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自杀：我们想如何死亡？

　　近年来，协助自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议：在痛苦的人生最后阶段，让亲朋或医生帮助自己结束生命，究竟是维护了生命的尊严，还是蔑视了生命的可贵？在生死的问题上，人究竟能自主决定到何种程度？怎样的人生就是值得活的，什么是有尊严的死亡，什么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应该允许一个人帮助他人自杀吗？

　　2015年7月，德国议会就协助自杀主题进行了讨论。共有4份议案摆在议院的桌子上：最严厉的一份要求完全禁止协助自杀，最自由的一份明确要求允许协助自杀组织的存在。据调查，德国人中支持协助自杀合法化的占多数，但大部分议员则表现得更加谨慎保守。《明镜周刊》杂志记者和9位议员就这个主题进行了私人会谈，记录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故事，以及他们的看法主张。他们中的有些人曾陪伴朋友或父母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有些曾作为医生或护工直面过死亡，还有些自身就是个病人。11月6日，联邦议院作出决议，禁止协助自杀商业行为，但允许家人实施协助自杀。

　　议案1

　　协助自杀行为不该被判刑，除非它是一种商业行为，具有重复性，这意味着协助自杀联合会等组织以及多次实施协助自杀的医生的存在被禁止。亲密家属的协助自杀行为应该继续被允许。

　　议案2

　　应该明确规定医生可以帮助生命垂危或疼痛难忍的病人自杀，无需更改《刑法》，该规定应该出现在《民法》中。亲密家属应该继续保持协助自杀的权利。

　　议案3

　　煽动和协助自杀的行为将来应被判处最高6年监禁，医生或亲密家属也不例外。这样，德国发生的任何协助自杀行为均被禁止。

　　议案4

　　应一个有责任能力成年人的愿望实施的协助自杀行为应该免受刑罚，但在那之前，想自杀的人必须接受咨询。这意味着，不仅家属和医生，协助自杀联合会也可以实施协助自杀，但必须遵守规定的条件，例如该组织不允许盈利。

　　卡尔·劳特尔巴赫，52岁

　　社民党，医生，健康经济学家，支持议案2

　　大部分人都在晚上死亡。在我还是个医学专业的学生时，曾目睹很多人死去。那时我在一家小医院的急救室中值夜班，照顾垂死者很费精力，为了不影响医院的日常工作，医院一般会增派一位医学生做这件事，那个人常常就是我。

　　医生之间有些禁忌话题。当病人和死亡较劲，明显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医生常常会使用超高剂量的止痛剂，而这往往会加速病人死亡。我经常观察到这一现象，它的发生简简单单悄无声息，医生们也从不会谈论它。我甚至不确定，他们在这样做之前是否征求过病人同意。我常常想起一些案例，怀疑它们是否合法、正确，那时将吗啡的剂量调得太高的现象并不是个例，如今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和很多年轻医生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可以通过最优预防措施或完美治疗控制每一种重病。但事实是，很多癌症病人最后都变得非常绝望，有些人被说服接受只会加重他们痛苦的无意义治疗。即便我们能够做到让所有病人都不必接受无意义治疗，都有个体面的人生最后阶段，仍有人希望接受协助自杀。肿瘤非常残酷，有些恶性肿瘤带来的痛苦令人无法忍受。每个医生都知道这一点。

　　对我来说，协助自杀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绝症病人应该在自己信任的医生的帮助下，有尊严、无痛苦地步入死亡。还没有人请我协助自杀，我也很少思考过自己的死亡方式。我想我希望能够保持健康、毫无征兆地突然死亡，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矛盾。长年重病和有些死亡方式，是我肯定不想经历的。

　　卡萝拉·莱希曼，47岁

　　社民党，生物工艺学家，支持议案2

　　我的父亲患有癌症，一种堵住了胆总管的罕见肿瘤让他痛苦不已，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他的病不可能痊愈了。我们多次在家谈论“想如何死亡”这个话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讨论“无论如何都不想如何死亡”。我的父亲不想忍受疼痛，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此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

