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阅读与文化软实力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博士提出了后来享誉世界的重要概念——“软实力”（Soft Power）。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软实力”成为冷战后世界范围内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按照他的界定，“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论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由于文化吸引力在“软实力”的作用发挥中具有重大影响，由其所衍生的、中国大陆使用频率更高的词汇——文化软实力——也就应运而生。

　　2013年12月，约瑟夫·奈教授在中国大师趋势论坛发表了题为“软实力，改变世界的原动力”的主题演讲，他重申了自己一贯的观点：“一国真正的强大，不仅取决于硬实力，更取决于软实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次演讲中特别强调，—国的软实力表现在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它的来源归根到底是一国民众的整体素质。

　　显而易见，国民素质和国民阅读有着极高的关联度。要勾连起国民阅读与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联系，我们只需要画出如下这样一张关系图：

　　国民阅读——国民素质——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而言之，一个人的整体素质与他个人的涵养和修为有着莫大的关系，既来自于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来自于他独处时的闲暇时光。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阅读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是一个人涵养和修为的蓄水池。抽掉了阅读，学校教育死去大半，家庭教育半死不活，个人的闲暇时光也将黯然失色。对于一国而言，不阅读的公民越多，这个国家的未来就越没有希望。正如有学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阅读与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然而，目前我国的国民阅读状况非常不容乐观，这从每年发布的国民阅读报告中就可见一斑。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曾刊文指出，中国国民的阅读率已连续多年下跌，如此低的阅读率实在是与中国文化大国的称号不相称。在此，外媒十分敏锐地捕捉到国民阅读和国家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其间的中枢与核心便是国民素质，这一点似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相称。的确，近年来关于国人种种低素质的报道不绝于耳，从埃及卢克索神像上出现“到此一游”字样，到北京颐和园外墙游客集体小便，再到飞泰国的航班上出现中国游客殴打空姐等事件，林林总总的负面新闻远远越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空间，更超出了一个现代公民的行为底线。

　　近年来，我们更多地在谈创新，谈改革，谈建功立业，谈重大突破……但输入和输出是一对辩证关系，我们应该同样关注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和写作、批判性思考、文化和教育生态、民间智库等重大主题，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去培育文化软实力的土壤，因为这绝非一日之功。就阅读而言，一个社会中的作者和读者也是相互涵养和塑造的关系。我们总是在感慨这是一个大师远去的时代，却鲜有人关心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修养。事实上，大师也是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孕育而出的，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公民的整体素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大师。换言之，在一大群庸众之中，突然冒出一个大师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若干年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有什么样的副刊，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说的是从《法兰克福汇报》（FAZ）的副刊去看德国中产阶级的修养和品味。这个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每天都有三四个全版和两个半版，内容涵盖评论、创作、文化消息等，其中评论占到三分之二，包括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戏剧评论（舞台剧、歌剧）、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的社会批评，可见其广阔的视野和不俗的品味，绝非充斥街头书报亭的普通报刊所能比拟。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一份“曲高和寡”的大块头副刊，何以能生存和发展呢？一如龙应台在文中的疑问：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突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致品位的市场？事实上，推动这份副刊发展的是团队中的三十三位编辑（十五位博士）、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但真正托底的是德国四十万的文化精英阶层。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虽然只占总人数的二百分之一，但他们是德国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是整体德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和中坚力量。因此，副刊的水准和品味实际上引领了整个德国社会的风向标，也可视为德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从副刊的文学编辑保罗·英根代（Paul Ingendaay）的一席话中窥见一斑：

　　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越是在快速变化的喧嚣时代，越要有沉静的品格，越要坚守不变和经典的东西。从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副刊，到英美大学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再到日本妈妈的家庭教育，如此种种，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当然，理念的背后是人才，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缺少的。以我们十三亿的人口规模，如果有六七百万这样的高水准、高品位的精英群体，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将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成色，我们的创造力和创新水平也能比肩德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顾过去的一百年，人类文明的进步或许比过去一千年的总和还要多，而我们这个星球上发生的创新故事几乎都与阅读有着不解之缘。阅读和书籍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更是创新的源泉。正如李总理清醒指出的：“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与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这两种力量正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得以提升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和终极力量。

　　1900年，年轻的爱因斯坦从苏黎世联邦工学院（ETH Zürich）毕业即失业，他一度沦落到以做家教的形式来艰难谋生的境地。1902年，瑞士伯尔尼的报纸上，以这样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第一次出现了爱因斯坦的名字，像极了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提供数学物理详尽家教

　　对象：大中学生

　　老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TH科技专业师范硕士

　　正义巷32号，二楼。

　　每小时三法郎，试听免费。

　　在这之前，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但他还是个默默无名之辈。注意到这条广告的，只有两个大学生——学哲学的索洛文和学数学的哈比希特，由于志趣相投，三人聊的十分投机，而使授课变成了长时间的探讨和共同学习，三个人开玩笑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Olympia Academy of Sciences），爱因斯坦被任命为“院长”；而看似巧合的是，奠定他一生成就的黄金岁月就此展开。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非正式组织看似自由、散漫，却有着严肃的交谈和广博的内涵。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系列基于经典阅读之上的学术沙龙，这比较接近于如今研究生教育中的seminar（研讨会），但“奥林匹亚科学院”的这三个年轻人所讨论的深度、广度、频度和自由度却远在seminar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爱因斯坦心中最理想的大学，以至于爱翁在风烛残年之际还写下了动人的颂词《敬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其中写道：“在你的生气勃勃的短暂生涯中，你曾以孩子般的喜悦，在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中寻找乐趣。……我永远忠诚于你，热爱你，直到学术生命的最后一刻！”

