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有灵性的——读写小记两则

　　冒暑寻旧书：及时雨下

　　巴勃罗·聂鲁达是我第一次读就喜欢上的诗人，可改革开放前译成汉文的似仅有《聂鲁达诗选》和《葡萄园和风》。于是我一见报刊上有他的译诗，就恭恭敬敬抄录在一本叫《文学日记》的笔记本里。

　　时光匆匆。我从小青年风化成了满头霜雪的老头。这时迎来了聂鲁达百岁诞辰。啊，作为他的坚定粉丝，我有冲动有责任写一篇纪念文章吧。作文不可避免要引用他的诗，引用他的话。可是，老聂的诗，在漫长岁月的动荡中我都遗失了，包括他的自传汉译本《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于是，我顶着七月的大太阳，骑着自行车满街跑，到省、市图书馆，到新、旧书店到处找（当时还不会上互联网，单位的电脑也不是每台都可以上网的），遍寻不着！就想起那本珍贵的《文学日记》，不是录有《布拉格的谈话》、《中国大地之歌》、《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等等长诗短歌吗？

　　找，先找出那本《文学日记》再说，里面抄录着一首至关紧要的诗《解释一些事情》。我这篇纪念作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谈聂鲁达怎么从空灵唯美的抒情转变到紧贴大地、正视现实、关注生命和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而这首表述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解释一些事情》，激情喷涌，是他的一个诗的宣言。对，找到这首诗再说。

　　可我的天呀！家搬过，办公室也多次搬迁，在大堆大堆的杂乱书刊中就是找不到那本《文学日记》！好在我有个习惯，抄摘资料多数会注明出处。清楚记得这首诗摘自1950年代的《译文》（《世界文学》前身），是哪一期记不得了。图书馆也无从查找。搜肠刮肚，想起老友余君搞外国文学，或许有，就打电话过去。余说，做啥啦，陈年百古的？我说急用急用。他说你自己来找，得翻箱倒柜呢。冒烈日赶了去，果然翻出二三十册，可大多是《世界文学》，前身《译文》只七八本，有聂姆曹娃的、爱明耐斯古的、斯米尔宁斯基的、密支凯维奇的……偏偏没有聂鲁达！

　　不由得心灰意懒。即使找到了这一首，还得有他的《诗选》才行，他的自传也是必不可少的。他在自传里有自己鲜明的观点。算了，这篇构思得好好的“雄文”只好放弃了。

　　没想到，救命菩萨却来了：如今是一家城市纸媒总编的书迷朋友胡君红斌，突然送了我两本旧书：《聂鲁达诗选》（啊，正是我曾经拥有，如今百寻未得的那个版本）和厚厚的一部《诗歌总集》。我无处寻觅的，恰恰被这位热衷于淘各种版本旧书的老兄淘到并赠送于我，谢天谢地！

　　时来运转，一两天后竟然发现《文学日记》就在书柜顶端跟一大沓杂志静静地躺在一起，一直没找到是包打得太好之故。这真像与失联的亲人突然重逢一样！《解释一些事情》就在里面，录自《译文》1954年第十一期。

　　可以写我的“雄文”了。因为老聂的《诗歌选集》里有他对诗歌的主张，有他获诺奖时的答词等等，都可以作为我论点的有力支撑。但最好还是能重读一下《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因为这本自传里蕴含着老聂更深刻的思想和鲜明的个人色彩。

　　真是天助我也。第三天，路过河东路，一家文具店正把几大摞库存书摊在店门口贱卖，每本三元到五元。我一眼望去，瞬间，目光被一本书牢牢吸引住了，手脚竟颤抖起来，恰似童年夏日里，翻起石块发现一头棕色壮硕的蟋蟀而激动得发抖一样。你说我发现了什么书——《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