　　去年夏天，我的父亲必须定期去医院治疗，认识了很多接受化疗的病人。输液时，他们有很多聊天的时间。这些男人之前从未谋面，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论死亡，讲述他们能想到的自己生命的终结方式。

　　姑息医疗当然是一种方法，但是它有局限性。有些情况下，疼痛是无法容忍的，而这让人恐惧。那些病人尝试了所有可能性。那所医院靠近荷兰边境，他们常常说：“那我干脆去荷兰好了。”荷兰允许协助自杀，但是对医生有严格规定。病人们也知道，不可能直接跑到那边去死，他们只是需要这种想法作为一个释放口和一种逃避方式。实际上，就我所知，没有人真的去那边申请协助自杀。

　　病人们公开讨论能否加速死亡，但没人敢和自己的主治医生直接提这事。他们不想让医生陷入两难困境。生命垂危的病人不敢和医生交谈，因为他们知道让医生提供帮助可能会违反相关法律，我觉得这让人受不了。如果可以坦诚交流，会给很多病人安心感，也能避免很多自杀的悲剧。

　　9月，我的父亲去世了。电话打来说他情况很糟糕，我很快赶回了家。医生想再给他做个手术，他拒绝了。我们都知道他有个遗愿，并决定尊重他的愿望。他想要一个草地墓，这也是我们之前就说好的。尽管很悲伤，但我们仍然认为应该更多地谈论生死问题。

　　卡特琳·福格勒，51岁

　　左派党，商人，支持议案1

　　对于我临终时的样子，我已经知道大约20年了。20年前我得知自己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右臂渐渐不能动弹。我在康复医院住了6周，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怎样，因为我看到了其他病人：有些人坐在轮椅中，大部分人都依赖他人看护。

　　是的，我可能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是必须请求别人帮助，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们不会宁愿一个病人快点死去的世界。

　　在协助自杀的讨论中，有个时刻令我永难忘怀。一个议员同事说，她年老时不想让别人帮自己擦屁股。那时我站起来告诉所有人我病了。我说：“我很高兴，我生活在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不会认为他无权获得帮助的社会中。”我还说：“我们必须让病人知道，如果他们想继续生活下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们的生命和其他人的一样有价值。”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我患有多发性硬化症，这也不关任何人的事，但是这位女同事的话好像是说依赖别人帮助的人就是二等公民。我对她说：“如果将来有人照顾我，帮我擦屁股，我会很高兴。我希望他擦屁股的方式，能让我俩都维护自己的尊严。”

　　哈拉尔德·特尔佩，60岁

　　绿党，医生，支持议案1

　　读中学时，我就已经开始在医院工作了。上午我在学校上课，下午或晚上则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校医院照顾病人，常常一直照顾到他们去世。我很自豪做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那时我看到不少人的死亡过程，而医生反而常常看不到。

　　死亡并不总是可怕的。死亡过程对亲属比对死者本人而言更难承受，垂死者反而需要担心那些仍然活着的人。我们必须学会对垂死者放手，亲属必须了解，接受这一命运是他们作为人的一项义务。

　　2014年秋，我在家照顾母亲，陪伴她直到她离开人世。在她还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讨论死亡这个话题。母亲说：“如果我病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针，让我解脱。”我反驳她说：“你要对自己的死亡责任，不能如此轻易地转交这份责任。”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求别人协助你自杀，就相当于让他担了一份重大的责任。而这种责任的转移似乎让协助自杀变得特别富有吸引力：如果协助自杀实施者不是家属，而是医生或协助自杀联合会，病人就可以说，他没有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后来我的母亲得了肿瘤疾病。她接受了化疗，之后过了几年有质量的生活。但是肿瘤复发后，她决定不再接受治疗，而这不可避免会导致死亡，我们又开始了关于生死的讨论。

　　面对自己母亲的死亡愿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问她：“你到底想怎样？需要我给你一杯毒药吗？”“不！”她说，“我不想那样，你就不能给我一针吗？”

