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迁徙

　　深秋，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8条主要迁徙线路中有3条经过中国。其中，途经天津、河北等地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是涉及候鸟种类、数量最多的路线。

　　国庆期间，相继有环保组织在天津、河北等地发现大量鸟网，成百上千的候鸟坠入鸟网之后，或伤或死。一番调查之后，候鸟捕猎背后的黑色利益链浮现在公众面前：捕鸟人用粗暴的方式捕猎候鸟后，在加工窝点进行催肥，随后杀死冷藏，继而销往全国各地的野味店。

　　难以想象，每年国内都有这样两场因迁徙而上演的屠戮惨剧。对此，环保专家呼吁，应尽早实行全面禁猎，建立大量救助站，保护候鸟越冬；法学专家则表示，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履行法律职责，加强打击非法捕鸟犯罪。凛冬已至，不知候鸟们能不能挺过这个冬天？

　　迁徙路上的“天罗地网”

　　文｜方圆见习记者 张振华 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10月11日下午，天津市滨海新区欣嘉园第一老年养护院西侧、南侧两块绵延数百亩地的芦苇湿地里，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鸟鸣。穿着防水长靴的环保组织志愿者拨开芦苇，《方圆》记者才看到数百亩的湿地里，竟布满了捕鸟网，纵横交错，就像一片网林。

　　每张捕鸟网大概长七八米，宽一米，被均匀地布置在芦苇丛间，草丛两头分别插着一排竹竿，固定两头竹竿之后，支起来的网就能连成一片，网眼极细，肉眼难以看清。在芦苇丛中，还散布着黑色小盒状的电子诱捕器，诱捕器发出模拟鸟类鸣叫的声音，候鸟便会翩翩而来。

　　距此半个月之前，9月29日，有护鸟志愿者首先在天津滨海新区杨家泊镇及中新天津生态城附近发现有人张网捕捉候鸟。随后的国庆节期间，在天津地区和河北唐山地区，越来越多的鸟网被发现，有的连绵数里，在这道北方候鸟南徙的必经之路上，构成了巨大的捕猎候鸟的“天罗地网”。

　　志愿者王建民告诉记者，虽然捕鸟年年都有，但今年在天津发现的捕鸟规模却是前所未有。有媒体将此次捕鸟事件称为“万米网海捕鸟”，王建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

　　滨海湿地里的拆网行动

　　据相关数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8条主要迁徙路线中有3条经过中国。3条线路中，又有两条途经天津。著名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是8大候鸟迁徙路线中涉及候鸟物种数量最多的迁徙线路，一共有368个物种。在这条线路上，迁徙的候鸟从东北黑龙江入境中国，经黄海、渤海沿岸，最终抵达广东南岭等地。

　　除此之外，中国境内的候鸟迁徙路线还覆盖了内陆许多地区，包括鄱阳湖、洞庭湖湿地等。由于环境破坏和人为猎杀等多种因素，候鸟保护工作不容乐观。

　　在候鸟的迁徙线路上，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滨海湿地为候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条件，是“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上重要的停歇和觅食地，部分候鸟甚至就停在此处越冬。

　　“万米网海”捕鸟事件便肇始于国庆节期间护鸟志愿者在天津滨海湿地发现的大量鸟网。据媒体统计，仅仅在国庆节放假的一周时间内，志愿者拆除的捕鸟网总计约两万米，解救活鸟达到3000多只，其中包括不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10月11日下午，当《方圆》记者赶到天津滨海湿地时，部分志愿者已经在此与鸟网鏖战了十余天了。“记者兄弟，快上车。”志愿者王建民向记者打着招呼，一辆大众轿车停在记者身旁。待入车落座，记者看到，王建民车后排座位上一个白塑料袋里装着4个大包子、两头大蒜，还有几双筷子。王建明从上午开始便忙着拆鸟网，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

　　关好车门，踩紧油门，王建民把车开上了一条颠簸起伏、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5分钟后，一行人来到滨海新区欣嘉园南路旁的一片湿地入口处。记者放眼望去，一片片芦苇闯入眼帘，滨海湿地名不虚传。一些率先赶到的记者，正围在芦苇荡出口处，架起长枪短炮，等着拆网归来的志愿者。说话间，王建民和另外一个志愿者，又钻到芦苇荡中去了。

　　来自河北省唐山市的志愿者田志伟，目前是唐山市乐亭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大清河救助站的站长，也应邀来到天津参与拆网。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一脸凝重地从芦苇荡里扛着一捆缠满鸟网的竹竿走出来。