　　连夜敲击键盘，终于完成了题为《你的紫丁香哪儿去了》的稿子，它的核心内容是：热衷于聂鲁达爱情诗的夫人淑女们诧异诗人诗风的突变，问他：你的紫丁香哪儿去了？那轻扣出鸟声和节拍的雨点哪儿去了？诗人回答：你们看，鲜血满街流，你们来看一看吧，满街是血啊……

　　作文在诗人生辰的第三天，以整版篇幅登在一家城市报纸上，随后补充材料，以更完整的形式刊于《博览群书》，了了我的一个心愿。

　　书摊追藏书：失而复得

　　不同时间不同书店买来的两个法国人（维克多·雨果、罗曼·罗兰）、两个德国人（布莱希特、布莱德尔）、两个捷克人（尤·伏契克、扬·德尔达）的六本书是我的宝，珍藏着。

　　雨果的《九三年》让我第一次“目睹”了法国大革命各派斗争的血腥，更为雨果一以贯之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哥拉·布勒尼翁》，我认为是罗曼·罗兰优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杰作。憨厚忠诚的哥拉，就是因为珍视爱情而错过了爱情：直到双方都老了、干瘪了才在某个月夜重逢了一次！想到哥拉，就免不了为他哀叹。

　　布莱希特这家伙则另类得让人惊喜：他老拿别人的劳作成果（比如中国的故事元素）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创作，寄居蟹似钻进人家的壳唱自己的歌，又那么奇特那么动听，讽刺得那么辛辣那么幽默。所以他的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不是个单行本，只是在地摊上淘来的一份从什么杂志上裁剪下来的剧本译文），我一直带着。共产党人布莱德尔吃足希特勒第一个集中营的苦头。他记录这经历的小说《考验》在奥斯维辛之前就让人震撼。他的《父亲们》、《儿子们》、《子孙们》则折射出德国工人运动的严峻历史。

　　《伏契克文集》包括了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后译《绞刑架下的报告》）和那些鲜活抓人的特写和政论。另一位捷克朋友德尔达的《沉寂的防御工事》描写了抵抗纳粹侵略、解放布拉格的历史场景。我曾跟德尔达见过三次，两次畅谈。这本《沉寂的防御工事》扉页上有当年德尔达写给我的题词。

　　一天（1964年），逛旧书店，忽见书柜上并排呈现《九三年》、《伏契克文集》、《哥拉·布勒尼翁》，心忖：谁竟把这么好的书卖掉？取下一看，惊呆：这不正是我珍藏的嘛！怒火从心底喷涌，准是我家小弟搞的鬼！……小弟见我朝他光火也勃然大怒：小Ａ这贼坯太不上路！他向我硬借时说一定保证还的呀！小弟跳起来赶去找小Ａ算账。第二天总算完璧归赵（偷卖者又去买了回来）。但《九三年》没有了。

　　“文革”来了。1969年中秋前夕午夜，我被“请”到了“学习班”“进修”。书、笔记本全被搜去了。七十八天后查不出我任何罪证予以“无罪释放”。主管我的帅哥警察小Ｗ说：“伏契克，是个人英雄主义！书，先放我这里……”我晓得，没得还了。

　　阳光重照大地时，我把能补买到的都补齐了。特别是伏契克，我收齐了各种版本，国外友人还赠我英译本，捷克原文本、手稿影印本。可《沉寂的防御工事》买不到了。即使买到，扬·德尔达的题词也是无法恢复的。聊以自慰的，有关1956年我对德尔文的采访，整整四十三年之后，以《高昂的头颅》为题，写了七千字的采访札记于1999年2月发表在《书屋》上。如此缓慢的速度可以破吉尼斯纪录啦。对伏契克，倒写过发表过好些文字。至于《九三年》一直没再买，因为要补买就得把雨果的名作都补齐。但这本当年被偷卖掉的书我还想看看，就从图书馆借来重读一遍，并写下了一篇随笔：《雨果：革命之上有人道——这才是〈九三年〉所要说的》，已于今年8月发表。读这些书再为他们写点什么，也算是对珍藏过这些书的一种纪念吧。

　　哈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