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直播，怎么才能用得好

　　2016年7月以来，天津、深圳、青岛、南京、潍坊等多地尝试对部分执法过程进行网络直播，如山东潍坊市交警直播夜查执法、河南郑州城管直播街头执法等。

　　执法直播怎样保障被执法者的正当隐私权、怎样避免选择性直播？这些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

　　更迫切的是用好执法记录仪

　　余超（一线刑警）

　　理论上，所有执法过程都需要摄像，执法者对于执法过程有自证清白的义务。摄像对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双方而言，不仅是监督，也是保护。但直播不一定合适。对警方来说，我认为更迫切的是用好执法记录仪。

　　以刑警为例，我们从出警一下车就要把执法记录仪打开，记录整个执法过程——勘查现场、询问当事人和证人，抓捕嫌疑人，直到将嫌疑人带进讯问室。由于讯问室里有专门的视频监控，直到那时执法记录仪才能关闭。

　　对于这样的视频证据，检察院有时会要求警方出示，案件涉及的亲属也有权查，但其他人则无权查看。

　　警方的工作为什么不适合公开？一是会暴露侦查手段和方法，可能会使得试图犯罪者的反侦查能力增强。二是涉及保密行动，因为直播而泄露了执法时间、地点等信息，会严重影响抓捕效果。重特大犯罪现场的血腥场面更不适合直播，即便是定时定点“扫黄打非”抓嫖行动，“踹门”进去后的场景也不适合直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直播可能导致证人受到报复伤害。

　　公众对各类执法过程比较好奇，媒体的监督强度也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有的执法机构难免会为直播而直播。我个人认为，与其这样搞直播的形式，还不如踏踏实实地用好执法记录仪。目前的执法记录仪视野很窄，无法固定，画面有时录不全，如何改进这些不足，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

　　当然，也有适合网络直播的，比如交警。交警的工作过程通过网络直播放出去，本质上就是交通安全的普法教育课，这个可以推广。

　　直播过程可能是“秀”，但执法结果绝不是

　　刘慧慧（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直播执法让公众仿佛“身临其境”，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真实感、参与感、期待感。直播公开执法过程，一方面，有利于充分满足受众知情权，增加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使民众及时、充分“知情”，有助于提高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直播执法能帮助执法部门在违法事件处置中更好地进行社会动员，引导社会舆论，争取民众对事件处置的支持。

　　如庭审直播曾被热议一样，任何监督方式的设计都会有利有弊，执法直播也如此。

　　首先，选择性直播，可能使民众心生反感。其次，执法者在语言、行为上早于被执法者做好了准备，被执法者比如违法商户则会略显被动，容易引发不可预知的现场突发状况，甚至导致流血冲突事件。因此，直播行动一般都存在这样一个难点：如不告知被执法者，容易引起执法过程中的质疑和不安；如提前告知，又很难保证执法效果。

　　对于执法直播，目前并无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是否直播，如何直播，由各地执法机关自行试验。由于执法工作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保密性、突发性等特点，执法直播要做到像庭审直播一样局面可控，真的很难。

　　事实上，公众希望看见的执法直播，要像自己手中的遥控器一样“想看什么点什么”。基于此，我建议各地执法机构可以考虑进行预设话题的直播。群众最关注对哪类行为的执法强度，就可以预设此类话题去准备直播。直播的执法过程可能是“秀”，但是，执法结果绝对不是“秀”，而是实在的法律运用。因此，仅仅看见直播执法过程还不够，还需要有对执法结果的跟踪报道。

　　实现社会问题综合治理的“药引子”

　　张志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目前，执法直播大多应用在交通执法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其之所以被网民热捧，关键在于直播能够让网民更加了解相关部门的执法流程和执法水平。政府部门主动直播，主动塑造政府的公众形象，接受广大网友的监管，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通过直播，网民将以中立角色较为公正地评判执法行为，因此敢于进行网络直播的部门，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执法直播作为一种借助社会媒体的社会综治手段，应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必须明确，直播是手段不是目的，不在于表面的作秀。

　　“有理”，即依法行政，直播之前应当做好法律咨询和风险评估。

　　“有利”，关键在于通过直播能够引发公众思考，以此促进社会治理的整体提升。例如占路摆摊，仅靠执法部门单方面作为远远不够，需要商户的自我约束和同业商会的内部管制，还需要公众监督的加强。

　　“有节”，指直播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直播首先应提示被执行对象整个执法过程是通过网络直播的；其次应对被执行对象的相关个人信息作适当保护，以防被网络暴力所侵犯。

　　从实效上看，某些地方交管部门多次网络直播严查酒驾，酒驾并没有因此大量减少，因为这是个长期治理的过程，过度偏重政府单向度的推进，效果并不太好。执法直播终究是一种信息化的执法手段，只能作为实现社会问题综合治理的“药引子”，其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引发长效治理机制的产生。

　　可在更多领域探索直播可能性

　　杨小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

　　有的地方推行执法直播，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增强执法部门执法公信力，回应由于内容不全引发的公众对其执法公信力的怀疑。如城管执法时老百姓看到的只是结果，用网络直播的好处是还能看到当事人是怎么违规的。这是直播的公关功能。

　　二是用直播方式获取执法证据，这对行政机关是一种保护。如遇到当事人对抗，全面记录执法过程，对执法机关而言，多了一份公众更能接受的证据材料。这是直播的法律功能。

　　上述两个功能，重要的是法律功能，有证据公关才是行之有效的。这就要求，直播视频必须全面，要体现前因后果，不能选择性地只播被执法者的过错。

　　执法机关的执法现场，法律上有个名词叫“场所”，如生产经营销售仓储展销的场所，行政机关是有权随时进行监督检查的，因为事关公共利益。在场所内执法，法律并没有规定执法机关执法前要提前告知被执法者，因此不存在侵犯肖像权和隐私权的问题。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应当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将来在其他领域也可以探索执法直播，如税务、安监、质检、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公众对这些领域的执法非常关心。至于直播过程中涉及到的商业秘密等信息，可以用打马赛克等方法进行技术处理。

　　再比如钉子户等问题，如果作一些直播的尝试，可能有利于公众作出更理性的判断，推动征地拆迁活动的规范化。我认为，让网络直播作为解决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一个手段，将会对中国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