尤其是在失去儿子的第一年，他们一直在整理思绪，常常沉默长达几个小时，然后说几个小时话，思考当时忽略的线索和犯下的错误。假期中伊莱亚斯将保罗·科埃略（巴西作家，作品带有奇幻色彩）的书从架子上拿下来时，是不是就已经想着自杀了？读到书的标题《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时，他曾对他们说“我不会自杀”，是不是想借此打消他们的顾虑？他们该如何生活下去？

　　夫妻俩总是用言语交流自己的感受。她很幸运，有朋友为她做饭，并多次告诉他们：你们发生的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你们为伊莱亚斯付出了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关心和爱，受到伤害的程度可想而知。事情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镇上的牧师几乎每天都会上门。“你们家发生了这个世界上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这个蓄着胡子的男人说。他倾听他们的心情，给出建议。

　　有时两人也会追问公平正义：他们一直都正直本分地生活着啊！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是他们也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痛苦，为何他们就不该遭受？

　　葬礼3周后，苏珊娜回到了儿科诊所艺术治疗师的工作岗位，工作给她以支撑。下班之后，她就会想念伊莱亚斯，每天都会哭很久。第一次度假前，她将伊莱亚斯的一张照片和墓地的一些泥土、石头一起装进一个小小的玻璃外壳的木箱子中。她称之为“移动坟墓”，可以放进任何箱子。

　　农场主西格弗里德·霍尔施停工了3周，早上准备好咖啡，白天在沙发上度过，不时去趟墓地，常感到疲惫不堪。每当深夜电话响起时，他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但是和妻子不同，这种恐惧并没有打扰到他的睡眠。他知道他必须接受现实。

　　夏洛特·霍尔施最初却似乎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学校剧院演出、毕业考试、实习，一切都似乎很正常。后来她搬到慕尼黑上大学，也开始恋爱，却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再应付这曾经得心应手的生活，开始总是失眠，早上常常呕吐。

　　夏洛特小心地观察着父母。“那时我其实不想活了，”她后来说，“但是我知道我们家不能再出事了。”一位治疗师帮助她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夏洛特仍然好几个月都不想回到离墓地很近的父母家。

　　伊莱亚斯去世那天，夫妻俩去了维也纳，苏珊娜将鲜花插进铁轨边的土地中。他们已经分别55和58岁了，每个生日他们都会想起，他们的心头肉已经不在了。每次过生日时，夏洛特都试图忘掉哥哥不再打来电话的事实。

　　葬礼结束6周时，夏洛特在学校的戏剧节上演了个主角，儿子去世后夫妻俩第一次坐进了剧院——他们更愿意待在家里，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不想迷失在悲伤中，就必须回归这个小城的日常生活。

　　幸运的是，伊莱亚斯留了一封信，信里写着他为何会变成这样：他觉得他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他的自我形象已经崩塌了，他已经无法容忍生活；谁都没有错，都不该受到批评，无论是他最好的父母，还是最好的家庭。

　　葬礼结束后，西格弗里德带着这封信和儿子过去几个月的电子邮件咨询了一位心理治疗师。据统计，三分之一的自杀者都和伊莱亚斯一样没有及时就诊，而在死后通过“心理学尸检”发现病情。医生认为伊莱亚斯患有抑郁症。

　　想到儿子最后的日子，西格弗里德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年轻的男人，他试图在写字桌边学习，但生命中第一次感觉完全无法做到。一夜无眠后，他觉得自己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了。他收拾好房间，写好遗书，也给舍友留了消息，然后在下午3点奔赴死亡之旅。

　　自助交流

　　两位教师想为自杀者的家人组织会面活动，并提供长达4周的住处。“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家人自杀后，你不会变成不被这个社会接受的怪人，”莎拉说，“你能回到正常生活中去。而和有相同命运的人交流，就是最好的方式。”

　　每年10月的周末都有约200名自杀者家属聚在菲希特尔山中的一个乡村旅馆中。安娜表示，通过观察其他人，她发现，时间虽然不能治愈所有伤口，但可以让痛苦不再处于中心位置，“重点在于和生命的阴影共舞。”

　　一年前，她和儿子们搬家了。到目前为止，新家还没有挂丈夫的照片，她还在寻找正确的纪念方式：她想让孩子们在想起父亲时内心能够充满爱，但是他们也应该知道父亲的生活并不是榜样。她说，这种平衡也许是最难的。

　　在埃根费尔登，苏珊娜·费尔曼-霍尔施这几周正在为新展览准备布艺作品。把材料放在缝纫机下时，她常常和儿子进行内心的对话：他想要什么颜色，绿色还是灰色？儿子曾经的房间现在已经被用作客房了，从维也纳运来的箱子也被放进了地下室，他的西装和衬衣被母亲和自己的衣服一起放进了衣柜，她喜欢随时回忆。

　　夏洛特已经22岁了，到了她的哥哥去世时的年龄，刚刚上交了学士论文。她是个苗条的长发女人，喜欢慢跑和写短篇小说。哥哥的死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她微笑着说：“对我而言，家人比以往更重要。我很珍惜从我指缝间溜走的平淡无奇的每一天。一日无事，这就很好。”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提姆·卡提亚/文 连雨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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