　　田志伟以前是军人，头上顶着军帽，上身穿着迷彩外套，下身穿一条连体橡胶水裤，满身泥泞，脸颊上也溅上了一些泥。“这块湿地（的鸟网）拆完了，前面还有一块湿地，里面有许多网，许多鸟挂在网上，有一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得抓紧拆网，抓紧救鸟。”田志伟告诉记者。

　　有人问田志伟目前“战果”如何，“战果？嘛战果？战果越多越生气。”田志伟有点生气，指着马路远处的一片空地说，“快上我的车，我带你们去另一处现场。”

　　拆网行动渐渐进行到傍晚，滨海湿地气温骤降，冷风飒飒。拆网志愿者组建的微信群里，仍在不时传来发现新鸟网的信息。每一条信息传来，附近的志愿者便相互交流位置，恨不得顷刻间就抵达现场。没有人有停下来的意思。

　　拆网行动阻止不了候鸟死伤惨重

　　拆网行动维持了半个多月之久，直到10月14日，天津市环保局、天津市公安局公布了集中打击整治非法猎捕、养殖、交易鸟类活动专项行动的第一批成果，媒体与志愿者才将保护候鸟迁徙的主导工作交给了主管部门。10月9日，天津市公安局宣布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打击整治非法猎捕、养殖、交易鸟类活动的专项行动，截至10月24日最后一次公布进展，天津市共侦破非法猎捕、贩卖野生鸟类案件1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收缴放飞野生鸟类1.5万余只，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8只。

　　在采访中，记者深刻体会到非法捕鸟行为对鸟类种群以及自然生态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

　　在天津滨海湿地，漫天的芦苇荡里，插满了林立的长竹竿，是捕鸟者用来固定鸟网的。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至少并行着十多条蔓延无际的鸟网。据记者目测，每张捕鸟网约长10米，宽2米。鸟网的布局呈方阵型，密密麻麻的鸟网覆盖了整个湿地。

　　志愿者朱宝光说，当地人管这种网叫“绝户网”，这是捕鸟人特制的鸟网，网丝跟蛛丝一样细密，网眼只有几毫米大，不要说鸟，就是蝗虫、飞蛾，撞上去也会被网住。而且因为网眼小的缘故，候鸟被网缠住之后很难挣脱，只要飞进来，就别想再飞出去。挣脱不了的候鸟即使不受伤，也常常因为长时间挂在网上而被饿死或渴死。

　　为了方便设网，捕鸟者还用割草机清空了道路上的杂草。在芦苇丛中，还散布着无数电子诱捕器。诱捕器有两根线路，一头连着供电设备，一头连着小喇叭，不间断地模仿各种候鸟的叫声，吸引候鸟下来撞网。

　　拆网行动的半个月里，志愿者没有在拆网现场见到任何捕鸟人。有志愿者告诉记者，捕鸟人很狡猾，大都是天黑了下网，早上黎明时分便来收鸟，将捕捉到的鸟装在笼里，再用厚厚的编织袋包好，趁着人少的时候，偷偷运走。

　　志愿者刘懿丹告诉记者，因为捕鸟者的捕鸟方式非常粗暴，所以在解救落网候鸟的时候必须非常注意，不然反而会伤害候鸟。“首先因为网线细密，紧紧地缠住了候鸟，所以最好不要用剪刀直接剪开网线，可以慢慢顺着缠绕的方向把网线解开。”刘懿丹说，帮助候鸟摆脱网线的束缚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及时给候鸟喂水、喂葡萄糖液，补充体力。等候鸟缓和一段时间，恢复体力后，再将其带到适宜放飞的环境中放飞。这一套程序下来，一只候鸟才算解救成功。

　　田志伟表示，而有些伤势严重的候鸟，一般还要带回救助站，加以治疗，一些时日之后，再择机放生。在田志伟的救助站里，还有几只受伤的雕鸮、黑天鹅等国家保护级别的候鸟等待救治和放飞。

　　在解救现场，记者发现，一名志愿者从发现落网候鸟到解开它身上的网，平均要耗费七八分钟，解救过程中，不少候鸟等不到展翅高飞、获得新生的那个时刻，便因为体能衰竭而停止呼吸。而真正最后重返天空的候鸟，则更加稀少。

　　环保组织呼吁主管部门加强打击

　　10月12日，天津拆网行动告一段落，田志伟回到了他在乐亭县大清河盐场的候鸟救助站，继续照顾他救下来的候鸟。一只东方角鸮，10天前刚送到救助站，还不会自己进食，田志伟必须按时给它喂食。

