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深处有支盲人宣传队

　　亚妮永远都记得自己第一次见“没眼人”时的场景。2001年10月25日，她作为浙江卫视的主持人为一档节目的采访去了山西省左权县的红都村。在那里拍完片子返程的路上，她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歌声。原来村子旧祠堂的戏台上，11个盲人正坐在打成四方的铺盖上吹拉弹唱，那歌声她闻所未闻，虽听不懂唱词，却被感动到泪湿了眼眶。那时刻亚妮突然想起了指挥家小泽征尔对瞎子阿炳《二泉映月》的评价，“这个音乐我是应该跪着听的”。

　　太行人管这些盲人叫“没眼人”。传说在抗战期间，他们是一支八路军的特殊情报队伍。没有编制和史载，他们存在于山里老乡的口口相传中。左权县写县史的人，只记载他们是“盲人宣传队”，“1938年成立，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38年以前自发走村串乡演出”。太行人相信，“没眼人”有算测祸福、指点迷津的能力，所以每逢着结婚、生子、葬礼，“没眼人”都会被请去唱歌表演，这是他们得以维持生计的方式。

　　这些“没眼人”长年在太行山沟里的1700个村庄流浪，生老病死一茬茬地换，虽然后来的徒弟跟八路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在部队行军的风范70年未变，所以亚妮说：“走进这群”没眼人“的队伍，感觉就像是走进了军营，同时也是走进了历史”。

　　亚妮还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些能同时操办五六样乐器的“没眼人”，无意中保存了中国西部民歌--辽州小调最原生的状态和最完整的曲牌曲目。人和歌都燃起了亚妮了解并记录的欲望。因为在她看来，“那些亦真亦幻的故事或传说，包含战争悬史，关乎人文失落，逼向人性，逼向一种活着和死去的生态蜕变的诘问，记录这支队伍，入情入理”。

　　揭秘“没眼人”前史

　　彼时亚妮的身份是浙江卫视的当家花旦，身兼主持人、编导和制片人，甚至把包括金话筒在内的所有主持人大奖都拿了个遍。她坦言，起初决定记录这群“没眼人”，是职业敏感的使然，为的是拍部这样题材的纪录片，放进《亚妮专访》栏目里播放，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在与“没眼人”的不断接触中，这些“绝对另类”的故事在她心里扎下了根，从而产生了拍一部电影的想法，而这电影一拍就是十年。

　　10年后，亚妮带着新书《没眼人》归来，在北大百年讲堂现场，向人们解释她为此花费这十年光阴的理由，“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传承，这不仅靠民间艺人，还要靠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而这“呼吁”的背后，是她为此放弃了如日中天的事业，取而代之的是为电影筹款四处奔波求人，甩卖了自己三亚的房产填拍电影的“坑”，甚至成了“贷款专业户”。

　　朋友崔永元觉得亚妮的坚持很有价值，因为“中国的每一天都有一些乡村群落、民俗在消失，它们都是整个文化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这些一丝一缕的丢失，终有一天会造成文化的遍体鳞伤”。

　　多亏了红都村七十多岁老人的讲述，亚妮才了解到了“没眼人”的前史。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军队第八路军的总部和兵工厂隐蔽到了太行山深处。不久日军进山扫荡，切断了总部和兵工厂要道，晋冀山脉被全面围困。一次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流浪卖唱的瞎子可以穿越封锁线。

　　某天，八路军特务连一个姓程的连长，听说一个男娃要领俩瞎男人去红都炮台给日本人和伪军唱曲算命，就吩咐瞎男人掩护男娃趁机清点枪炮人数、摸清内部情报。男娃叫屎蛋，他后来成了“没眼人”的老队长。屎蛋小时候是有眼能看清的，就领了八路给他的任务，穿着有两个大口袋的褂子，拎一篮子瓜子去了。他趁俩瞎男人唱《吕布戏貂蝉》的工夫，拎着篮子，满口大爷大叔地给人鞠躬作揖送瓜子，“见几个人往左口袋放几颗瓜子，见几支枪就往右口袋放几颗瓜子，犄角旮旯都没落下”。有了屎蛋的情报，炮楼没几天就被八路军端了，屎蛋也为此立了功吃了生平第一回羊肉。

　　红都一仗，八路军就把走山卖唱的“没眼人”收编成了一支编外的情报部队，共三十几个人分四个小分队，每个队都安插了一个装瞎的八路军特务当队长。让他们在敌占区借唱书算卦，装神弄鬼，送情报、运军火、宣传抗日。后来就有了“盲人宣传队”的称号。仗打完后，八路军走了，“没眼人”却没再散。就这样生生死死一茬茬地换。因了曾替八路做过事情的光荣历史，太行山上就流传下为流浪卖艺的“没眼人”“派睡”、“派饭”的习惯。“早先是给一碗饭，再后来就给点钱”，吃千家饭，进千家门，“没眼人”靠此生存了下来。

　　“没眼人”的几件雷人之事

　　拍纪录片时，左权县文化局给亚妮找来了11位“没眼人”，这几位与亚妮在红都村见到的那帮子“没眼人”相比，穿上了县里给借来的西装，头发也梳得溜光。都知道见到的是文化人，还齐齐唱起了“县委书记下乡来”和“计划生育就是好”，充分发挥了他们因时遇事“现编随唱”的本领。

