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乌托邦的迷思

　　晚清时期的“乌托邦想象”，呈现于天马行空的科幻小说，也呈现于如《新法螺先生传》那样的宇宙遨游，甚至呈现于如《女娲石》那样聚集了女科学家和女革命家的“女性乌托邦”，但其基本格调依旧充满了“感时忧国”的民族国家情结，并没有真正拥抱人类情怀和共同价值。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不得不在满世界流亡，然而他的乌托邦想象，则超越了家国的界限，走进了全人类的视野中。

　　早在1902年，康有为就完成了他的乌托邦理论著作──《大同书》，不过在他去世之前都没有完整地出版过，直到1935年，他去世八年后才出版发行。经历了整整一个多世纪，当我们重新阅读《大同书》，似乎明白了他当时为何不肯出版，因为他的许多主张都太“超前”、太“先锋”了，一般人很难接受。今天我们虽处于全球化时代，也未必能全盘接受康有为的去“九界”：国界、级界、种界、家界、形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在我看来，最难以理解、最受争议的，恐怕还是“去家界”吧。他有一章关于破除婚姻的论述：“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择，情志相合，乃立合约，名曰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盖男女既皆平等独立，则其好约如两国之和约，无轻重高下之殊。若稍有高下，即为半主，即为附庸，不得以合约名矣……男女合约当有期限，不得为终身之约……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欢好者许其续约。”这样一来，男女似乎达到平等独立，男女的情欲似乎可以达到最大的自由，而且因为有他所设计的“公养制”，老人及其孩子都有公共设施去供养，所以无论男女都不再受到家庭的任何羁绊。应当说，这样的大同想象很了不起，它有力地冲击中国根深蒂固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至今仍不失其进步的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乌托邦”，忽略的恰恰是私人空间，是复杂的人性、人情和人伦，表面上似乎男女平等了，可是还是得女性来生育孩子，而女人天性中的“母性”在公养制中该处于什么位置，他似乎没有考虑进去。所以，其大胆的冥思中其实也包含了迷思。

　　扎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西方的两部乌托邦文学作品，都以“私人空间”来质疑虚假的大同世界。在《我们》的大同社会里，男女的情欲也是极其自由的，没有婚姻，每个人只需要事先登记，在“性交日”就可以跟自己心仪的对象发生性关系，爱情和性欲也被组织化和数字化了，“号民对任一号民都如对性商品一般享有权利”。而在《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世界中，婚姻和家庭一样被取消了，无论男女，只要互相有性吸引力，就可以自由地交配，但是他们都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表面上看，男女情欲在这些乌托邦的世界中，似乎达到了最大的自由，但是这种情欲自由是建立在“同一性”和统一化的制度上的，而当任何人想自由地享受当母亲的权利，或是妻子的权利，或是丈夫的权利，那都成了“异端”。淳朴和真挚的爱情，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生死相随的爱情，在那样一个理性化和机械化的世界中，居然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男女情欲的极大自由其实是建立在极大不自由的基础上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所有关于乌托邦的想象中，最难以纳入“大同世界”的，恐怕就是男女之间的情和欲了。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和性欲，每一个婚姻和家庭，每一个人的爱恨情仇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私人空间”，永远都无法被统一化和规则化，或是公有化。两性乌托邦中的极大自由，恐怕只能用《美丽新世界》中的“索麻”──“快乐的迷药”来维持。吃下索麻，人们就可以永远地快乐，就不需要感受任何痛苦和挣扎，然而反讽的是，这种快乐和美好是虚假的，人们一旦离开了“索麻”，幸福感马上就荡然无存。男女两性的关系，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写不尽、道不尽的不光有幸福，还有痛苦，不光有和谐，还有争吵和厮斗。所以，关于两性乌托邦的设计，既离不开对自由和平等的正义社会的追求，又离不开对人的自然性和人伦常理的尊重；而康有为的“去家界”抛弃人伦常理，未必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大同”。“乌托邦”本是国家想象，但又涉及社会，而社会又涉及家庭与两性。两性乌托邦的观点虽然有助于社会解放，但也不能免于陷入困境。所以，我并不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只致力于当下妇女一点一滴的“解放”，为女性的基本权利作一声一响、一笔一画的实实在在的吶喊与呼唤。

　　刘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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