　　天津捕鸟事件很快有了新的进展。当天，环保组织的志愿者在天津市宁河区和河北省唐山市交界处的海北镇发现被捕候鸟人工催肥的窝点。这处窝点位于一处普通民居内，窝点内的几个冰柜中发现了大量被催肥后冷冻的候鸟。窝点的3间屋内鸟笼层层叠叠，笼子里关着禾花雀、红喉姬鹟等尚在催肥的候鸟。田志伟告诉记者，捕鸟人催肥候鸟的目的在于将候鸟卖出高价，在鸟市中，体态越肥胖的候鸟被认为是品相越好，出价也就越高。

　　职业捕鸟人的足迹不止存在于天津。根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简称“让候鸟飞”）的一份调查显示，从9月25日至10月中旬，全国各地野生鸟类伤害案件和线索，至少30余起，被发现的鸟网遍布大江南北。还有一些线索指向了以野生鸟类为食材的野味餐厅，北至内蒙古、南至广东，到处都有。

　　而在天津市公安局查处的7名捕鸟犯罪嫌疑人中，根据警方公布的情况，有犯罪嫌疑人从2014年起便从事鸟类交易，他们利用候鸟秋季迁徙的时机，大肆捕鸟用于交易。记者发现，捕鸟与鸟类交易已经形成“捕鸟-交易-食用或圈养”的黑色利益链条。

　　10月19日，记者得悉，除了天津市、河北省等地主管部门对候鸟猎捕和买卖乱象进行治理之外，国家林业局也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0天的“清网行动”，重点在于对候鸟集群分布区、繁殖地、越冬地、迁飞停歇地及迁飞通道等重点区域和线路的野外巡护看守，严防使用网捕、毒药等违法工具乱捕滥猎候鸟等野生动物的活动，并加强林业、公安、网信、工商、交通、铁路等部门间协作，加强对餐馆饭店、花鸟市场、交通运输等环节的执法检查，密切追踪网上野生动物及制品交易信息，有效阻断非法运输、经营候鸟等野生动物的链条，取缔非法交易黑市。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在部署会议上说：“候鸟等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候鸟迁飞路线跨越多个国家，对维护全球生态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近一段时期河北、天津发生的恶性案件显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执法懈怠、思想麻痹、行动不力等问题仍然存在，致使乱捕滥猎、非法经营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危及候鸟等野生动物种群安全，损害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加以整治。”

　　“需要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尤其是主管部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护鸟队伍，在全社会形成爱鸟护鸟的风气，就能为候鸟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迁徙栖息环境。”田志伟说。

　　一本万利的候鸟猎杀利益链

　　文｜方圆见习记者 张振华 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10月中旬，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以下简称“让候鸟飞”）发布了一份调查：从9月25日至10月中旬，全国各地发现的野生鸟类伤害案件和线索至少30余件，一些线索指向以野生鸟类为食材的野味餐厅，北至内蒙古、南至广东，多达数十家。

　　“让候鸟飞”在这个时候发布该调查结果，缘起国庆前后在天津、河北等地发生的一起大量候鸟被非法捕猎的事件。10月24日，天津市公布了集中打击整治非法猎捕、养殖、交易鸟类活动专项行动的最新成果，警方共侦破非法猎捕、贩卖野生鸟类案件1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收缴放飞野生鸟类1.5万余只，其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8只。

　　《方圆》记者采访发现，在全国频发的捕鸟事件背后，已经形成“捕鸟-交易-食用或圈养”的一条黑色利益链。

　　捕鸟人的三种类型

　　在捕猎候鸟的黑色利益链条中，捕鸟是第一个环节。

　　10月12日，天津捕鸟事件的志愿者拆网行动告一段落，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田志伟回到了他在乐亭县大清河盐场的候鸟救助站，继续照顾他救下来的候鸟。一只东方角鸮，10天前刚送到救助站，还不会自己进食，田志伟必须按时给它喂食。

