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脸日记

　　帕特里克·哈德森现在的脸原本不属于自己。7个月前，那张脸还属于另外一个人。

　　现在，这张脸还不属于任何人。它被冷冻保存着，即将被运输到另外一家医院。这张脸的主人是一个两天前被宣布脑死亡的人，他是一位26岁的自行车工程师，来自布鲁克林。而接受这张脸的人是一个密西西比的消防员，现年48岁。他在14年前的一场大火中，面部被严重烧伤。这张脸，平淡无奇，上面还带着很多原主人的印记：一团乱乱的金发，耳朵上打着耳洞，头上还有一个做开颅手术时留下的勾形疤痕。一位外科医生戴着手套，把手伸到漂着淡淡血色的保护液里，揉捏着这张脸，挤干它上面的最后一点血液。然后他把这张脸提到照相机前面，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这张脸被提起来的时候，又变得饱满了。这张脸看上去已经不太像那个自行车工程师了，它的上额头更短，双颊更加丰满，双唇在微笑的时候，会变成新月形。这张脸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一小时后覆盖到那个消防员的脸上了。

　　帕特里克·哈德森

　　2001年9月5日，密西西比州，塞纳托比亚阳光明媚。大街上平静如常，店老板帕特里克·哈德森午饭时见到消防部门的调度员，还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有火情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啊！”那时候，27岁的哈德森做志愿消防员已经7年了。他跟其他30名志愿者是同学，他们在弱冠之年，一起报名成为了志愿消防员。

　　哈德森腰带上的寻呼机在凌晨一点突然响起了警报，哈德森从他居住的街道里，几分钟时间就能跑到消防站。只有最先到达的几个人才能够坐上消防车，去参与救火。哈德森说：“每个人都想参与救火行动，然后跟人家吹牛，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完成英雄之举。”志愿消防员们来到了起火的移动房屋，烈焰滔天。“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火。”布里奇·科尔说道。他也是志愿消防员，与哈德森的一位表亲结了婚。

　　消防车就停在移动房屋的外面，一个男人在门口的花园里一直尖叫，不停地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间里。哈德森和另外3名消防员进入了房屋，屋顶已经开始坍塌。他们什么都没找到，哈德森一行人又退回了屋外。然后他盯准了一扇窗户，又爬进了这栋着火的房屋。

　　几分钟后，领队高喊着命令消防员撤出房屋。屋顶已经开始坍塌，落到哈德森的头上和肩上。哈德森跪倒在地。他感觉到自己的面罩快要被烧融化了，他扯掉了面罩，屏住呼吸，紧闭双眼。这让他的肺和视力得以保全。最终他还是硬撑着回到了窗户边，被其他消防员救出。

　　哈德森面部被严重烧伤，另一名消防员灭掉了他身上的火，科尔抓着他，让医护人员把输液管插进他胳膊里。当时科尔都没认出来这个被烧伤的人。“他的脸上冒着烟，血肉已经融化了。”科尔回忆道。

　　就在那时，被声称困在屋里的女人，出现在了马路边上。当天晚上，她去附近的河边钓鱼去了。

　　戴维·罗德布

　　2001年9月，戴维·罗德布12岁，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他一心想成为熟练的滑板、滑雪、越野自行车选手。他可以骑越野车完成一个后空翻。20岁那年，他宣布自己将要搬到纽约。母亲南希·米勒和父亲格雷格·罗德波夫都知道自己管不住他。“我从来不约束他，”米勒说，“在救护车接他走之前叫我就行了。”

　　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

　　2001年9月，34岁的爱德华多·罗德里格斯医生已经走到了医学学习生涯的第9年。他是古巴移民的后裔，在迈阿密长大，像所有第一代美国移民一样，他有一个梦想：“我要挣钱、养家，成为一名技术人才。”然后，他踏上了成为牙医的旅程。1994年，他在布朗克斯一家医院里实习，协助医生做口腔和颌面修复术时，手术的负责人亚瑟·阿达摩医生把他叫到身边，并告诉他：“你的水平比这里绝大多数医生更好。甚至高过我。”16年后，罗德里格斯37岁时，已经是一名出类拔萃的整形外科医生了，在外科整形手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2013年，罗德里格斯成为了纽约大学医学中心主任，组织了一个面部移植手术组。他们所做的面部移植手术（包括术前准备和术后恢复）的总开销可能超过100万美元。他的医生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练习从尸体上取下完整的面部皮肤。“我们必须熟练到在梦中也能完成这个工作。”他说。

　　罗德里格斯又瘦又高，身高接近一米九。自信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傲慢。“我计划好的事，就要把它做成。”他说。罗德里格斯在纽约大学上任一年后，他觉得，他的团队能够完成一项比以往所有手术更复杂的手术。2012年，他认识了哈德森。“帕特里克就是那个理想的病人。”现在，他们就差一张面部皮肤了。

