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旧事二三件

　　“杭城号武林，又曰钱塘，次称胥山。”〔1〕1132年被南宋朝廷选为临时行在，1138年又正式定都于此。其后数代君臣日沐熏风，歌舞不休，得享百年偏安，直到1276年蒙古铁骑踏破临安城墙，一场繁华终于烟消云散。亡国后，前朝旧臣周密隐居不仕，每“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2〕。故将旧闻诉诸笔端，写成《武林旧事》一书，高宗、孝宗两朝承平时临安城中万象展卷尽显，所录之详令人恍然有昨日之感。

　　经此开篇，想必读者多少有些失望，毕竟初看题目或以为是要讲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之辈的侠义事迹，不料“武林”竟为杭州，其间旧事无非亡国之人的前朝记忆，哪有什么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江湖笑傲？的确，周密不惜笔墨大段描述的多是两朝君臣、市井骄民的奢靡生活，可《武林旧事》一书中也有关于“大阅兵马”、“交接北使”之类正经事件的详细记载，其气势之宏，排场之大，足令一切江湖上的小打小闹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据周密回忆，孝宗皇帝留意武事，在位二十七年间对部队进行大型检阅就有五次之多。每次检阅，皇帝、太子、亲王、宰相及御前近臣都穿军装、骑骏马，在八百骑护圣马军的簇拥下进入教场，军乐队随即奏响番部大乐，当一行人刚入帐殿坐稳，殿前指挥官便上前报告受阅人马准备完毕，请皇帝检阅。随后，黄旗一举，兵马拥到帐殿前，一声梆子响起，全军唱喏（拱手作揖，口颂吉言之礼）；再一声梆子，全军山呼“万岁”；又一声梆子，再山呼“万岁”；然后连续敲梆子，大军山呼“万万岁”；最后一声梆子，全军再唱喏。这般行礼阵势，武侠小说中星宿老怪丁春秋和他那帮流氓弟子若能见到，定会被唬得汗流浃背、自惭形秽。

　　行过礼，皇帝套上金盔金甲登坛检阅，角声长鸣，大军戒严；三通鼓起，马军上马，步军举起旗枪，分东西两队，列出应敌阵势，根据不同颜色的旌旗不断变换阵型。然后，殿前指挥官请旨开始演练，随着紧促的鼓声，左马军、右步军，右马军、左步军混战在一起，直到鸣金收兵，各归本队排列整齐。皇帝看得十分开心，宣将士进前赐御酒“五行”（连斟五次酒），离休的太上皇高宗这时也来凑热闹，并用大金碗盛酒再次赐给军官喝，诸军官一饮而尽，看得人不禁称赞：“好酒囊！”检阅结束，鉴于南方路狭，上万兵马分成几百小队撤离，一时“戈甲耀日，旌旗蔽天，连亘二十余里，粲如锦绣”〔3〕，把四周瞧热闹的杭城百姓炫得好几日头晕眼花。

　　若按时间推测，周密所录之北使到阙应是来拜年，却又未见携带任何礼物的记载，当几位空着手拜年的北使进入南宋地界后，先由南宋朝廷派出的“伴使”陪同，在位于今临平上塘河赤岸处的国宾馆（班荆馆）吃一顿皇帝赏赐的酒席。之后，“中使”奉命来看望，赐给使者值三十两银子的“龙茶”一斤。第二日，北使到达“北郭税亭”的高档宾馆，在那里得到酒茶伺候，休息片刻后，上马入余杭门，住进规格更高的国宾馆：“都亭驿”。“中使”再次到来，又送出值三十两银子的“龙茶”一斤，外加被褥、银沙锣等物。第三日，“临安府书”送来酒食，“阁门官”讲解朝见仪节，投送相关奏折，第四日，“入见于紫宸殿”。既已为皇帝召见，年也拜了，本当打道回府，不急，大戏这才开场。

　　见完皇帝后北使到“客省”（接待处）休息，照例得到酒茶伺候，然后皇帝赐宴于“垂拱殿”，随从官以上的北使官员都看座，敬酒五次，赐茶酒名果，赐给正使、副使袍服，另有“幞头、牙笏、二十两金带一条，并金鱼袋靴一双，马一匹，鞍辔一副，共折银五十两，银沙锣五十两，色绫绢一百五十匹”，其他人按级别也赐予相应的衣带银帛。第五日，又赐给用以献赠的生牛羊猪，折合成银两的“生罗十匹、绫十匹、绢布各二匹”，并在“伴使”的陪同下去天竺寺烧香，同时再赐给“沉香三十两，并斋筵、乳糖、酒果”〔4〕。拜完佛再到冷泉亭、呼猿洞游玩。

　　第六日，又赐给北使宫中的酒果、风药、麦芽糖做成的花式糖果，并邀请北使参加除夕守岁晚宴，同时依北地风俗将北使祭祀时用的傀儡也准备停当，真是考虑周全。第七日是年初一，朝廷贺年仪式刚结束，就遣大臣到“都亭驿”中赐北使御筵，“中使”第三次出现并奉旨向北使敬酒九次。第八日，没有记载，大概任由北使到临安城中自由活动。第九日，“客省”和宫内分别送来酒食水果，又陪同去“浙江亭”看潮，其间敬酒七次。

　　折腾到第十日，终于上了点硬节目，邀北使到“玉津园”饮宴并比赛射箭，朝廷专门在兵营内精挑细选出几位神箭手，临时套上官服，假冒“伴使”的与北方大使比弓，假冒“馆伴”的与北方副使比弩，比赛成绩虽无记载，估计应当取胜，颇给大宋挣下不少面子，不过临了又把弓矢赐给了北使。第十一日，在“集英殿”为北使举行盛大宴会，参加者都是南宋朝中高级官员。