　　在救助站里，田志伟告诉《方圆》记者，根据他多年来的观察，近年来的捕鸟者基本上分为三个类型。“一类是当地村民，捕鸟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欲。例如有一些地方流行吃鹰，仅仅因为鹰谐音‘赢’，可以助他们在牌桌上所向披靡。第二种则是来找乐子的，这些人经济条件好，开着豪车，带着美女和啤酒，带着打猎器械，来体验猎鸟的‘土豪生活’。”说到最后一种时，田志伟提高了声音，“最后是职业捕鸟人，也就是鸟贩子。这些人对鸟的杀伤力度最大。他们往往会配备专业设备，长期跟着迁徙的候鸟，机动作案，然后将捕到的鸟贩卖出售，并以此为生。在职业捕鸟人的背后，往往有着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捕到的候鸟经过黑市交易，最终有流向餐桌的，也有成为观赏鸟类被圈养起来的”。田志伟认为，天津捕鸟事件就是职业捕鸟人干的。

　　为了捕鸟的效率，职业捕鸟人习惯在候鸟迁徙的春秋之际集中捕鸟。“在候鸟迁徙通道上实施捕杀候鸟的行为，主要是利用候鸟迁徙过境这个过程中，迁徙种群密度高、地点相对集中的特点，大部分以捕猎林鸟或滩涂涉禽（鹭、鹳、鹤等腿细长可涉水行走的鸟类）为主。在越冬地的捕杀主要是雁形目的鸟类为主，比如鸭、雁、天鹅等。”王建民告诉记者。

　　候鸟须经催肥才能上市

　　职业捕鸟人猎获候鸟之后，如果是食用目的，一般来说要在催肥之后才上市售卖，否则价格卖不高。

　　“让候鸟飞”负责人田阳告诉记者，职业捕鸟人获取候鸟后，一般都会卖给当地的鸟贩子，视候鸟种类定价；鸟贩子再转手卖给收购量更大的二道贩子，每只鸟可平均盈利5元左右；二道贩子买鸟后先养起来，经过催肥后再卖给南方的收购者，每只利润也有10元左右。经过层层专卖，人们便可在一些以提供野味为名饭店里，看到将近2000元一只的活天鹅，以及1000元一只的活大雁，就算死去的天鹅，一只也能卖到数百元。

　　9月5日，“让候鸟飞”在唐山市海北镇大韩庄村发现的非法收售候鸟窝点中发现了野生候鸟36400余只，鸟贩子一边给候鸟服用抗生素，一边用油性较大的饲料强行喂养，数十天以后，等到候鸟脂肪层变厚，再把它们装进袋子里闷死，褪毛后冻在冰柜里，伺机销往各地。

　　10月12日，环保组织的志愿者在海北镇又发现另几处被捕候鸟人工催肥的窝点。这处窝点位于一处普通民居内，民居里几个冰柜中发现了大量被催肥后冷冻的候鸟。窝点的3间屋内鸟笼层层叠叠，笼子里关着禾花雀、红喉姬鹟等尚在催肥的候鸟。

　　记者在唐山、北京暗访期间，还发现了不少非法销售候鸟的鸟市。唐山市乐亭县林业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早上，在乐亭城区几个主要市场的摊位上，经常有小贩兜售打到的野鸟，其实许多都是迁徙的候鸟。还有少数职业捕鸟人，会有固定合作的农家乐或者饭店，一些外地游客慕名来吃饭，野生鸟类加工后的菜肴往往很受欢迎，价格不菲。

　　相比天津、唐山等地，北京的买卖更加火爆，在朝阳区的十里河、小武基、高碑店以及海淀区的北沙滩、丰台区的南沙窝桥、昌平区的半截塔等处，都可以遇到公开叫卖候鸟的人。还有些鸟贩子更加无所畏惧，每天都盘踞在各地公园门口、寺庙门口卖鸟，喜欢放生的人也是他们的理想“客户”。

　　志愿者王建民也曾暗访过这些市场。他告诉记者，天津市普济河道、大丰桥、王串场等几个大型鸟市每天交易近万只候鸟。市场上的鸟类主要为近期过境本市的候鸟品种，如“红脖”“蓝脖”“虎皮”“禾花雀”“眉子”等，都是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有的甚至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一本万利的食鸟市场

　　除了就近上市的候鸟，大量的候鸟其实被运往南方销售，南方的食鸟市场更大。

　　采访过程中，广东省某市森林公安局局长向记者透露，通过多年调查，他发现火车运输已经成为候鸟南下的“绿色通道”，“最好国家相关部门能跟铁路总公司沟通，让铁路运输负起监管责任，堵死这条运输通道”。

　　2015年6月，广州警方曾查获一批通过火车运送过来的野生鸟类。整整两货车野生鸟类，均来自河北沧州，托运标签上写着“鸽子”。经办案人员当面清点，共查获疑似国家“三有”和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麻雀3300只、珠颈斑鸠2556只、黑水鸡642只、夜鹭198只，均为活体。