　　很多人都像她一样希望接受主动安乐死（指主动为病人结束生命，例如通过注射方式；被动安乐死是停止疗程，例如除去病人的维生系统或让病人停止服药，使其自然死亡。德国禁止主动安乐死），但是不敢说出来。他们知道，这不可行。

　　听到我的否定回答，母亲很绝望。“那我该怎么死呢？”她问。最初我假装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但是不久就不能这样了。于是我给了她一个建议，她可以如何自然死亡。同时，我向她允诺，和她一起走完这段路程。她变得越来越需要照顾，我把她从医院接回了家，亲戚、朋友都来看望她，做出了很多安排，例如如何处理她养的植物，还为主治医生准备了礼物。

　　最后，她成了自己生命的主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没有很痛苦，因为死亡过程相对短暂。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情况都是如此。很多人都想突然死亡，例如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我的父亲就是在一瞬间死的，但我相信他宁愿好好和自己的人生告个别。

　　我想和我的母亲一样死去，我觉得有始无终不好。和人生中很多事情一样，我们也要参与自己死亡的过程。

　　安通·霍夫莱特尔，45岁

　　绿党，生物学家，支持议案4

　　有些事情在生物学家看来也不例外。例如，目前的讨论和自然界中的“自然死亡”关系不大。在自然界中，没有药物，没有治疗仪器，没有人需要长期忍受惨无人道的痛苦，自然界中的生命常常出人意料地突然结束。

　　以前我常到各地旅游。一次我来到玻利维亚的一个峡谷，那时那里还没有对游客开放，只有我一个人。一个石头滚落，我随之倒向深渊，一道荆棘将我挂在了山崖上，那之后我用了45分钟才停止颤抖。我至今仍然时常想起那一天。

　　人和所有其他生物有本质的不同：他知道他活着，也知道他一定会死，同时他还和所有其他生物一样，想努力存活下来，因此对死亡的思考才如此让他不堪忍受。

　　我不相信天堂，我相信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如果我们能自己决定我们想如何生活，为何不能决定我们想如何死亡呢？

　　帕特里克·森斯布尔格，44岁

　　基民盟，法学家，支持议案3

　　有些人总是盯着他们手上的生命线，想知道他们能否长寿，或是什么时候可能得什么病。我从来不会这样做。我刚满44岁，喜欢运动，努力保持健康，并认为除此之外，一切都该听从上帝的安排。该发生的都会发生，我不会一直思考我将如何死去。

　　但是我难以接受某个医生给我注射死亡制剂。突然有一天，在床头柜上放上毒药被看成善意的帮助——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如果可以选择协助自杀，在病床边长期陪伴一位病人，直到他最后说“我很高兴你在我身边”的任务会变得更加艰难。

　　我很害怕有一天，老年人觉得自己成为了负担，我的父母也常说：孩子，我们老的时候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几乎所有父母都这样说。但是老年人不可能真的到了某天就有义务说：差不多了，去叫医生，给我打针吧。也不可能有人说：爷爷，你不觉得现在是时候死了吗？

　　我们不能用法律来规定所有事情，作为政治家我们也不能对“何为不可忍受的痛苦”设定标准，不能规定何时可以允许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死亡。我们想彻底禁止协助自杀，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价值决定。

　　格雷戈尔·吉斯，67岁

　　左派党，法学家，支持议案4

　　我的母亲总说：“一位医生帮助我出生，那么就该有另一位医生帮助我死亡。”她认为，病危和痛苦的人有权要求协助自杀，她无法接受那么多老年人得不到这种帮助的事实。

　　我试图找到理由反驳这种观点：如果有人对老年人的决定施加了影响呢？对我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排除虐待现象？我不想听到有人说：我不想活下去了，因为我只是别人的负担。因此一定要禁止医生和护士先提出这个话题，而只能是病人先提。

