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是否已到“拐点”

　　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相比发达国家动辄80%、90%的城镇化率，中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还远未结束

　　近日，一组数据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来看，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比如，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相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为981.65万，减少了14.77万。上海市流动人口的减少，引发了近年来上海的首次常住人口负增长。

　　而最近统计部门公布的一些数据，更引发了对人口流动的种种猜想。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显示，全国人户分离者2.94亿，其中流动人口2.47亿，比国家统计局在《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的数据减少近600万。

　　如果数据准确的话，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流动人口减少的现象。

　　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流动人口的“拐点”，真的到来了吗？

　　中国的人口流动远未结束

　　从全国数据来看，流动人口减少的结论有待商榷。

　　通常，数据的准确性需要从数据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一致性两方面来评价。

　　严格来说，2015年与2014年的数据不能进行简单对比。

　　数据变化趋势应当具有连贯性。2010~2014年，流动人口年均增长高达800万，而2015年突然出现负增长态势，在没有出现重大社会经济事件、自然灾害或政策调整的情况下，这一转变是不成立的。

　　从数据的外部一致性来看，农民工规模、经济增长率、工业产值增长率、城镇化率、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等人口或经济指标均不能支持流动人口减少的结论。

　　此外，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大型普查数据对往年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调整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不必着急下结论。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减少或增速减缓，是地方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基本思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地方政府面临空前的人口疏解压力，完成人口疏解任务的程度，已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工作考核指标。

　　为此，地方政府设置了人口调控指标，并主要以搬迁大型企业和批发市场、拆除违章建筑、清理群租房等方式疏解人口，政策效果也立竿见影。

　　不过，这些局部措施所带来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反映总体的、内在的人口变化趋势。

　　事实上，流动人口规模增速近年来确在放缓，但若论流动人口的拐点到来还为时过早。

　　2000～2005年、2005～2010年的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7.57%和8.49%。2010～2015年，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下降为2.21%，这主要是受人口形势与经济形势的影响。但中国城镇化率才刚刚超过50%，相比发达国家动辄80%、90%的城镇化率，中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还远未结束。

　　越来越大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不是中国特有，人口的大都市化是世界潮流。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14》指出，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均显著增加，超大城市的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全球已经有28个超大城市，数量比1990年翻了三番，超大城市居住了4.53亿人口，占全球城市人口的12%。根据预测，到2030年，超大城市的数量将增长到41个。

　　人口向大都市集中是社会分工深度发展、人口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人口、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密集有利于产业分化，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技术创新，生产效率提高，这就是产业聚集的规模效应。而且，这种规模效应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同样体现在居民生活、政府管理、社会化服务等方方面面。因此，人类不仅倾向于从农村迁往城市，也倾向于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规模越来越大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如果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很容易超出现有技术条件下的资源、环境容量，城市管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也会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从而导致交通拥挤、地价上升、环境污染等后果。这种情形下，人们又开始有回归郊区来重新寻找生活质量的冲动，城市人口增速因此减缓，甚至出现人口郊区化。

　　随着技术的革新、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管理方式的进步和住宅形态的变动，待城市空间秩序又建立起新的平衡，城市人口会再次稳定增长。

　　东京、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均经历过人口发展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

　　三大因素影响人口流动

　　影响人口流动的三大因素分别是人口变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变革。当前的中国，这三大因素均面临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对人口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生育率已经下降，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口流动始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释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减缓和农村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经历“刘易斯拐点”，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速随之减缓。当前，中国人口政策正在经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生育率有回调的可能性，但这无法扭转人口结构转变的根本趋势。

　　经济因素将从三个方面影响人口流动的态势。第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带来重大影响；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第三，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出现端倪，国内制造业正在进行“雁阵”模式的转移，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移转的趋势，这将影响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

　　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陆续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为实现这一目标，将采取两个手段：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对大中城市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在传统户籍制度下，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措施成了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压抑了部分农民安居城市的意愿。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力度将可能显著影响人口流动的意愿和流向。

　　人口流动新版图

　　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未来人口流动的新版图将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一是特大城市主动扩散，对周边城市形成流动人口分流和辐射态势。特大城市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能量高度集聚的场所，其所汇集和辐射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达到极大的规模，并由此产生相应的集聚效应或规模效益。一方面，特大城市不可避免地将面临空间狭小、环境恶化等问题，在土地承载力和土地价格的制约下，一部分城市功能不得不向外围地带扩散，逐渐形成强劲的再分布态势；另一方面，特大城市正在主动疏解人口、产业、功能等，这些将使得周边城市或区域直接获益。未来，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将逐渐扩大到周边城市或区域，形成更大范围的都市圈流入中心。

　　二是三大城市群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依然强劲，并呈现进一步连绵化的趋势。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为中心的地区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这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四成，目前吸纳了一半以上的总流动人口和八成的跨省流动人口。未来，这些地区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将继续保持对流动人口的较强吸纳能力。与此同时，山东半岛、福建沿海和辽宁中南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增长也十分迅速，未来将与原有的三大城市群连绵成片，并进一步强化成流动人口集中的沿海城市带。

　　三是流动人口分布的“多元”格局初现，中西部城市群将成为新兴人口流入中心。近年来，随着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多个国家级城市群规划的相继出台，中西部城市群成为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数据显示，以重庆、成都领衔的中西部城市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吸引流动人口的作用，2000~2010年，在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排序中，重庆上升4位，成都上升13位，武汉、郑州、西安、长沙、合肥等中部和内陆城市吸纳的流动人口数量和比例大幅增长，排位显著提升。未来，中西部城市群将崛起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在产业集群发展和吸纳人口集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得人才者得天下

　　随着特大城市落户政策的收紧和人口流动的普遍化，流动人口不再只是人们印象中的打工妹和建筑民工的形象，高收入、高文化水平、高技能的流动人口已经是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比例上升到15.04%，比2000年增长了8个百分点，其中6.02％的流动人口拥有大学本科学历，比2000年增长了6个百分点。

　　在全国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争夺高端人才正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法宝。

　　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实施各自的积分落户指标体系，其中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社保缴纳年限等成为主要加分项，尽管指标各具导向、落户难度不一，但主旨都是吸引城市亟需的高端人才。

　　在城市人才争夺日趋激烈的情形下，资金补贴仍然不是取胜关键，留住人才还需要能发挥才智的平台与机遇，城市需要有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透明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全球化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化的舒适生活环境。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杨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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