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玄奘”——谭云山（下）

　　一

　　谭云山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文化交流的使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一直为中国抗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奔走操劳，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历史原因，对于谭云山在这方面的成就，人们知之甚少。比如，当年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柯棣华等人的名字都是他取的，这很少有人知道。

　　日本侵略中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但在印度，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因此，说服印度民族领袖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随着战事发展，日军迫使中国军队步步向西南退缩，并先后切断中国和越南、缅甸的公路，使中国军队的补给陷入极大困难，唯一通畅的就是中印公路和中印航线。可以说，中印交通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生命线。因此，说服印度民族领袖以反法西斯的大局为重，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成了当时同盟国的头等大事。

　　英国1939年9月对德宣战，由于事先没有征得同意就宣布印度为参战国，在印度造成极大混乱；而殖民当局继续采取专制高压政策，致使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几近失控。1942年，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困难阶段。2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援。2月16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为了巩固中英军事同盟，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同时，英属印度总督林利思戈邀请蒋介石访印。蒋介石也希望英国增加对华军事援助，于是接受了邀请于1942年4月访印。盟国首脑了解到印度一触即发的局势，都寄希望于蒋介石夫妇对印度的访问。这次访问难度极大，既不能得罪印英当局，又不可与民族领袖失和，还得襟怀坦白，实话实说。这次访问的难点不在印英当局，而是如何与民族领袖谈。当时，泰戈尔已于不久前逝世，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是圣雄甘地，其次是尼赫鲁。考虑到尼赫鲁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入了解，与中国感情较深，决定以尼赫鲁为会谈重点对象。谭云山在这件工作中出谋划策，穿针引线，幕前幕后做了大量工作，他做的这些工作，只能由他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来做。如安排蒋介石和尼赫鲁会谈，印英当局肯定有所忌讳，谭云山就利用中国学院院长的特殊身份，将他们请到国际大学，并一同乘火车到加尔各答举行公众活动，让他们有充足的交谈机会。与甘地的会谈，谭云山也一直陪同在甘地的三等车厢里谈了5个小时。这次访问，从事后效果看是成功的。

　　泰戈尔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师尊”，对日本向有好感。于是日本人以他为工作重点，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获得印度人对其侵华行径的理解甚至支持。但是，日本人未能如愿以偿，一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忘年交谭云山和中国学院在信息上和感情上与他的沟通的影响，二是日本的侵略嘴脸日益暴露，泰戈尔越来越看清楚了他们的丑恶嘴脸，越来越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著名诗人野口米茨郎与泰戈尔的交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泰戈尔的工作，泰戈尔则站在正义和人道的立场与之论战，成了二战历史上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著名战例，对二战的舆论导向影响很大。谭云山和中印学会以《诗人寄诗人》为名出版小册子对这场论战作了记录，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尼赫鲁在抗战时期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尼赫鲁就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强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尼赫鲁对中国的感情以及支持中国抗战的热情，使他在继续开展反英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做了四件与中国有关的事：第一是于1938年以国大党名义向中国派遣了印度援华医疗队；第二是在印度开展“中国日”活动；第三是不断谴责日军在中国的罪行，并不断动员全国抵制日货；第四是他自己于1939年亲自访华。但那时尼赫鲁只是民间领袖，中国政府和英国是二战时期的盟国，政府不便正式邀请尼赫鲁访华，就通过“中印学会”和谭云山的渠道进行。印度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历史上，1939年尼赫鲁访华是重要的里程碑。在华期间，尼赫鲁除了对中国人民的顽强斗争精神和组织性表示钦佩外，还草拟了发展两国接触的具体设想，提出了《增进中印接触的备忘录》，中国最高当局根据尼赫鲁的建议，也制订了《中印合作措施纲要》，此后不久就付诸实施。这是尼赫鲁中国之行的重大成果，是尼赫鲁在中印友好史册上添写的又一光彩夺目之页。这次访问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把印度人民同情中国的抗日推向了高潮。