　　11个“没眼人”为首的现任队长叫七天，37岁，是主唱，同时又是唢呐、胡琴高手。而老队长就是那个已经77岁的老屎蛋，在队伍里吹笙兼打鼓。队伍里吹打说唱数屎蛋本事大，尤其他又编得一手好词，遇事逢人，信口就来。

　　七天有次对亚妮说：“别看屎蛋一脚都是踏在棺材板上的人了，但还照规矩，尿壶随身背，尿到了都撒在尿壶里，再找个背人的地方去倒，从不随地尿；烟灰也是，就往嘴里送，从不随地扔，你们城里人都及不上那老瞎子文明。”

　　除了屎蛋的规矩，整个“没眼人”队伍的规矩更是让亚妮觉得“雷人”和“开眼”。“首先是铺盖硬朗，吃喝拉撒随身背”。这些流浪的“没眼人”，一直还沿袭当年在敌占区的行军纪律，70年未变。“每件东西的位置甚至保养都有规定。单说夜壶，不仅一律挂铺盖右侧，还得擦得锃亮”。凡学徒进队，先不学乐器，学的是打铺盖。“没眼人”打的铺盖，扎实程度绝对军人的水准。

　　亚妮介绍，“没眼人”的一个铺盖足足上百斤重，是“没眼人”的全部家当，绝不离身。夏天拍电影，亚妮心疼铺盖把“没眼人”肩膀勒出了血，就把县城一家杂货铺的海绵包圆，让道具师打几个假铺盖发下去。却没想到，电影开拍了，拍的是卖唱打场的戏，“没眼人”肉三的音不准了，“没眼人”喇叭的二胡走调了，就连七天的唢呐也“开始冒泡”。问下去，原来是真铺盖没了，人都变得惶恐起来，啥事都干不了。

　　奇事之二是“记工分”。这支队伍有从当八路那沿袭下来的一套严谨的管理和分配制度：挣来的钱集体保管，留出三分给退休的，余下七成，“现役”按劳分配，办法是记工分。唱一百句记一分，吹拉弹唱都会记一分，队龄每十年记一分，学习好肯帮人也记分。这规矩也是70年未变，唯一变化的是工分的含金量。每工分最初是一分钱，亚妮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刚涨到三毛。

　　集体评议兑工分时最有意思，通常都是在每月的第一天，评议过程按“民主集中两步走”：先是民主，集体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没眼人”眼镜作为管账会计将大账跟每人所记小账反复核实。评议时吵起架来是常事，谈不拢也会打，但吵完打完，该干啥干啥。

　　奇事之三就是他们的歌。亚妮了解到，“没眼人”所唱辽州小调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古老小调曲牌曲目靠口口相传。内容可因时遇事改编，与时代变化息息相关。亚妮还发现，比起“没眼人”打仗时的光荣历史，太行山人似乎更易接纳“没眼人”通灵之说。人们相信这些看不见光明的歌者有算测祸福，消灾解难的能力。所以山里人娶妻生子，出生死亡，都少不了请“没眼人”去唱。

　　而如今更多的时候，“听唱这一套也不灵了”，有时遇见新上任的年轻村长不了解战争年代的事情，走上几十里路都吃不上一顿饭。

　　有人不解，“没眼人”给八路做了那么多贡献，却没有待遇编制，政府干啥去了。亚妮也问过这个问题，老屎蛋的回答是，“那年月，山里老乡，哪个都给八路干过事，哪个都为抗日出过力，难不成人人都给上皇粮？那皇粮堆山了不是？”

　　“现在很多人会考虑到报酬、性价比等等，山里人可能连这些词都没听说过”，亚妮说。她不希望人们认为她的作品是在“消费‘没眼人’的苦难”，她认为，将“没眼人”的“不争”和“认命”展现出来，对现代人有积极的意义。“没眼人”的这种“认命”不是消极的，而是通透豁达的，“没眼人”眼里没有光，但心是敞亮的，而我们看似光鲜，但其实未必有他们明白和快乐--这也是亚妮被“没眼人”故事彻底牵住并为之努力付出的原因。

　　亚妮和“没眼人”的十年

　　“没眼人”的片子之所以拍十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缺钱。在体制内待惯了的亚妮一开始估量不到拍电影的难度。尽管曾经有“道法高深”的前辈劝过她放弃，告诉她市场残酷，没人会对山沟里一群“要饭的瞎子”感兴趣。但亚妮还是坚持做了起来，2007年开始，电影正式在国家电影局立项，还列入了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和“五个一批”项目。但即使拿着政府追加的十万块扶持资金，再加上亚妮自己的投入，对拍个电影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为了融资，这位台里的当红主持戒了喝茶和香薰，跟那些有钱没钱的老板无数遍讲述“没眼人”的故事，还硬着头皮去找省里的宣传部长，对着人家从“没眼人”抗日战争的史料记录讲到非遗传承保护。但最后，言语温文的部长告诉亚妮“要抓典型”，“充分挖掘新农村建设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才是正事。