　　哈德森

　　在那场大火之前的照片里，哈德森有一副快乐、谦逊的面容。他的脸蛋很圆，蓝眼睛，金色的卷发搭在前额。他的表达能力不错，这也让他成了一个不错的商人。26岁时，他购买了一套住房，20英亩大，4间卧室。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克里斯以及3个孩子一起生活——两个人各自从之前的婚姻里带来一个，然后又生了一个。“我计划40岁时退休。”他说。

　　在大火之后的第63天，哈德森从当地医院回到了家里。他身上缠满了绷带，眼睛也被绷带遮住了。“他回来的时候就像个木乃伊一样。”克里斯说道。

　　结婚才两年，克里斯就成了他的专职护士，喂他吃饭，给他洗澡。“他情绪非常不稳定，消沉、愤怒。我很理解他。”克里斯说。他有时经常离家出走几英里远，克里斯只好打电话给他原来的志愿消防员朋友去把他找回来。

　　12年中，哈德森一共接受了71次手术。医生从他的大腿上切下皮肤，移植到他的头部。“慢慢的，他的脑袋看上去像是一个脑袋了。”克里斯说。外科医生采用骨整合种植技术在他头部的一侧植入了金属钩，来支持助听器。然后，医生把他口腔内的皮肤向外翻出一点，来做成嘴的形状。但是，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还是他的眼睛。他没有眼皮来保护自己的角膜。医生在他眼皮的位置塑造了一块锥形的皮肤，看上去就像是蜥蜴的眼睛。这块皮肤稍微能保护一下眼睛了，不过哈德森还是没办法眨眼。晚上，他总是用手指捏住眼皮来闭上眼睛，但是他睡不了多久。这反而是件好事，因为他经常梦到自己仍然身处那场大火之中。

　　罗德布

　　罗德布身高一米八左右，他也有一双蓝眼睛，头发留到了肩膀上。照片里，他的脸有点长，有点卡通。他很健谈。“他的一生都是故事。”布莱恩·格鲁克说道。格鲁克是布鲁克林的一位店老板，他的店叫“红灯笼”，既卖自行车，也卖饮品。罗德布经常说他会开赛车，或者穿着滑雪板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很多人都怀疑他是在吹牛。

　　格鲁克回想起了雇佣他的那一天。罗德布骑着他的越野自行车来到店里，都没下车。“他汗流浃背，连一件上衣都没穿。”格鲁克说道。罗德布傲慢地问道：“听说你需要一个自行车机械师？”然后他流利地陈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格鲁克雇佣了他，每小时付他15美元。这足够他交房租了。

　　哈德森

　　哈德森说，从事故发生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就戛然而止了。那些日子里，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个残疾人。“我只是有些不同而已。”他坚持道，“从今往后，我的人生就要重新开始啦。”他和克里斯又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在2003年，一个在2004年。这两个孩子都是意外怀孕，不过被夫妻二人全心接纳。“这两个孩子是他的小福星。”克里斯说，“两个孩子接受他的本来面目，无条件地爱着他。”当哈德森啪地取下自己的假体耳朵，然后说：“我听不见你说话啦！”孩子们总是被逗得哈哈大笑，孩子们还去问他们的朋友：“你爸爸能做这件事吗？”

　　2003年，哈德森继续做他的轮胎生意，他和一个合伙人开了一家新店。“尽管他面部被烧伤，但生意却一度非常红火。”他的雇员特拉维斯·麦克唐纳说。哈德森盖了一栋7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他卖掉了原来的房子，然后和家人一同搬进了这间房子。“空间大得我们根本就用不完。”克里斯说，“他想要证明，无论发生了什么，他都能照顾好这个家。”

　　在局外人眼里，哈德森的人生似乎又回归正轨了。但是他的好朋友都看得到他生活里灰暗的一面。他一年差不多要接受7次手术，这让他经常没法上班，而且让他饱受疼痛的折磨。“他肯定会对止疼药上瘾的，”他的朋友吉米·尼尔说道，“没有这些药他就活不下去。”“羟考酮变成了家常便饭，”麦克唐纳说，“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上瘾了。”他的痛苦，朋友们都看在眼里。“我对止疼药上瘾的问题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判断力了。”哈德森说道。“他没办法再做生意了，”麦克唐纳说，“他已经自顾不暇了。”处方到达时限后，他想了别的办法来买止疼药。他甚至还因为伪造处方和拒付支票被捕过。

　　哈德森的人生急转直下。2007年，他宣布破产，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我一直在努力，但是没办法，”他说，“我感觉自己还是失败了。”