　　据广州当地人称，这种情况持续已近10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野生鸟类被运到广州。“这些鸟类的发货站点主要集中在河北邢台、邯郸、衡水，以及河南漯河、驻马店、信阳、三门峡等地，全部通过客运列车进行托运。”

　　正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才促使捕鸟人不惜屠戮无辜的候鸟，也要挣这一笔钱。

　　记者了解到，职业捕鸟人的捕猎成本实际上并不高，诱捕器只需要几十元，一张七八米长的鸟网至多二十元，用于支网的竹竿几元，这些器材还可以回收反复使用，基本上可以算是无本买卖。

　　国内目前已经有9省明确禁止使用捕鸟网，其中吉林省更是将捕鸟网生产和销售也列为非法行为。但是，单单禁掉捕鸟网并不能阻止捕鸟人。

　　记者在多地的农贸市场发现，除了捕鸟网之外，毒鸟的药品和工具随处有售。专门用来捕捉鸟类和野生动物的铁夹子，在许多地方的集市和临街商店内都能轻易买到，价格从10元到80元不等，型号齐全。由于有关部门对药物类商品管制比较严格，商贩销售毒鸟药并不像捕鸟网、鸟夹子那么明目张胆，他们通常只卖给熟悉的人，面对陌生人的试探，往往保持高度的警觉，稍觉得不对劲就会停止交易。这些商贩倒卖的所谓毒饵，其实大多是拌了呋喃丹毒药的玉米粒，而玉米粒非常受候鸟欢迎，是候鸟最喜欢吃的食物。有商贩告诉记者，他们卖的药都是批发来的，一袋只赚几元。

　　在候鸟利益链的最末端，记者才了解到捕鸟的巨大经济利益：在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野味店中，一只禾花雀至少五六元一只，大型野生鸟类价格可以卖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收购贩卖链条移至网络

　　10月15日，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和“让候鸟飞”主办的天津候鸟保护会议暨遗鸥保护研讨会上，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环境学者就天津“万米网海”捕鸟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让候鸟飞”执行主任刘慧丽认为，治理猎捕候鸟的现象，不能完全依靠民间组织的行动，应当有行之有效的常态化机制来杜绝捕鸟现象。“捕鸟的成本太低了，鸟网被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很快他就可以再挂起来。清理鸟网需要一个高密度的、非常艰辛的巡护。”刘慧丽说。

　　田阳表示，一方面，全国各省市应当全面禁猎，而不是分时段禁猎。“禁猎期的规定早已不能满足国内目前对候鸟保护的需求，大量候鸟在非禁猎期被猎捕，同样破坏了鸟类生态，而且禁猎期的规定使得相关执法部门易生懈怠，给案发之后的取证也带来困难，所以应当全面禁猎。”田阳说。

　　另一方面，田阳表示，捕鸟行为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进行惩处，该入刑的入刑，而不是一律以训诫为主。目前国内法律对于非法猎鸟的处罚，分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猎捕、买卖国家级、省市级保护益鸟，由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获物及猎捕工具，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非法捕获20只以上普通野生鸟类，或捕获国家一级、二级普通野生保护鸟类1只的，可以刑事立案。

　　201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其中，第24条明确禁止使用网捕等方法猎捕野生动物，第32条还规定了禁止野生动物的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场。新法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专家表示，新的法律给了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新的武器，应当积极履行法律义务，打击非法捕鸟行为。

　　10月16日，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迄今为止查获的全国最大系列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25名犯罪嫌疑人来自全国10省23个市。

　　庭审相关报道显示，首批被检察机关公诉的张某等15名被告人利用腾讯QQ、微信等网络平台，通过快递、客运车辆等方式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金雕、游隼、猕猴、网纹蟒等26只。据悉，15名被告人均是“80后”、“90后”年轻人，其中有在校大学生、公交司机、医生，还有私营业主、打工者、无业人员等，年龄最小的仅19岁。

　　很长一段时间来，国内对贩卖野生动物行为的执法不力、普法宣传不够，从类似的捕鸟案件中便可看出，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一部分捕鸟利益链转移到网络平台之上，使得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越发难以发现和查处。

　　全国鸟类环治中心主任陆军表示，除了打击盗猎候鸟之外，应联合多个部门协作，严查运输、贩卖等环节，把威胁候鸟迁徙安全的利益链彻底清除。“一方面加强宣传，把猎捕候鸟的危险因素告知公众，让野味远离餐桌；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志愿者、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来加强对候鸟的保护，建立长效机制对乱捕候鸟等违法行为及早发现、阻止”。