　　1939年太虚法师访印和1940年戴季陶访印也是谭云山做了许多工作促成并参与的。

　　抗日战争期间，中印信息来往多经由谭云山的协助。这是因为双方高层对谭云山充分信任，愿意把信件交给他传递。泰戈尔、尼赫鲁、甘地要对中国表达的信息都经由谭云山传到中国。例如，1938年谭云山要回国述职，泰戈尔知道谭云山回中国后一定会见蒋介石，就写了一封信托他转交，而蒋介石也马上给泰戈尔回信感激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印度国大党主席鲍斯也将国大党支持中国抗战的决议交谭云山转交；甘地也通过谭云山为他传递信件。1939年谭云山从中国返印，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托他带去一封信给甘地，表示对加强中印友好的愿望。1940年谭云山回国，带回了甘地给孔祥熙的复信。信中说：“先生所言贵我两国间之友谊关系，实深获我心之响应。”此信在报刊上公布，影响很大。

　　在整个抗战期间，谭云山以中国学院为基地，向印度人民宣传，不间断地发表演讲和文章，披露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驳斥日本军国主义的无耻谰言，赢得了广大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谭云山回到国内，除了忙于中印学会和有关中国学院的一些事务外，还全身心地投入有关抗日的工作。他经常接受各地报刊记者访问，或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战。从笔者掌握的材料，至少知道他在《扫荡报》发表了《自力抗战与友邦援助》以及1938年第一百九十九期和1939年第二百期的《国讯旬刊》连载的《再论自力抗战》，还有发表在《民意周刊》上的《关于印度援华医药团》和《诗圣泰戈尔与中日战争》，《诗圣泰戈尔与中日战争》一文也是分两期连载的。另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渠道向国人报告印度公众领袖，特别是泰戈尔、尼赫鲁等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每次回到印度，也把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转告印度朋友。通过他的信息传递，不仅使我国同胞从印度人民的真挚友爱中感受到更大的鼓舞，也使印度领导人和人民更了解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决心，从而对中国的支持更为坚定。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授予谭云山“胜利勋章”，承认他对胜利作出的贡献。

　　二

　　谭云山夫妇长期居住国外，都想念祖国，又特别想念留在中国的两个儿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俩归心似箭，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回到长沙，在长沙小吴门外市郊袁家岭买了一处旧房，经修复后安居下来。恰巧这时候，妹妹陈莱笙一家也到长沙来定居。

　　谭云山在印度长期与泰戈尔共事，受到泰戈尔思想的熏陶，泰戈尔是他热心办学的伟大榜样。当时谭云山夫妇选择长期定居的地方周围的环境很复杂。洋房住宅前的公路对面是大片的农田，洋房左右边都是菜园，洋房住宅后则是荒山，左边菜园相邻是燕山街和中心点，中心点那儿还集中居住着一些城市贫民。谭云山夫妇发现住宅周围很多儿童流离失所，目不忍睹。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因此，谭云山产生了教育救国、创办大同学校的想法。他们将这个想法就商于陈莱笙夫妇，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学校定名为“大同学校”，体现了谭云山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欲将泰戈尔创办印度国际大学（世界鸟巢）的理念应用于创办长沙大同学校，践行泰戈尔的办学思想。

　　谭云山当时将大同学校的远景规划为：建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院的完整学校体系，像国际大学一样，它的学生既包括学龄前的儿童，也包括白发苍苍的老者。大同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谭云山夫妇的积蓄以及变卖各自祖传的地产、房屋及田产，也包括他们向海外朋友借来的部分资金。由于有了很高的远景规划和较为充裕的资金投入，因此，初建的大同学校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在当时都是国内一流的。

　　因为谭云山在大同学校建校后仍回印度主持中国学院的工作，把“大同学校”办好的责任就落在陈乃蔚和妹妹陈莱笙夫妇的肩上。1949年5月陈乃蔚回印度后，“大同学校”就完全由妹妹陈莱笙和妹夫胡宗腾两夫妇主持，直至1953年为政府接管，大同学校从此变成公立学校，并改名“大同小学”。陈莱笙继续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1957年，因湖南中学教师缺乏，调入中学任教，一直到1961年退休。

　　从大同学校创建至今已过去了将近七十个春秋，如今的大同小学是长沙的示范性学校，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谭云山作为创办人的名字铭记在大同小学师生的心中，湖南各界都把大同小学看成是一座纪念谭云山的丰碑。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谭云山心里难以平静，不禁浮想联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了几首诗（实际是长短句），开头的一首是：“祖国秋高，江山无限好，安得插翅归故园？梦魂缭绕！”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不长，在简短的几句重温旧情之后，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几点建议：（1）新中国在国际上不搞一边倒，要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2）中印两国要加强团结、友好；（3）国共两党应该和平解决纠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他收到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信函，邀请他回国观光。

