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确实曾被改变

　　在物质至上的当下，说出“我想改变世界”这句话多半会引来异样的目光。精神和理想是人们羞于公开谈论的话题，懂得如何带好玩世不恭的面具并嘲讽一切，才是顺应流行的处世之道。然而，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la and ALbert Museum）最近的展览《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1966-1970年的记录与反叛》（You Say You Want a Revo Lution？Records and Rebels 1966-1970）似乎对此世道抱持不一样的看法。观众可以通过正在展出的音乐、影像和服饰等媒介，重回那个以反叛和革命为精神圣经的六零年代，体验切切实实发生过的改变。V&A的馆长马丁罗斯（Martin Roth）说：“过去，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改变世界。直到现在，我依然是这样想的。”

　　这次展览的影像部分，让观众与来自上个世纪的记忆碎片共处同一个空间。拉开性革命序幕的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裸体照片、呈现摇滚乌托邦最瑰丽一瞬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影像、被复制和传播无数次的披头士（The Beattes）唱片封面《艾比之路》（Abbey Road）、成为反越战经典视觉象征的纪实摄影《权力归花儿》（Flower Power）……摄影师在按下快门的时刻参与了这场提供另一种生存逻辑的年轻人的革命，用镜头浓缩和定格了六零年代宣扬“爱与和平”的叛逆姿态。

　　视觉催化剂

　　在避孕药开始流行之前，性对英国女性而言只是“丑陋和令人恶心的行为”，或一件闷闷不乐甚至充满恐惧的事。六零年代的性革命让女性终于可以享受没有羞耻和眼泪的满足，坦然面对肉体与性灵交织在一起的快感。如果说这段经历了诸多曲折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化学反应，那么摄影师路易斯·莫雷（Lewis MorLey）所拍的克里斯汀基勒裸照便是加快反应速度的催化剂。1963年，活跃于英国政商名流圈的交际花基勒身陷普罗富莫丑闻（Profumo Affair），被媒体揭露和英国国防部长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发生不伦之恋，叉同时与苏联外交官有染。由于事关泄露国家机密的风险，加上英国官方试图以谎言掩盖丑闻未遂，桃色事件踢开了社会舆论的闸门，闹得沸沸扬扬。

　　而正当事件处于风口浪尖之际，基勒走进了莫雷的摄影工作室，按照合约方的要求为一部禁止公映的影片拍摄裸体宣传照。心思细腻的摄影师理解基勒不想把自己的裸体全盘公开，于是让模特反坐在一张办公椅上，打开雪白的双腿，利用椅背的形状和弧度遮掩其身体的敏感部位。意想不到的是，这组意欲避免火上浇油的裸照在公众面前更显暧昧浮夸，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与争论，就连那张办公椅的销量也出现了神奇暴涨。随着丑闻事件和性的百般滋味在人们的对话中肆意蔓延，英国上流社会威信扫地，性解放的可能性被打开，谈及床笫之欢的恐惧感渐渐烟消云散。

　　六零年代是视觉催化剂大行其道的年代。在音乐领域，摄影师伊恩·麦克米兰（lain Macmillan）仅仅用了十分钟便完成了披头士《艾比之路》的专辑封面拍摄。四位英国年轻人按顺序穿过艾比路口的斑马线，其从未回头，也绝不重复自己的视觉形象先声音一步深入人心，在两千万的惊人销量中功不可没。在时尚界，“摇摆伦敦”的代表摄影师大卫·贝利（David Bailey）率先将时装大片搬到街头拍摄，让镜头里的名模简诗琳普顿（Jean Shrimpton）流露出最自然的一面，催生了A字裙的流行风潮。这次展览所展出的纪录片《放大》（Blow Up），其男主角托马斯就是以贝利为原型设计的。片中还提到美国名模佩吉·莫菲特（Peggy Moffitt），“爵士摄影师”威廉克拉克斯顿（William Claxton）的妻子，1964年以一张身穿无性别泳衣、乳房外露的时尚照一炮而红，引发了一场极其轰动的性别讨论。克拉克斯顿一次又一次地对着拥有戏剧性眼妆和中性Bob头的妻子按下快门，向五零年代的优雅风时尚发起夺人眼球的挑战，用前卫的视觉语言鼓励更多女性大胆展露自己身体的美。