　　采访中，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指出，面对非法捕鸟行为，除了林业部门具有综合执法的职权之外，涉及市场的应当归工商部门管理，涉及交通的应当归交通部门管理，网络交易可以由网络公安监督管理，“如果该履行职责而没有履行职责，都应该追责，情形严重的，还应当追究渎职责任”。

　　天津、河北两地林业部门认为，盗猎候鸟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既有监管难度大、执法人员少等客观问题，也有一些责任意识的问题需要解决。

　　10月19日，针对天津、河北等地十分猖獗的乱捕滥猎和非法经营候鸟等野生动物现象，国家林业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0天的“清网行动”。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在部署会议上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执法懈怠、思想麻痹、行动不力等问题仍然存在，致使乱捕滥猎、非法经营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危及候鸟等野生动物种群安全，损害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加以整治。”

　　艰难的救助

　　文｜方圆见习记者 张振华 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10月11日，《方圆》记者在天津滨海湿地拆网行动现场第一次见到志愿者刘懿丹的时候，她正在拨打报警电话。

　　因为刘懿丹信佛，便有同样信佛的志愿者朋友称呼她为“鸟菩萨”，来形容她近些年在救鸟这件事上的“功德”。不过，刘懿丹不喜欢这种称呼，她觉得自己很普通，不过是比别人跑得多一些，救的鸟多一些罢了。

　　救鸟的时候，刘懿丹也会遇到不认识的鸟，她便会发微信问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负责照看候鸟救助站的田志伟。

　　刘懿丹、田志伟，以及另外一名志愿者王建民，几人因为救鸟而结缘，已是多年的老友。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套保护候鸟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提及近年来候鸟保护的情况，3人不约而同地表示并不乐观。“救鸟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好事。但专业救鸟人士的数量却没有显著增多。”田志伟表示，一方面候鸟本身就是脆弱的生物，另一方面，非法捕鸟者又用极其粗暴的方式捕鸟，这种情况下，候鸟需要的是更加专业、更加科学的保护。

　　刘懿丹：拆网是最直接的救鸟手段

　　10月11日晚上9点多，经过一天的忙碌，天津滨海湿地的拆网行动到了告一段落的时候，当一干媒体和志愿者陆续返回天津市区，芦苇荡里就只剩下了刘懿丹和她的老搭档朱宝光，还有另外四五个朋友，仍争分夺秒地抢救那些从网眼下活下来的候鸟。

　　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刘懿丹和朱宝光等人手中所有手电都没有电了，手机也只剩下一部还有电。一片乌黑之中，众人摸索着返回车里。

　　回到住地，晚上12点，刘懿丹又打电话给记者，说第二天凌晨4点半还要早起去拆网，抢救这天晚上没有来得及救下来的候鸟。

　　从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到一名“狂热”的护鸟志愿者，刘懿丹这一路走来整整9个年头。2007年，身为佛教徒的刘懿丹了解到放生有助于积攒功德，便开始在春秋两季候鸟迁徙的时候到鸟市买鸟放生。鸟市的鸟都是一些山雀、绣眼之类的鸟，几毛一只，她一次放生一两百只，多的时候三四百只甚至一两千只。

　　“放得最多的时候，我每天放，一个迁徙季一天都没落下。”刘懿丹说，仅2014年春天，她就花了50多万元买鸟，总计放生了20多万只鸟。

　　2014年7月，刘懿丹通过一位寺庙里的师父认识了一名央视记者。后来，她又经过这名记者的介绍，加入了环保组织“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成为一名专职的护鸟志愿者。

　　成为专职志愿者，便意味着，刘懿丹舍弃了一直以来的工作。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的老公和儿子也拉进了候鸟队。为了护鸟，她可以蹚着冰冷的湖水，挽着裤腿到水里救起落水的鸟类。为了给落网候鸟松绑，她可以一直坐在芦苇荡里拆网，从中午直至晚上不吃一口饭。看到别人剪开网绳时不小心伤到候鸟，她会直接批评。没有学过生物的她，能叫出大多数鸟类的名字，清晰地知道每只鸟的保护级别。

　　在刘懿丹眼里，拆网是最直接有效的保护候鸟的方式。仅仅从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刘懿丹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弱女子，带领志愿者在各地共巡护143天，行程2.2万公里，解救活鸟39359只，清理鸟网2559片、捕兽（鸟）夹3084个、鸟笼12个、诱捕器56个，举报了至少36个非法捕鸟者。

