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诞生源于自己的管理学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念大发展的前夜。中国企业陆续登上国际舞台的今天，一些“中国模式”引发世界各地的关注和学习。但从落后的学习者、追赶者，变成超越追赶的领先者，中国管理学还需要有特定的与此发展情景相结合的现代理论凝炼。

　　眼下似乎正是中国商学院的最好时代！全社会对于经济建设的昂扬热情，已经支撑商学教育走过了一段持续二十几年的加速向上曲线，进入了“理性需求”崛起的“有节制增长”的新常态。从成熟的行业精英到新兴的创业阶层，庞大而广泛的求知群体在源源不断地发展成长；与此同时，众多急于扩展版图的国际顶尖商学院，也早已把吸引中国学子、和中国院校建立合作项目列为“必修课”。

　　但仍有一个问题至今无法解开：在中国企业陆续登上国际舞台的今天，一些“中国模式”开始引发世界各地的关注和学习，但中国的商学教育却还没有达到相应的国际认可高度，至今尚未诞生所谓的“管理学大师”。显然，管理学的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并不只是和发展速度及发展阶段相关，虽然情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管理理论的普世价值则是真正的检验标准。从一个落后的模仿者、学习者、追赶者，变成一个超越追赶的领先者，中国管理学的进步需要赶上企业的步伐，将特定情境与发展阶段既相结合，又有超越中国情景的理论凝炼。

　　管理教育在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快速奔跑，模仿、学习、追赶，乃至超越，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重大转变，基于农业文明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亦经历着颠覆、变革、重塑。源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管理学在中国亦经历着传播、应用、质疑、修补、适应和创新。

　　站在共同的起跑线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兴起后，社会对跨职能管理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以项目制为基本运行模式。即，以任务为目标，由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和管理职能的人组合在一起开展团队式工作。由此，对于管理者和领导人的要求，就由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的专业职能型人才转向跨功能的复合型人才。

　　企业需要越来越多能担当跨职能跨组织跨领域管理大任的创新性人才，而传统的商学院却依旧采用单一功能的方式教育学生，于是就造成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巨大脱节。当然，更为深层次的影响是来势汹汹的科技革命浪潮，它正在对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构建起来的全球商学教育体系发起冲击：不仅是在线教学平台正在瓦解传统教育的物理围墙，在空前碎片化和快节奏的时代面前，传统知识和现实应用场景的脱节正在加剧，师生关系亦正经历着反转突变。

　　因此，如何为今天的商业世界培育精英人才，商学院教育范式的转变至关重要，这也成为了全球商学院所必须共同解决的难题，它们面临着资源和结构上的改革。

　　MBA教育在中国25年，EMBA教育14年，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但当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时，却又会引起“事与愿违”的可能。近期教育部要求对EMBA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的措施就值得商榷。像这样整齐划一的做法貌似公正，却有违市场经济规律下的高端人才培养规律。显然破坏了商学院之间原有的多样化竞争的生态系统。

　　其实，从过去过于宽松的EMBA招生方式和培养标准，甚至个别扭曲教育理念的“权贵俱乐部”、“追逐规模和利润”的不良运作，到现在要求一刀切式的全国统考，中国的EMBA教育一直伴随着争议。在培养提升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中国商学院在高级培训和EMBA教育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中国并不缺乏以“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为己任的商学院。不能简单化地把“好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目前反映出的问题是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的不完善、在进步的初级阶段中所发生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目前源于中国的管理理论之缺失所导致的“管理教育理念缺位”所带来的迷惘，致使中国商学院和教育机构的社会价值还未被足够认知和重视，应有的作用也没有好好发挥出来。

　　我曾给企业家下过这样的定义：那是一群超出现有的能力去实现梦想的人。按照现有的资源和能力去做事情的是职业经理人，而非企业家。显然，若实施全国统考，企业家学员受到的影响会最大，中国商学院提升企业家实现梦想的创造力、领导力等方面的努力将受到严重打击，引领中国企业发展的这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接受高端教育而得以提升的战略需求就会扭曲。其副作用之一，就是中国企业家的高端教育又一次拱手让给海外机构，引导企业家的管理理论亦会又一次屈从于西方，源于中国企业实践的管理学之发展进程亦会失去其重要的土壤和传播主阵地，进而失去其战略主动权。