　　但是当我对母亲说：“如果老人是受其他人影响才有了自杀的想法呢？”她只是笑了笑说：“没人能影响我。”这是真的，她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我觉得我的母亲是对的：应该允许医生协助自杀，但是只有在忍受痛苦煎熬的病人在被劝说不要自杀后却仍然坚持己见的前提下。我的母亲最终没有选择协助自杀，后来也没再说过“我不想活了”这样的话。她并没有感受到巨大的痛苦，这得归功于我的姐姐尽心尽力地护理她。

　　另外我认为，人还能凭借意志力来影响自己的死亡时间。某个周三，姐姐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亲爱的姆妈可能要离开人世了。”那时还在希腊度假的我说：“你必须和她说，不能在周五之前去世，我得赶回去。”这位“姆妈”是我们小时候的保姆，就像我的第二个妈妈。于是她一直等着我，周五我坐在了她的床边，第二天她就去世了。

　　佩特拉·希特，54岁

　　左派党，经济学家，支持议案4

　　我的父亲浑身是病。他患有癌症和老年痴呆症，有心血管疾病，脊背也出了问题，最后还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他以前是名手工匠，一个幽默而活泼好动的家伙，可以修理沉重的水泵。然而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

　　我的父母生活在柏林一栋高楼的18层，整座城市都匍匐在他们脚下，而父亲的疾病将他封锁在了那里。到最后，他几乎整天都离不开妻子的照顾。我的母亲为他做饭，擦身，带他上厕所。有段时间，他开始每晚醒十几二十次，如同鬼魂一样在房间里游荡，最后她不得不把他送进了他一辈子都不愿意去的地方：疗养院。

　　然后悲剧就开始了。

　　他曾有个业余爱好——吃东西，以前一日三餐都能吃得精光，正餐之间还要吃蛋糕。在疗养院中，我的父亲很快就停止吃东西了。我们最初没注意到，直到他连药都不吃了。那时我们还以为一切都会好转，但是不久我对母亲说：“妈妈，我想他做了个清醒的决定。”

　　那时他已经不总是神志清醒了。有时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他的工地上，修理他的水泵，就连在幻想中他也不想吃喝。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了解死亡过程，那时就知道他没有几天日子了。我们试着说服他，把食物和饮料放在他面前，但他仍然几乎什么都不吃。他选择了自杀。

　　我希望父亲不要遭这最后几天的罪，但我不能杀死他，尽管他请求过我。我想，应该存在能够帮助像他那样绝望的人的可能性，并且不只是通过家属或医生。

　　我的母亲永难忘记这一幕：父亲在去世前几天站在疗养院中自己房间的门框里。母亲问：“你怎么了，库尔特？”父亲将前臂靠在门框上，额头放在手臂上说：“我厌倦这一切，不想继续下去了。”

　　我父亲的例子不适合任何一个议案，他没有出现任何危及生命的病症，他只是不想像这样生活下去了。我的父亲曾是一个快乐的人，死去的时候却非常不快乐。

　　沃尔夫冈·波斯巴赫，63岁

　　基民盟，律师，支持议案1

　　我患有癌症。很遗憾，手术和那之后的放疗都没有收到应有的疗效，3年来我一直在接受一项减缓癌细胞生长速度的治疗。我试图不去多想自己患有的疾病和它的症状，但是当医生向我解释“波斯巴赫先生，很抱歉您的PSA值又上升了，我们可能很快就要考虑换疗法”时，乐天的我也难免开始瞎想。

　　当我读到或听到“当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时，我就不想活下去了”这样的句子时，我总是很吃惊。一位姑息治疗师曾和我说，很多病人在自己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表示，如果他们患上某些疾病，绝不会接受延长生命的治疗。但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时，除了极少数个例，绝大部分人都还是想继续活下去。

　　我从未这样说过。我怎么知道何时就该放弃生命？也许我拥有别人没有的幸运呢？当我自己不能做决定时，我的家人可以为我做决定。我想，是陪伴一个深爱的人度过最艰难的最后几小时，还是从协助自杀中发展出一种商业模式，区别非常大。我一直都这样认为，包括我还不知道自己会患癌时。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克里斯提安娜·霍夫曼、科尔内莉亚·施梅尔加尔等/文 李立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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