　　毫无疑问，研讨总是基于深读。“科学院”的指定阅读书目涵盖了哲学、科学、文学在内的广阔领域，诸如休谟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马赫（Ernst Mach）的《感觉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和《力学史评》（the Science of Mechanics）、斯宾诺莎（B.Spinoza）的《伦理学》（The Ethics）、庞加莱（Jules H. Poincare）的《科学与假设》（Science and hypothesi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igone）、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等。三年多的时间里，三个年轻人经常为某一页、某一句话而争论，这种争论往往持续到深夜，甚至一连几天。

　　在此期间，爱因斯坦基本掌握了黎曼几何，从马赫的理论中洞察到牛顿绝对时空观是一种概念畸形，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感受到了宇宙背后所蕴含的令人敬畏的美、和谐与自然律的统一性……这一切都构成了后来广义相对论的重要基础。在他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世纪之后，人类依然生活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这个宇宙在宏观尺度上受（广义）相对论制约，在微观尺度上受量子力学制约。至于百年间的技术进步，诸如光电电池、激光、原子能、光纤、太空旅行、半导体等等，更是无一不要追溯到他的伟大理论。而为科学史家所公认的是，爱因斯坦的伟大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所推动的人类文明的飞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奥林匹亚科学院”那三年多的日日夜夜，正如爱因斯坦所喜爱的哲学家休谟的名言：“真理源于朋友间的争论。”

　　至于当今时代的“新神”，从比尔·盖茨，到史蒂夫·乔布斯，再到马可·扎克伯格，无一人不与阅读有着深厚而紧密的联系。作为Facebook的CEO——当今社交网络媒体的旗帜性人物，扎克伯格对这个时代的本质和阅读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而敏锐的洞察，这可以从他在“脸书”个人主页上写的一段话看出：

　　阅读能使人的智力得以充实。书籍能让你完全探索一个话题，比当今多数媒体看得更深。我希望能从每天的媒体阅读更多转向读书。在这个注意力被社交媒体过度压榨和碎片化的时代，回归阅读将成为人们重建心灵秩序的第一步。

　　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和领悟，扎克伯格为自己设定了2015年的新年挑战：每两周读完一本新书，着重于不同文化、信仰、历史和科技。为此，他在Facebook上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读书之年”（A Year of Books）的公共页面，并邀请三千万粉丝关注。对此，他在上面写道：“我会在上面公布我正在读的书目。请大家读过这些书之后参与讨论，提出观点。”同时，他还阐述了粉丝们应该共同遵守的基本要求：“在每一本书的状态下，他希望所有参与讨论的朋友都是确实已经阅读了该书的人，并且讨论的内容仅限于书本本身。”对此，他解释道：“我希望该主页不那么火爆，只有慢下来才会保持它的初衷。”这种冷静、清晰而睿智的见解和作为，与我们所惯常见到的庸俗化的个人炒作、晒图和无聊点赞，不啻为天壤之别。

　　截至2015年底，扎克伯格总共阅读了二十二本书，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新年挑战。其中，有《世界秩序》（World Order）、《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等政治经济类著作，有《三体》（The Three-Body Problem）、《游戏玩家》（The Player of Games）等科幻文学作品，有《人类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历史绪论》（Muqaddimah）、《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等历史宗教书，有《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基因组》（Genome）等科学经典，当然，还少不了《创意工厂：贝尔实验室与美国创新的黄金年代》（The Idea Factory： Bell Labs and the Great Age of American Innovation）、《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创新公司：皮克斯的启示》（Creativity Inc.）等商业类书籍。通览这份年度书单，你会发现其中既有公认经典，更有优秀新书，且阅读的领域极为广泛，可以说完美地兑现了他的新年计划：着重于不同文化、信仰、历史和科技。让人不得不对这位当今青年人心中的领袖肃然起敬。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我还有一些余思，让我们再次回溯到爱翁的故事：事实上，我们不该忽略这个故事中的两位配角——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和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他们只是两名参加物理补习的普通大学生，索洛文是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哲学系的一名学生，酷爱艺术；哈比希特则是一名对数学感兴趣的小提琴家，当时是伯尔尼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是的，一位学哲学的艺术爱好者和一个学音乐的数学爱好者来到私人教师爱因斯坦家中补习数学和物理，这对于习惯了为中考和高考而补习的中国人而言实在过于离奇。后来，索洛文离开伯尔尼，到法国里昂大学学习，成为一名数学家；哈比希特则去了瑞士东部的希尔斯担任数学物理教师。随着两人的离去，这个永载人类科学史和教育史的“奥林匹亚科学院”也就自动解散了。

　　可以说，在世纪伟人爱因斯坦强大的光环下，同是“奥林匹亚科学院”成员的另两位“院士”——索洛文与哈比希特几乎都黯然失色了。但正是因为他们是普通大学生的身份，这个故事才有了更多更深的内涵。如果没有他们广博的兴趣、深厚的学养以及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态度，爱因斯坦这位差点被埋没了的天才的潜能可能无法被充分激发，他们正构成了我所谓的产生大师的土壤。

　　令人感叹的是，这种文化生态在一百年前的瑞士已初露端倪，尤其是瑞士的阿劳中学那种自由宽松的教育氛围给爱因斯坦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就无怪乎这个中欧小国可以在各种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甚至屡屡折桂。放眼如今的中国，各种大学近千所，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以百万计，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同样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或许数百年才能出现一个，但我们要追问的是：能从如今的中国大学生中找到像索洛文、哈比希特这样的年轻人吗？

　　最后，我想说的是，所谓文化软实力，或者更全面的说，所谓国家实力，不是对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旷世奇才的苦苦等待、期盼和望眼欲穿，而是致力于培育更多的像索洛文、哈比希特这样优秀的年轻人的漫长历程。

　　阅读——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将始终贯穿在这一伟大历程之中。

　　吴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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