　　变革见证者

　　二战后的美国，权大势大的资本家们纷纷把市场从殖民地转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企图将每个人的自由选择都收编到固定的生产模式里不断复制。表面上看似持续繁荣的社会进程，却让许多成长自“婴儿潮世代”的年轻人感到被束缚和压抑。他们选择以嬉皮士的身份认同自我，无所谓稳定的工作，也不在乎世俗的成功，主张反战与和平，渴望平等、自由和爱。受到二零年代黑人“颓废派”和五零年代“垮掉一代”创立亚文化的启迪，他们反战游行、成立公社、参与黑人民权运动，崇拜摇滚乐手，对六零年代的青年革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是最具独立意识也最反叛的一代。

　　华盛顿星报摄影师伯尼波士顿（Bernie Boston）的镜头，便见证了嬉皮青年反越战游行的经典瞬间。1967年，美国政府向大学征兵，为规模越来越大的越南战争填充兵源。为了抗议这样的举措，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旧金山“挖掘者”剧团（The Diggers）组织超过十万嬉皮士聚集到五角大楼前，宣称要“通过念力让五角大楼漂浮在空气中”。更激烈反抗的游行者，在现场公开吸食大麻，焚烧征兵卡，露天做爱。照片被拍下的当天，波士顿就坐在五角大楼上，楼下的路障处便是2500名宪兵队士兵与嬉皮青年们对峙的地方。摄影师的快门捕捉到一名18岁、穿高领毛衣的男子，他将手中的康乃馨放进士兵的步枪枪管中，希望用街头流动戏剧的概念平息伤害，与世界重建一种“爱与和平”的联系。

　　然而，那并不是一个“爱与和平”的年代，而是充斥着恨与战争：种族主义的恨，美国内外交患的战争。1969年，在六零年代的变革火焰燃烧殆尽之际，不甘被现实打败的嬉皮奋力一搏，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举办了一场“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用全景照记录了音乐节现场的摄影师艾略特·浪迪（Elliott Landy）曾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变革，是年轻人们主动介入去改变世界。音乐是集结群众最有力的方法。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是那一代人的‘乌托邦式宣言’”。从照片上看，五十万“爱与和平”的天使密密麻麻地挤在台下，化身一片人海，一股力量。三天三夜里，那个时代的民谣和摇滚巨星轮番上阵，嬉皮青年们相互微笑，在雨后的泥浆中唱歌跳舞，裸身洗浴，在草地上实践“做爱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信仰。即使食物匮乏，也没有任何暴力事件与不幸发生。

　　透过大量照相机见证的时代剪影，我们还可以看到变革在社会不同层面发生的进程：纪实摄影师玛丽·艾伦·马克（Mary Ellen Mark）拍摄的爱国者队伍在抗议反越战游行；《生活》杂志（LIFE）的摄影台柱拉尔夫·克兰（Ralph Crane）拍摄的恶魔岛占领者“主张把土地还给原住民”，维护原住民的权利；工人摄影师莱斯特巴罗格（Lester Balog）拍摄的伍迪格斯（Woody Guthrie），号称是鲍勃·迪伦（Bob Dytan）偶像的他正拿着一把吉他，上面写着最著名的宣言：“这把吉他会杀死法西斯”（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摄影师的镜头既主张了六零年代人们该看什么，又被时代精神所影响，追求框住最真实的一瞬。

　　罗兰巴特说：“照片拥有见证的力量，其见证的对象并非物品，而是时间”。在“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的展览中，六零年代的摄影作品为变革的存在提供了无法否认的铁证——世界确实曾被改变。图像上定格的瞬间，包覆着天真叛逆的精神内核，成为下个世纪人们用以抵抗日常的怀旧对象。虽然到了最后，乌托邦只维持了一周，嬉皮精神不断被主流消费文化吸纳，被各种亚文化调用拆解，“嬉皮已远去”的说法也愈发言之确凿。但是，那个成功反抗了传统文化，并且没有出现任何一件品牌T恤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发生在47年前的夏天。

　　（编辑：黄巍锋）

　单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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