　　情境与超越情景

　　伴随着“权贵俱乐部”、“限读令”，有关商学院“从教育出发、回归理性”的呼声，正在业界和学界不断高涨。无论这是否将给商学院带来历史性震荡，现在却已经给管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其实，中国社会从来不乏激情。我们不缺乏抱着实业救国思想的学生，也不缺乏致力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的教育者，亦不缺乏扎根中国企业实践作长期深入科学研究的学者。但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诞生所谓的“管理学大师”，为什么？缺乏科学理性的理论架构，缺乏源于中国情景，又能超越中国情景的理论建设是关键之一。

　　过去的中国管理理论，典型的如基于“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取材于“儒、道、释”中的片言只语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往往停留在经验的总结和应用。它们成为企业家们口口相传的经商之道，却因人而异，缺乏普遍真理。

　　大量被供奉的、经不起推敲的所谓“企业家语录”，在一定程度上更强化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和西方人眼中的落后者形象，也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更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虽然，今天中国有很多企业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些“中国模式”案例也在被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教育机构所关注和学习，但是中国商学院的管理教育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中国也还没有诞生所谓的管理学大师。

　　管理学的发展，并非只与成长速度有关，而是和情境有更密切的相关。源于发达国家的很多管理理论，就是在长期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发展而来的，与中国情境还是有很大差异。

　　中国企业如何从一个落后的学习者、追赶者，变成一个超越追赶的领先者，亟需与特定的情境与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理论指引。但目前，基于中国情景的研究尚未达到让理论瓜熟蒂落的地步。但是，眼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大发展的前夜。三四十年前，日本的崛起，即伴随着相应企业管理理论的崛起，如：“丰田生产模式”、“Z理论”、“精益制造管理”等等。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已经进入到了运用先进科学原理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凝炼提升的阶段。待到源于中国的管理理论形成和成熟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就有了更多的理性指引，甚至影响世界。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以中国企业的进化和快速崛起为基础，中国学者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源于中国，基于“中国情景”，而又超越“中国情景”的管理理论正在崛起并影响世界。

　　“商办商学院”是大趋势

　　与原有商学院改革发展同步出现的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开始自己办学。与以往企业办以培养内部员工和干部的企业内训大学不同，阿里巴巴的湖畔大学和京东的众创学院等等，都面向社会招收学员。这种新出现的“商办商学院”模式将会是全球趋势在中国的快速蔓延。

　　企业办学与公立学校教育有所不同，公立学校的教育由全社会的理想和责任驱动，企业办学往往最初是为企业自己培养量身定制的人才。其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具备社会理性和有社会责任的人才，这就是为什么教育事业需要独立于某个利益方的非盈利第三方来完成的原因。而由于原有计划体制所存在的弊端，高等教育机构的僵化并与需求脱节等问题严重，企业从实际出发，创办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学校，就是对这种刻板体制提出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更应看到的是，它们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更是一支走在管理学发展前沿的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如今企业或组织所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动态性和碎片性也越来越强，社会和企业界对于人才的综合性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企业创办的商学院若想为社会培养一流人才、并走向国际，就一定要从企业及企业家自身利益中独立出来，由教育家来管理和运作，而不是一直受企业和企业家的控制，更不是将当下成功的企业家们当作“偶像”和“神”来膜拜。

　　湖畔大学不仅为企业自身培养人才，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人才。如果真想让湖畔大学成为一流的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就应该让真正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思想的人去管理和运作。如瑞士IMD、西班牙IE那些“商办商学院”的成功就是这样，运用现代大学制度从根本上摆脱主办企业的功利性和局限性。湖畔大学为中国的商学教育领域带来了新鲜活力，同时也提供了一面镜子。相信随着中国企业的崛起，以企业家们的独到见解，会有更多的“商办商学院”在中国崛起。

　　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处于原有规则和价值观体系被打破，新价值观和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的阶段。管理学的发展和进步需要一大批具有批判能力的管理学者的深入研究，也需要一大批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管理水平的商学院经营者和管理者，更需要国家层面的进一步改革开放。相信以中国同仁的智慧和努力，一定会涌现出一批影响世界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大师来。

　　附文：

　　湖畔大学

　　2015年1月26日，由马云、冯根生、郭广昌等共同发起创办，坐落于杭州西湖鹆鹄湾附近。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在杭州启动湖畔大学项目，8人成为首批校董会成员。第一任校长将由马云担任。湖畔大学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旨在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目标学员主要为创业者。

　　文/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