　　刘懿丹拆网解救大量候鸟的行为，也因此“感化”了不少人，这些人不仅有普通村民和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还有鸟贩子、捕鸟者等。曾经有两个鸟贩子了解到刘懿丹牺牲自己为救鸟筹钱以后，决定再也不买卖鸟类，转行打工去了。还有一个鸟贩子甚至给护鸟队当起了内线，为他们提供了许多鸟类非法猎捕、交易的线索。

　　对于自己以前的买鸟放生行为，刘懿丹也有反思。2016年4月初，刘懿丹赴河北邯郸调查放生背后的黑色利益链，中央电视台以《变了味的放生》报道了这一事件。

　　刘懿丹认为，虽然买鸟放生能将鸟类从鸟贩子手中解救出来，但并不能改善鸟类保护的大环境。一方面，买鸟放生其实是扩大了鸟类买卖的市场，鸟贩子更有动力去收购鸟类，捕鸟者更有动力捕鸟；另一方面，买鸟放生的人通常对放生的方法缺乏了解，许多鸟类被放生到不适宜它们生活的环境中，最终也难逃厄运。

　　在过去的9年多时间里，刘懿丹带着“手下”的20多个志愿者同“屠杀”候鸟的不法分子，较量了近百次。她凭着一双巧手和一把剪刀，以及不可抵挡的毅力与勇气，穿梭在各地鸟网密集的湿地中，救活了不计其数的鸟类。

　　王建民：保护候鸟不能单兵作战

　　10月16日早晨，在众人的欢呼与掌声中，天津滨海新区湿地保护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王建民成功放飞了一只他精心照料、救护3个月之久的银鸥。

　　放飞之前，这只因为食物中毒而差点死去的银鸥恢复了精神，围着王建民转圈，却迟迟不肯飞走。王建民蹲下身来，拍着银鸥的翅膀，小声说：“飞吧，你回家，我也回家，咱们都回家。”银鸥看了王建民一阵子，转过身体，飞向了天空，消失在极目之处。

　　除了在志愿者协会任职，王建民还是一名摄影师。采访中，与谈论近期发生的非法捕猎候鸟事件相比，王建民更愿意谈论他与鸟类相处的美好日子。

　　“我家祖祖辈辈都在宁河边上生活。我的爷爷是个鞋匠，割芦苇给人缝鞋。他告诉我，那时候宁河上飞的鸟可多了，有着各种稀奇的鸟类。那个时候，鸟儿铺天盖地从空中飞来，大雁、禾花雀、白鹭、天鹅……多了去了。小孩子们追在鸟后边，从东头跑到西头，最后仰着脖子乐呵呵地看着鸟们展翅飞远。”王建民回忆。

　　驱使王建民走上护鸟之路的原因是他参加的一次会议。2013年，王建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举办的环渤海湿地现状国际研讨会，会上一位俄罗斯专家的发言引发了他的思考。那位俄罗斯专家说：“红腹滨鹬，经过我们多年的调查和了解，会全部消失在中国的渤海湾。人类对它的捕捉是个很小的数字，最重要的是它的栖息地的消失。没有生存的环境，物种就会消失。”会后，王建民了解到，红腹滨鹬这种鸟类，2010年全世界有6万只。到了2015年，仅仅剩下2万只，数量正在急剧减少。

　　王建民发现，他回忆中的美景也正在消失。那些追逐着候鸟度过的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于是，王建民辞去了工作，开始专职做护鸟宣传工作。年近六旬的王建民就像机器人一样，一刻不得歇息，巡护、举报、拆网、救鸟……许多志愿者到天津来，都是王建民开车去接，然后招呼大家吃饭，解决住宿问题。白天忙完一整天，晚上10点多回家，又开始琢磨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同时，还要照顾被他临时救助到家里的伤鸟……

　　王建民为了候鸟可以什么都不顾。2012年11月11日，王建民正在天津救援一只落网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突然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但当时救助现场形势紧张，他选择了继续救鸟。所幸后来母亲康复，老太太得知王建民忙着救鸟没能回家，也表示了理解。

　　2014年，王建民在救助一只东方白鹳时，左眼不幸被啄伤。那是一个雾霾天，王建民和同行的志愿者在湿地巡视，发现一只受伤的东方白鹳，旁边还有另外一只东方白鹳在陪伴它。在王建民施救的过程中，东方白鹳出于本能的自卫，啄伤了王建民的左眼，顿时血流不止。王建民不顾自己，把东方白鹳紧紧抓住，给它包扎，上药。等东方白鹳的伤势处理好了，王建民才给自己止血包扎。

