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还乡体”文章颇为流行。似乎在每一次返乡之后，都会有不少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用文字来记录回乡的观察和感受，在网上引发广泛的共鸣。
读这样的文字，最大的感受，还不是文中所写的事实是否真实（一位东北籍记者因为没有回家，所写的故乡故事遭受广泛质疑），而是我们普遍不得不用普通话文体来谈论故乡。在这样的叙述中，故乡事实上已经消失在语言中。故乡的独特体验与记忆，声音、味道、物事、美食，甚至问候与告别，都和一个地方的方言息息相关。
当我们回到故乡，捡起久违的方言，过去跨越时空款款而来，抵达当下的内心，我们才会感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独特而深刻的联系。但是，当我们付诸文字，我们却必须使用那种在异地才使用的普通话。我们的生活，已经“普通化”了。我们知道何为礼貌，何为时尚，何为未来，我们会用电视和报纸上的语言来思考。一个东北人，与一位河南人，在南方的一个城市成为同事，他们必然会相互同化。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是从50-80年代，收效并不大。在80年代的文学中，有不少被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品中，还在使用大量的方言。不少学校的墙壁上，刷着“请用简化字，请讲普通话”的标语，这说明，普通话是一种要靠强调才会被注意到的语言。
但是90年代以来，大量的农村人涌向城市，人们从故乡涌向异地，从踏上异乡的那一刻起，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模仿起了央视新闻的腔调。一个几乎同步的进程是，都市类媒体起步并流行起来，报纸上的叙述语言，让异乡人感到温暖，他们投入普通话的怀抱，没有一丝羞涩。
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同质化进程。语言的同质化，决定了思维方式和认识世界方式的同质化，人们前所未有地成为一个“共同体”。可以说，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想的大团结，如今已成为现实。故乡，在各类登记表上，最终将等同于“籍贯”，它变成一个符号，变成一个需要向子孙后代讲述的“他者”。
故乡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本质上是属于农业社会的。古代，只有读书人和少量的商人，才有机会离开故土。商人出去赚钱，然后就会回来，修建大宅子，他们的内心，是没有离开的。只有文人，才算真正的离开，他们前去帝都朝圣（考试），考取功名后，就有机会到外地做官，他们的思乡病泛滥起来，写下大量有关故乡的诗歌。诗人的语言，当然是精英使用的书面语，也算是古代的“官话”。这样的精英虽然不多，但却垄断了话语权。他们塑造出了“故乡”在中国文化中的神圣性。
鲁迅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故乡”正在衰败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很好地表达这种感觉的人。如今流行的各种“怀乡体”，还没有一篇能够超越鲁迅的《故乡》。小说中的“我”，离开家乡到北京打拼，回来时发现故乡已衰败不堪，而自己也终将离去——如今很多写故乡的文章，内在结构依然如此。
不同的是，《故乡》中仍有不少方言的痕迹，那些动物、植物，在教材中都必须加上注释，才能让外地的学生看个明白。如今的返乡记，却不需要再做什么注释了。从这个角度看，鲁迅的乡愁，比现在更浓烈，而我们，多半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
如果说乡愁是一种病，那如今的人们，离治愈已经不远了。等到我们的子孙长大，可能就有抗体了吧。
张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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