　　1956年9月中，谭云山携女儿谭文从香港入广州就开始参观，又从广州坐火车到长沙会见亲友，然后一路乘车北上，参观了武汉又去北京。在参加国庆观礼过后又赴东北参观了长春、哈尔滨、沈阳、抚顺、鞍山、大连；11月中离开北京，参观青岛、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由江西入湖南（可惜无法去家乡茶陵看看）参观了韶山，再去长沙停留了三天三晚，重访第一师范、船山学社，并出席大同学校的欢迎会。这以后，再经广州到香港返回印度。参观过程中，每到一地都吟诗为记。尤其在天安门国庆观礼台上，面对着意气风发的游行群众，他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一口气吟诗八首，以总题“国庆观礼”分别在《光明日报》和印度《中国新闻》发表。

　　谭云山这次回国观光，会晤的湖南故人很多，有亲戚、有师长、有同辈，还分别见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徐特立、王季范和章士钊。但最大的收获是受到三十余年前的第一师范故人毛泽东的接见，陪同毛主席接见他的还有湖南同乡刘少奇与李维汉（也是第一师范同学）。毛主席对谭云山说，当时接到信以后，起初记不起你谭云山这个人，过后却记起来了。毛主席随后问了问谭云山家庭的情况，当听说他有七个子女就开玩笑说：“你还是个多产主义者！”在提到谭云山给他写的那封信时，他说：“当时你的三点建议，我考虑了，但只能接受你的第二条。”于是，他讲了当前两大阵营，不倒向苏联是没有办法立足的。在帮助中国改善工业化方面，没有哪个超级大国比苏联更主动，这就是中国的一边倒政策的原因。

　　周总理随后也接见了谭云山。与周总理的会见持续了三个小时，主要就发展中印友好的关系交换了意见。正是在这次谈话中，谭云山建议周总理去访问圣蒂尼克坦，接受国际大学名誉学位，顺便看看中国学院。周总理接受了邀请，并于次年的元月底访问了国际大学，接受了国际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参观了中国学院，在参观中国学院时，谭云山全程陪同，并亲自给周总理作讲解和介绍。周恩来在参观时热情赞扬谭云山“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在1957年召开的政协全国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谭云山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9月，谭云山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第二次回国观光。回国观光之前，特别将1956年回国观光时写的诗在印度印制成一本《观光祖国诗及其它》的小册子带回国作为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四

　　谭云山从1928年到印度，至1983年逝世，在印度几乎生活了一辈子，但他在精神上却没有一天真正和祖国分开过。谭云山在世时，印度政府（特别是甘地政府执政时）曾经想授予他国家莲花奖，后来查看谭云山的档案，发现他不是印度公民（当时莲花奖是只授予印度公民的，现在开放了），因此未果。1956年他回国观光，中国大使馆发给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他持此护照一直至死。谭云山长期居住在印度，把印度当作自己的家，就立志不做“老外”，极力使自己“印度化”，但他又不愿意抛弃自己与生俱来的“中国气质”。“印度化”与“中国气质”在他的身心内融合成新的结晶，具体化成“中印合璧”。在印度，人们称呼谭云山“中国圣人”，人们对他待人谦逊、彬彬有礼的印象很深。他除了与泰戈尔亦师亦友、与圣雄甘地有着亲密交往之外，与印度历届领导人也有着不一般的友谊。

　　谭云山和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督（替换英国殖民总督蒙巴顿）拉贾戈巴拉查理的交往是很早就开始了的，但两人见面次数不多，可以算是笔友。

　　他与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普拉萨德博士之间的友谊是有很长历史的。普拉萨德博士在当选印度总统之前，就与谭云山建立起了私人友谊，他把谭云山视为“朋友和国人”。1937年泰戈尔邀请印度各界名流参加中国学院成立典礼的名单中就有普拉萨德（当时他已是独立运动的中坚了）。印度独立后，印度共和国于1950年1月26日正式成立。谭云山以印度知名人士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也作为中国人民、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印度领袖们在新德里共庆佳节。普拉萨德在就职后第三天就接见了谭云山，并与他单独合影。