　　在“没眼人”看来，这个“杭州女人”无所不能。她可以让几个明星跑到左权县城来庆祝春晚，还能在演出结束后拿到2万元的赞助。那时候，主持人都风行“走穴”，为了筹钱，亚妮也加入了潮流，“什么企业堂会、老板生日、朋友的朋友的婚礼等等都去”。依靠这些零碎补给，十年来，电影时断时续地进行。

　　电影粗剪的时候，亚妮找上制片人余胜利到导演贾樟柯那里去取经。贾樟柯看了说，“你们的片子快成了吉尼斯补片之最了”，他劝亚妮等有钱了再进行补拍，不要每天都进山。

　　但进山几乎成了亚妮的习惯。和“没眼人”相处下来，她熟识了每一位“没眼人”的名字，就连生前并不爱说话的“没眼人”肉三，听到亚妮叫他一声“三哥”，也笑得合不拢嘴。亚妮的出现，也改变了“没眼人”的生活状态，电影开拍后，他们就很少走山了，天天掰着手指等着拍电影，完全落入“演了电影就有钱，有了钱就能娶上女人”的魔窟--虽然那只是亚妮信口的一句玩笑话。

　　“没眼人”日子苦，队里的人全部都是光棍。鼓手肉三的家里，有6个瞎眼男人，全靠明眼人姐姐照料。姐姐生了个有眼睛的儿子后，六个瞎男人便全部出去走山卖唱，挣来的每分钱都交到姐姐手里，供这个有眼的儿子读书，姐姐的儿子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

　　肉三现已经去世七年了，亚妮在北京的两场讲座里都谈到了肉三的死。就是从贾樟柯那里回来的那次，亚妮的心里老想着还要进山一趟，感觉有什么事发生。后来接到了电话说肉三去世了，她意识到可能是肉三的灵魂感召。

　　肉三去世时，那位博士没买到卧铺，买站票站了两天一夜才回的家。到了家就从包里拿出一双大鞋，给舅舅仔细穿上。说：“舅，咱这辈子没穿过一双好鞋，穿上好上路。”第二天出殡，响起的音乐叫《问天问地问爹娘》，这并不是一首哀伤的曲子，高歌向天外，阳光十分灿烂。亚妮被盲艺人的生死观震撼。后来那位博士告诉亚妮，他在学校里学的是眼科，毕业后要回家，为了舅舅们。

　　因为亚妮的出现，“没眼人”的足迹得以走出大山。2008年，亚妮和朋友策划了“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巡演”的活动，“没眼人”得以来到北京。去惠新北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表演之前，“没眼人”还在澡堂子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屎蛋生下来就没洗过澡，其他人有五年洗过一回、三年洗过一回。

　　既然来了北京，亚妮想，不能不满足他们想看天安门升旗的心愿。“没眼人”第一天去天安门那就被人赶了出来。后来亚妮想到了发明国家仪仗队指挥刀的将军沈从岐。沈从岐之前安排亚妮向武警总队领导做一个“没眼人”抗日的演讲，亚妮因此代表“没眼人”提出“听旗”的诉求。

　　被允许“听旗”那天，3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和60名军乐队指战员组成的三军仪仗队，吹奏着跨过金水桥，越过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走来。所有盲人手拉着手，光着脚。因为鞋子是县里发的，他们舍不得穿。那天是零上五度，非常冷，他们像雕塑一样手拉手，耳朵侧向天安门城楼听着国旗升起来。“没眼人”招财问，天安门到底是门还是楼？屎蛋回，是个门。

　　消亡的“没眼人”

　　十年相处，“没眼人”对亚妮的影响也很大，回到现代化城市里生活，她有时还会突然冒出“上个疙梁”这样的山里话。“没眼人”七天的母亲成了她的干娘，她不仅负责张罗老去“没眼人”的葬礼，而且他们任何一个在山里出了情况，电话就会打到她这里来。

　　一次，“没眼人”在电话里说，“县里把我们两万块吞掉了”，亚妮一听火了，带着摄像机冲到县里，县文化局局长却说，是为了给“没眼人”修一个有暖气的地方。

　　“没眼人”的日子在一天天变好。亚妮看着他们从粗布布衣到阿迪达斯的转变。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向他们投来，他们有了廉租房、低保，也有了专门伺候他们的人。不再走山后，有人甚至得了“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富贵病”，曾经视为性命的铺盖也不再背在身上。

　　而最让亚妮心情复杂的是，“没眼人”就连唱歌的感觉也完全变了，北大百年讲堂的现场，他们唱歌拘谨，胡琴也拉不满弓，曾经对天高歌的气势没有了。亚妮认识到，这是社会介入的必经之痛，“没眼人”的群体已经消亡。

　　如今留下的，是亚妮手里50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和与“没眼人”扯不断的亲密联系。亚妮抱着“哪怕就当是为自己买了个古董”的决心，等待着自己赚了钱，坚持把这部电影做完。

　　“你不能希望他们为了保存我们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状态，永远在那里要饭、走山。他们过上好日子，我也跟着高兴”，亚妮说。（中信出版社供图）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