　　第二年，在10年的婚姻生活之后，他和克里斯离婚了。哈德森对孩子享有共同监护权，但是，当孩子们离开家去学校后，他就闲下来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普通人根本感受不到消磨时间对我来说多么艰难。我每天都度日如年。”糟糕的是，因为没有眼睑，他的视力一直在衰退，后来甚至不能开车了。“我已经40岁了，竟然还需要我妈妈开车载我，”他说，“我现在还年轻，但已经失去了一切。”

　　他在2012年遇见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医生说，可以为他移植眼皮，来解决这个让他无比痛苦的问题。但是罗德里格斯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为他换一张新的脸。有头皮，耳朵，鼻子，嘴唇。每一样他在大火中失去的都将重新拥有。“我要让你回归正常人的生活。”罗德里格斯做出了承诺。

　　但是哈德森必须先通过纽约大学的医学评估。这意味着他必须解决自己的麻醉药上瘾问题。罗德里格斯让哈德森承诺，不再从其他医生那里获得麻醉药，不然就不能进行手术。

　　罗德里格斯警告哈德森说，手术只有50%的成功率。这是有史以来最艰巨的面部移植手术。“我们必须去除你原来的面部皮肤，直到骨骼暴露出来，”罗德里格斯解释说，“一旦失败，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你很有可能失去生命，现在只有背水一战。”

　　哈德森的孩子被吓坏了。“他们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克里斯说，“孩子们爱他的本来面目，对孩子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哈德森已经经历太多痛苦了。“街上的小孩子看到我被吓得不停地尖叫，逃跑，这感觉生不如死。”

　　罗德布

　　2015年7月22日，星期三。罗德布本来要去见萨斯吉亚，他的新女朋友。两天前他被解雇了，因为他经常旷工。“你技术不错，但是太不守规矩了。”格鲁克告诉他。那天晚上是他最后一次值班，他和另外一个同事一直待到9点，然后一起小酌了两杯。

　　午夜，罗德布骑着自行车往家走，在自行车道上高速逆行，他经常如此。这时一个行人突然出现，罗德布撞上了他，从自行车上飞了起来，头部着地。那天他没有带头盔。

　　医生把罗德布推进急诊室，打开他的颅骨，释放里面因出血产生的压力。一周后，他从昏迷中醒来，因为喉咙中插着管子，他没法讲话，但是他还能书写：“我爱这个姑娘。”他把写有这句话的纸递给了一个护士，那是他第一次对萨斯吉亚说出这句话。

　　苏醒3天后，他的情绪变得不安起来。他颅内还有另一处出血，医生移除了他的一部分小脑，希望能减轻肿胀。然后他又陷入了昏迷，这一次，他没能醒来。8月12日，他被宣布脑死亡了。

　　罗德里格斯

　　一天中午，罗德里格斯打电话告诉哈德森，他找到了一个可能匹配的移植对象。“我觉得这次相当有希望。”他说。然后他让哈德森赶上第二天头班飞机飞来医院。

　　哈德森之前被叫到过纽约一次，曾经有一个拉美裔人的面部皮肤可能和他匹配，他发色很深，皮肤是深棕色。本来罗德里格斯，这个古巴裔美国人反对给他移植一张不同种族的皮肤，但是哈德森不在意这些。可是在最后一刻，捐赠者的家属反悔了。然后又有一个女性的面部皮肤可能与哈德森匹配。睾丸酮能让它长出胡子来，但是哈德森却不同意。终于，最佳的匹配者来了，那就是罗德布。

　　8月14日早上7点半，罗德布被宣布脑死亡后的第二天。手术开始了。罗德里格斯首先小心地把罗德布半英尺厚的皮肤剥离下来。他从耳朵后面开始，然后是鼻子。手术先要去除多余组织，但是保留神经、肌肉、颈动脉和静脉。最困难的工作是移植眼皮。在此之前，罗德里格斯已经在自己的大脑里演习了无数次。他从内部着手，从骨槽中剪断线状肌，把罗德布的皮肤取下，花了整整12个小时。

　　在第二间手术室，另外一个医生团队开始剥离哈德森的面部皮肤，切下来的皮肤全都被丢进了医疗废物垃圾箱里面。“现在这张脸已经不带任何个人色彩了，”罗德里格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张最原始的面庞。”哈德森脸上唯一的人类特征，就是他那蓝色的瞳孔。“这次必须成功！”罗德里格斯反复对自己说。