　　第十二日，北使终于向皇帝告辞，上头赐给正使“袭衣、金带三十两、银沙锣五十两、红锦二色、绫二匹、小绫十色、绢三十匹、杂色绢一百匹”〔5〕，其他人按等级也各有赐予。“临安府书”也送来礼品，白天、晚上连续地摆起了送行宴，“伴使”也私下送礼给北使。第十三日，上面赐龙凤茶、金银合，北使乘马出北门，登舟至班荆馆暂住。第十四日，上面派近臣至班荆馆，再赐御筵，吃完饭，几位北边来的爷才算真走了。

　　这些北使从“到阙”到彻底走人，除明赐之外，又“密赐大使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衣各三袭，金带各三条；都管、上节各银四十两，衣二袭；中下节各银三十两，衣一袭，涂金带副之”。南宋据东南富庶之地，这般接待北使，果然大手笔，而北使在临安城中遍会高手，周旋十四日，非但没被一招放倒、扑地不起，反而赚得盆满钵满，潇洒归去，也是好功夫！

　　《武林旧事》里只言“北使”，却不言来所来何方，书者有意不提，读者心照不宣，如今时过境迁，挑明了也无妨。高宗、孝宗两朝，蒙古尚未崛起，西夏早于1124年就向金称藩，北方尽是女真天下，所谓北使，只能来自金国。然而，如此隆重地接待使者，古今少见，究其原委，1142年宋金议和时，其条约里不仅写着宋、金以淮水中流为界，宋向金年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而且宋“称金为‘上国’而自称为‘弊邑’，这种谦卑还表现在将岁币称之为‘贡’。但最丢脸的还是，金不再把宋当作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来对待，而只是将其看作侍从”〔6〕。

　　1161年海陵王完颜亮破坏和约，率大军南下，本想一统中国，却招至众叛亲离，在扬州为哗变军士乱箭射死，新主金世宗忙于应付内乱之际，南宋朝野上下感到机会来了。1163年高宗禅位给孝宗，孝宗上任伊始便兴兵北伐，可惜刚过江就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北伐无果而终。于是，又有了宋、金1165年的议和，这一次“贡”终于改回了“岁币”，且银与绢都各减五万，“宋也不必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7〕。

　　如此看来，称“臣”也罢，称“侄”也好，北方来的都算不上严格使者，1161年之前应算作派到“臣构”地盘上检查工作的钦差，1165年之后又是逢年过节到侄儿家坐坐的长辈代表，无论怎样，都高人一等，岂能不热情招待、百般讨好么？可是既然高宗、孝宗皆“留意武事”，受阅兵马也是威风八面、气壮山河，何以示弱如此，莫非效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对敌行韬晦之计？

　　与其说高宗、孝宗“留意武事”，不如说“留心武人”，而且“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8〕。尤其高宗，抗金战争中身边部队不过几千，“那些分处各地、掌握着自行招募的大军的将领们更愿意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听从朝廷调遣”〔9〕。1129年杭州兵变，逼得高宗暂时退位，此事令这位“跑皇帝”深切感到拥兵自重的武人远比侵占北土、掠走自己父兄母女的金兵更可怕。落到完颜氏手里，还能封个“昏德侯”、“重昏侯”，以后又可以提拔成“天水郡王”、“天水郡公”，落到自己的将军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啊！

　　高宗的恐惧传染给孝宗，与金国再次议和后，“诸帅老死，而充将领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才。其士卒，则甲断矛挠，逍遥坐食，抱子以嬉，视荷戈守垒之劳，如汤火之不可赴”〔10〕。武将从了文法，不仅服帖听话令上面放心，表面文章也越作越漂亮，演习变得如演戏般好看，检阅时断甲挠矛亦能光彩照人，只可惜这些演技派的兵将都不善实战。幸好北方女真此时也“去其故穴，尽部落以棲苴于客土，耽卤获之乐，解骄悍之气”〔11〕。所以凭东南富庶，多花几个钱买得北使开心，仗就打不起来，尚武之论、卧薪之言渐渐流于口号，高宗、孝宗也不禁乘着大龙舟游幸湖山，玩乐起来。

　　从此之后，莫说真抗金志士，就连“新亭”中装模作样北向挥泪者也渐渐少了，越来越多的倒是“武林”里遍传的风流雅事。据周密记载，一日禅位的高宗乘御舟，过断桥，入酒肆，见素屏上书太学生俞国宝的《风入松》，词曰：“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高宗看后，“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12〕

　　北土沦丧，国恨家仇未报，尤能忘忧山水之间，纵情酒色之中，如此风格竟得着太上皇好评，如此人物亦能脱去布衣得到官职，风气因此引领，有才的竞献淫诗艳词，无才的跟着卖乖起哄，造出一片繁华景象。于是，临安城中的酒楼里，“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临安城中的歌伎们，“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13〕。世风堕落到如此地步，亡国种子便茁壮成长了。

　　注释：

　　〔1〕（宋）吴自牧：《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2〕〔3〕〔4〕〔5〕〔12〕〔13〕（宋）周密：《武林旧事》，钱之江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第1、27、172、173、48、128页。

　　〔6〕〔7〕（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51页。

　　〔8〕〔10〕〔11〕（清）王夫之：《宋论》，舒士彦点校，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2、211、212页。

　　〔9〕（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曹瑞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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