　　在保护候鸟的方法上，王建民与刘懿丹有一些不同。王建明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在协调各界护鸟人士的工作上。他告诉记者，环保组织、新闻媒体、政府机关、研究机构等，都是保护候鸟不可或缺的力量，“既需要环保组织在一线进行救援，也需要新闻媒体扩大影响、发出呼吁，同时政府机关开展打击违法犯罪、建立保护长效机制，研究机构则出谋划策”。在王建民看来，只有社会各界协同作战，才能彻底解决候鸟保护的种种问题。

　　田志伟：供候鸟越冬的栖息地越多越好

　　10月12日上午，继拆网行动中第一次见面以后，记者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大清河救助站再次见到了田志伟。

　　每年的8月到12月，候鸟进行大规模迁徙的时段，都是田志伟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候。“8月开始，大批的林鸟开始迁徙。到了10月，大部分涉禽和少数猛禽才渐渐地迁徙过来。”田志伟对记者说。

　　田志伟管理着一个面积约35亩的候鸟救助站。2012年，田志伟拿出多年的积蓄，建立了这个大清河救助站，盖了两间平房，一间作为候鸟的医务室，另一间作为疗养室，他在医务室里放了一张折叠床，可以临时睡在这里。救助站里有多个水池，淡水池和海水池都有，便于候鸟到此栖息。

　　这些年来，田志伟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因为建立救助站的事情，他受过质疑、辱骂。“起初，人们知道我做这件事，都说我傻，是个败家子、神经病，家人也特别不理解我。”最困窘的时候，为了坚持把救助站办下去，田志伟忍痛把自己养了多年的狗和马都卖了。

　　对于人们的不理解，“我一点儿也不后悔。”田志伟说，“没人理解、资金困难，都很正常。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保护鸟类的重要性。现在，我媳妇也被我打动了，开始帮我登记鸟类信息、记笔记、发网讯，我出去开保护鸟类的会议，她也一路跟着照顾我。”

　　对田志伟来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亲自发现珍稀的鸟种。“2014年2月，我在唐山发现了一只雪鸮。通过别人提供的线索，我每天开着车来回找，找了两个多月终于在荒地里发现了它。这是雪鸮于1916年在秦皇岛被发现以后，时隔98年第二次在河北被发现，这太让人兴奋了。”田志伟说。

　　“目前国内保护候鸟的方法，仍然处于比较‘野蛮’的状态，候鸟的保护应该有更加科学的方法。各地需要更多的救助站，把候鸟从捕鸟人手中救下之后，应当及时送到救助站进行专业护理。而且救助站还能为鸟类提供栖息的地方。”田志伟说，“我还向国家环志中心咨询和学习过，他们会给我发环志，到时每一只被救助的候鸟就会有自己单独的编码，然后通过追踪器进行追踪，记录候鸟体重、体质、迁徙路径等，对于研究候鸟救助有很大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观察候鸟，田志伟筹资建起了观测塔，还在救助站多个地方安置了摄像头。候鸟喜欢夜晚停在救助站休息，通过摄像便能监测候鸟的种种状态。

　　时值迁徙季节，除了在救助站救治各种鸟类外，田志伟还会每天奔走于渤海沿海地区巡护候鸟。“快到东方白鹳迁徙的日子了，这些天我必须格外留心。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只有3000多只，在中国能观测到的也就1446只，必须全力巡护，每一只都是宝贝，再也不能发生意外了”。

　　在田志伟的坚守下，唐山乐亭地区捕杀候鸟的现象逐年减少，从乐亭境内迁徙经过的候鸟从2004年可观测到的215种，增加到现在的接近600种。如今，田志伟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当地的一些农民、工人、学生、高校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候鸟保护者也闻名而来，和他一起救助候鸟。

　　10月12日傍晚时分，记者的镜头拍摄下了救助站里最美的一幕：落日余晖洒满荒草丛生的湿地滩涂，一身迷彩的田志伟爬到救助站的观测塔上，拿起望远镜望着天上盘旋欲降的候鸟，人与鸟的和谐相处莫过于此。

　　采访中，田志伟不止一次表示，倘若国内类似他这样的候鸟救助站再多一些，候鸟们迁徙的环境就会得到更好的改善，候鸟的迁徙、栖息和繁衍都将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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