　　罗德里格斯把罗德布的面部皮肤铺在哈德森脸上，他小心翼翼地摆好面颊和下巴的皮肤，用螺丝和金属片固定好鼻子的位置，来保持面部皮肤的完整。他把两条感觉神经贴在哈德森的唇部，连接到新的面部皮肤上。那里的表情变化是整张脸上最丰富的，其他部分的神经会自己再生。最后，理想状况下，哈德森的脸会恢复知觉。瘢痕组织会把哈德森的肌肉组织和罗德布的肌肉组织连接在一起，让哈德森能微笑，能皱眉。

　　一切按部就班，罗德里格斯正打算把罗德布的颈内静脉缝合到哈德森身上。突然发现哈德森的静脉尺寸要大一些。缝合失败了，哈德森在几分钟内大量失血。罗德里格斯立刻夹紧颈外动脉，阻止血液继续向脸部流动。然后他改变了策略，不再直接缝合两根静脉，而是在一根静脉的一端切一个小口，来改变缝合处的大小，然后再把另一根静脉缝合上去。30分钟后，他松开了颈动脉夹，让血液重新流进哈德森的面部。苍白的面部又有血色了。他轻刺了一下哈德森的嘴唇，嘴唇流血了。这是个好迹象。

　　现在，这张脸属于哈德森了。不过好像暂时还不太听使唤。整张脸开始肿胀，不过这也在预料之中。几分钟后，整张脸肿胀到了原先的两倍。“这张脸看上去就像是打了15场拳击的运动员。”罗德里格斯说。

　　整场手术持续了26小时才宣告结束。技术上来说，这场移植手术大获成功，不过罗德里格斯还是不确定移植的面部是否会被哈德森吸收。“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3天后，肿胀有所缓解。“我能看见他的眼皮有轻微的活动。”罗德里格斯说，这正是他所期待的迹象。

　　哈德森

　　术后两周，当我在医院采访哈德森的时候，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他被烧伤的脸满是伤痕，毛发全无，看上去像是70岁。而现在看上去就像是20多岁，正是罗德布的年纪，也是哈德森受伤时的年纪。他的脸仍然又肿又圆，嘴和面颊都没法动，所以完全看不出他的表情，猜不到他的心情。

　　他轻轻地敲打自己的耳朵，现在耳朵上的知觉还不是很灵敏，舌头也不灵活。颈部血管的手术让他舌头的功能有所减退。他说话的声音也很模糊，好像是来自他身体的深处，就像在表演腹语。哈德森已经没耐心了。他还能再开口讲话吗？罗德里格斯向他保证，他的恢复速度已经超过预期了。“微笑。”他说。哈德森的皮肤缓缓地移动了，罗德里格斯还想看到他更进一步的表现。“微笑。”他又重复了一遍。“我笑了啊。”哈德森说。

　　哈德森的余生都要服用免疫抑制药物。“即使是这样，”罗德里格斯说，“排斥反应还是会出现，只是时间早晚。”他预计，接受面部移植手术的患者，每30人里面就有3到5人在出现排斥反应后死亡。一旦哈德森发生了排斥反应，医生只能给他使用最大剂量的免疫抑制药物和类固醇，然后就听天由命了。与此同时，哈德森的面颊和额头仍然承受着疼痛。这种疼痛会持续下去。考虑到他过去对麻醉药上瘾的经历，医生小心地控制着羟考酮的用量。“我能忍受现在的疼痛。”哈德森向我保证。

　　哈德森术后的下一步，就是让家人接受自己。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在术后第9周，他在病房里拥抱了自己的孩子。他那新移植的眼皮下涌出了泪水。

　　“无论这次移植在医学上是多么大的奇迹，对孩子来说，都不容易接受。”克里斯说，“他们必须接受父亲戴着别人的面庞。”他最小的孩子抚摸着他的头发。“每次我看到这张脸的时候，我都努力去记住他，当我下一次看见这张脸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父亲。”他的一个儿子说。

　　哈德森花了很长时间思考。思考他看上去怎么样，思考他自己究竟是谁。那张被烧伤的脸对于他来说像是一个标志。那个标志可能比现在这张脸更好。一天，他从医院出来，走了几个街区，没有任何人盯着他看，没有任何人对他指指点点。当他把这些告诉罗德里格斯时，他的眼角泛着泪水。

　　罗德布的母亲说，她想见一见这位戴着她儿子面庞的陌生人。好像只要这样，就能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一样。但是，他的儿子已经离世很久了。我给萨斯吉亚看了哈德森的照片，她已经认不出来她曾经的爱人的脸庞。这张脸已经适应了哈德森脸部骨骼的外形。哈德森不想谈论罗德布，现在，这张脸属于他。这张脸上胡须的颜色和肤色都和哈德森原来的别无二致，仿佛生来如此。“这张脸就是我的。”他说。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史蒂夫·费舍曼/文 小月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