　　谭云山与印度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的私人友谊历史更久，因为拉达克里希南基本上是一位学者，是世界著名的印度哲学教授。1944年，担任贝纳勒斯印度教大学校长的拉达克里希南到重庆等地讲学，就是谭云山牵线、由中印学会促成的。1953至1962年，拉达克里希南担任印度副总统，后来又当选印度总统。他和谭云山之间经常书信来往。谭云山到德里，总统府的门是向他敞开的，他对谭云山说：“你到了这儿，可以打电话，约定时间就可来。”

　　谭云山和尼赫鲁的私人感情，从三十年代尼赫鲁作为一位普通的政治家经常访问泰戈尔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尼赫鲁担任印度总理的整个时代，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尼赫鲁对泰戈尔非常尊敬。尼赫鲁也和国际大学其他人一样，称泰戈尔为“师尊”。他经常去圣蒂尼克坦，谭云山每次在泰戈尔身边，就不难和尼赫鲁见面、攀谈了。1951年国际大学变成国立大学以后，尼赫鲁就担任大学的名誉校长，每年都到大学去主持年会及毕业典礼。他每次到圣蒂尼克坦，最多也只能停留两天，就在这两天中，他一定单独去到中国学院谭云山的书房去和他叙旧。谭云山和尼赫鲁之间通信很多。即使在1947年开始担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谭云山的来信从来没有不回复的。谭云山每次到首都新德里，尼赫鲁总是在百忙之中，或在总理办公室，或在国会的临时办公室接见，和他共享茶点，从来不催客离去。更难得的是，身为总理并兼国际大学名誉校长的尼赫鲁每次去国际大学参加年会，总要专门访问中国学院并在谭云山书房里和他聊半个或一个钟头。

　　至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就更不用说了，她本人是国际大学的学生，虽然后来当了总理，对谭云山也一直保持着师生之情。因此，谭云山在职时以及1967年退休以后共经历过四位印度总理，他们都对谭云山很好。这都说明谭云山与印度历届领导人的关系密切，当然也是中印友好的象征。

　　五

　　1967年谭云山从国际大学退休，获得终身名誉教授殊荣。1979年又被该校授予最高荣誉——文学博士。退休时，他只差一岁便成古稀老人了，但他退休之后，既不服老，又闲不住。

　　1970年夏天，谭云山在长子谭中的陪伴下参加了在菩提伽耶（即菩提场）举行的“全印国际佛教僧伽大会”。他听了许多高僧有关在印度振兴佛教的发言后，情绪非常高，即席宣布要在菩提场释迦牟尼的成道处兴建一所“世界佛学苑”，作为全世界研究佛学与弘扬佛教与佛法的中心。中国学院的成功经验使他信心十足，谭云山想在三十余年后在菩提伽耶复制一个中国学院。

　　但是，两者的性质与环境已经大大不同。这时他已经太老，妻子陈乃蔚已于1980年先他而去，他一人既无法指挥别人，也无法监督别人，那些帮他的人不免也有浑水摸鱼的情况。渐渐地，他到南洋、香港等地以及向加尔各答华侨捐来的款项就要用完了，“世界佛学苑”的工作实际陷入了停顿。郁郁之中，1983年2月12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谭云山在菩提场的中华大觉寺溘然长逝，无疾而终，走完了他平凡而又辉煌的一生。他去世时，家人都没在身边。

　　第二天，中国农历的新年，谭中夫妇和儿子、妹妹赶到了中华大觉寺，参加谭云山的火葬仪式。在中华大觉寺前广场，架起薪柴，谭中点燃薪柴，将他火化。许多人赶来为谭云山送葬，僧侣们诵经为谭云山超度，儿女们、亲友们一边流泪，一边将他留下的剪报扔进烈焰之中。

　　事后，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得知了消息，给谭中发来了唁电：

　　谭中教授：

　　谭云山教授逝世使我十分悲痛。他是位伟大的学者，是崇高的文化人。泰戈尔师尊和我父亲都敬爱他。他和圣蒂尼克坦心连心，对增进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之间的了解做了巨大的贡献。

　　他那虔诚的一生在菩提伽耶终结是最恰当的。我向你和其他家庭成员表示同情和悼唁。

　　英迪拉·甘地，1983年2月22日

　　甘地夫人的唁电在到达谭中之前，就被印度各大报刊抢先发表了，这时人们才得到谭云山逝世的消息，纷纷来信、来电向谭中一家表示悼念和慰问。

　　刘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