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芬兰老公的战争

　　“作”出来的烦恼

　　2012年在外企工作时，我与芬兰人曼通宁相恋并结婚。2014年，曼通宁在中国的顾问工作结束。我跟着他来到了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并成了全职太太。

　　初到一个地方的新奇感消失后，我开始感到焦虑，每天好几个电话追问曼通宁在干什么，何时下班等等。最初，曼通宁还很耐心地安慰我，可时间一长，他受不了了，“静，你是独立的人，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请你尊重我的工作。”说完毫不留情地挂了电话。我在内心狂喊：“为何你就不能哄哄我，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在寻求安慰，寻求关注吗？”

　　那是圣诞节前夕，我们又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剑拔弩张，曼通宁收拾了下自己的情绪，很冷静地对我说：“我们改天再聊吧，今天彼此都冷静下。”我心中怒气四起，一副不争出个对错不罢休的样子，对着他又是一通大嚷大叫，曼通宁却慢条斯理地说：“你声音太大了，会影响邻居休息的，我也要休息了。晚安！”说完，迈着优雅的步子上了楼。

　　我朝着楼上大叫道：“没人听我说话，是吧？那好，我现在就走。”说完，我摔门而出。两个小时过去了，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我已经完全没有了脾气，心中暗想，说不定，曼通宁正在焦虑地等我回家呢。然而，黑乎乎的客厅与我走之前一模一样，根本没有我期盼中的那张担忧愧疚的脸。

　　我冲到卧室摇醒已熟睡的曼通宁：“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出门了？”他睡眼惺忪地答道：“知道啊。你关门的声音那么大，我当然听见了。出去平静一下很好嘛。”我更加气不打一处来：“这么晚了，你就不担心我在外面有危险？”“我们小区很安全。你是一个成年人，难道还要别人担心你的安全吗？”他气定神闲地说完后，又躺下呼呼大睡了。

　　中国男人都知道，吵架时女人闹着离家出走，只要说点软话，死死拉着就完事了。为什么这出戏码在我与芬兰老公的婚姻里却百试不灵呢？

　　离家出走的惊险

　　来芬兰这么久，最让我兴奋的是，认识了薛琴。她来自浙江，和我一样也嫁给了一个芬兰人。共同的经历，让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一个周末晚上，薛琴突然来到我家，哭着告诉我，她和老公马克吵架了。我正在替好友愤愤不平时，马克的电话追到了我家。马克在电话里礼貌地问，薛琴是不是来找我时，薛琴在一旁拼命地对我摇着头。我立刻明白了薛琴的意思，告诉马克我没见过薛琴。

　　薛琴一边拭着泪水，一边气鼓鼓地说：“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什么去了？就让他着急。今天我能在这里借宿一晚吗？”想到曼通宁出差了，我立刻大方答应了。那两天，我们逛街、看电影，惬意不已。

　　哪知周一一大早，邻居欧林太太就来敲门，慌忙地问我：“静，周末和你一起的那个中国女人还在你家里吗？”我纳闷地点了点头。欧林太太神色严肃地说：“那你赶快和警察联系吧。电视里播她的寻人启事呢。”我和薛琴瞬间石化。

　　原来薛琴和马克吵架时，不仅摔坏了家里的电视机和马克的手机，还插了把刀在两人的合影上，随后离家出走。过了24小时仍无音信后，马克不得不选择了报警，他甚至对警察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吵架的过程。

　　警察认为薛琴情绪极不稳定，是个有暴力倾向的女人，这样的人可能会干出危害社会的事。出于慎重，进行了电视寻人，并请全城的市民小心。

　　在警局，警察断定薛琴需要接受心理评估，并联系了她的工作单位，导致薛琴和老公吵架的事人尽皆知。而我则需要向警察解释，明明她在我家，为何我要骗马克说她不在。

　　有了前几次惨烈的教训，我开始改变思维。去超市买东西，我首先会考虑，我能拿下多少东西，而不是狂买一大堆后，给曼通宁打电话求助，让他赶紧来帮自己。干完家务后，我也不会为了得到他的表扬，而处心积虑地让他看看家里有什么变化，而是直白地告诉他：“亲爱的，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修整花园，你应该夸赞我。”

　　又一次生日时，当曼通宁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时，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嘴里说着无所谓，心里却希望他能猜出我的心意。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想要一个最新款的扫地机器人。曼通宁笑着说：“我真怕你又让我猜。你的想法那么多，我真的不知道猜什么才是正确的。”

　　其实在芬兰，男人大都很尊重自己的妻子，他们给予妻子绝对的自由和信任。在他们眼里，女人与男人是完全平等的，他们能做的事女人一样做得到。出于礼貌，他们会很绅士地优待女性，但绝不是纵容。

　　（从容摘自《莫愁·天下男人》2016年8期）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