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评先锋作家，写野性小说

　　评论家吴亮1980年代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谁是先锋作家》一文，首次在中国提出“先锋派作家”，影响深远。1990年代它开始写随笔并涉足艺术评论与中国的画家。

　　他不断跨界，2016年8月份，他年届60，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25万字的处女作小说《朝霞》，写作仅用时仅5个月。

　　野性文字

　　《朝霞》是一部关于成长、青春、历史的小说，它描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青年的敏感与自觉心灵的精神史。小说从主人公邦斯舅舅从青海共和县劳改农场回到大都市上海见朱莉开始，马利克逃出了新疆，沈灏沿着长江深入测绘，牛皮筋似乎哪里都去不了，面对因母亲和同学父亲之间的私通，马伯伦、何乃谦、浦卓运三位老知识分子私下里讨论着人生的真谛……

　　这是一部难以分类的小说，一如它的封皮上数不清的评价标签：宣叙调风格、多声部、重叠的主题、十九世纪小说回归、现代主义形式的戏仿……有人说，这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小说文本”。作家格非更是毫不吝惜自己的极高赞誉：“前不久听说他写《朝霞》，这个事情在得到确证之前我已经听无数人讲过，他们说让我们惊讶的不是吴亮会写小说，而是吴亮写了一本极其出色的小说。”

　　“邦斯舅舅回到溧阳路麦加里的那年已经六十五岁了，自然博物馆派人看望他，邦斯舅舅没有发脾气……”小说开头这位邦斯

　　舅舅取自法国伟大的文学家巴尔扎克的作品《邦斯舅舅》，吴亮用这种方式向心目中的文豪致敬。随着朱莉、宋老师等人物一个个跃然纸上，他用“丝雨织红，苔阶压绣纹，是年年肠断黄昏，多少个暮春多少个雨季，多少个长夜寂寞碎人心”的柔情话语描写邦斯舅舅在青海下乡时对朱莉的思念之情。故事看似娓娓道来，可愈往后读愈加感觉到吴亮的语言是野蛮、有张力的。

　　“骚乱死亡者照片被处决者照片就义者照片还有自杀者照片，为什么喜欢红色因为血是红的祭坛是红的战友的血和敌人的血是红的新生儿是红的光荣与恐怖是红的太阳也是红的……”小说第一节中出现的主人公——上海1970年代游手好闲的少年阿诺的心理旁白就是如此的狂放不羁。

　　“你如喜欢，就会终生喜欢它！它的丰沛能量，打开任何一页就汩汩流淌！”扉页上的推荐语引人入胜。

　　野蛮写作

　　吴亮告诉记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小说。“我的写作一直未中断，但从2015年8月开始，有了较多的空余时间，于是想写点大部头的东西，我并不清楚究竟要写成什么样，没有提前设计，只有简单的提纲和几个模糊的人物，我只知道会是一种不完全的叙事。”这是《朝霞》的萌芽。

　　他在弄堂网注册了一个账号，用笔名隆巴耶进行创作，满怀激情的吴亮变得很有速度，他从脑海中的一个画面开始写，写完后就去上网码字，短则一两百字，长则五六百字。“用不断的空行这样的方式（写作），都是一个镜头推拉摇移或者一个长镜头，一个点，有中镜头，有近镜头，它必须在某个地方叙述停止，像蒙太奇一样。”就这样，被遗忘的角色渐渐消沉，觉得可以继续写下去的角色慢慢苏醒，人物从5个、10个变成20个，邦斯舅舅、马立克、马伯伦……每个人的性格也逐渐鲜活起来……

　　“之前我在微信里做了一个心理测试，才18岁。”他自嘲起来，讲话一如他的评论，直截了当，血气方刚，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年届花甲之人的创作。

　　“我在读他这样一个艺术家、一个批评家半路上突然杀出来做这样一个小说，我当时心里也在想他会弄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呢？”格非心存好奇地阅读了当时刊登于《收获》杂志的《朝霞》，他用“非常非常震惊”来形容这部小说对内心的巨大冲击力。他说，读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不断让自己加速。读完后，戒烟很久的他在凌晨跑到厨房抽了两根烟作为纪念，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格非认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根本缺点是视野不够宽阔，缺乏力量感。“现在的小说越写越好看，越写越精致，越写越甜蜜。”他这样总结。但吴亮的《朝霞》着实让格非为之一振。“这是一种野蛮的写作。”

　　《朝霞》保留了强烈的骚动不安，充斥着大量的事件、故事、偷情、激情澎湃的场面和片断，但这些片段却不像普通的小说环环相扣，而是不断地切换片段，不断地有新情节加入。“他拒绝把这个小说作为一般的读物来消费。”格非如是点评。“比如里面写到大量的情爱故事，当你觉得要消费它的时候他突然就停了，突然来了一段黑格尔，来了一段读马克思的笔记，让你煞风景，里面有大量的线索是完全可以构成环环相扣的戏剧性的事件，但他没有这样做。”

　　文学家黄子平援引的“无限交谈”概念正好解释了小说的对话性：“我觉得吴亮可能无意识地使用了一个叫做中立的裁判者……一个中立的裁判者要把答案转化成问题，才能使得这个对话重新启动。”他把小说中不断被打断的交谈与1970年代“真理讨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吴亮“把所有交谈都转化成无穷无尽的问题”，“真理”与“知识”在“无限交谈”中成为了辨证的存在。

　　野上海

　　2016年9月，吴亮邀请好友陈丹青、格非、杨庆祥对谈，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围绕“成年人的失乐园”与“少年人的理想国”两个话题，讲述1970年代的“少年与天光”。

　　最初，吴亮的小说叫做《昨天不再来》，因为小说的基调是回忆往昔的。小说记载了1966~1976年少年们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好奇、幻想、迷惘、探索、叛逆、游荡、冲撞。他们双脚踩踏着大地，可不安分的心早已驰骋在天空。

　　《朝霞》写了很多这样的少年以及他们的成长。由于家庭单元的肢解，父母管束的松散，那时的少年可以寻觅自己的喜爱之物，吃的，用的，玩的，读的他们在这一个失乐园中找到了自己限时限量的理想国。在这里，他们成长一样丰沛，他们自己成就了自己。

　　但很快，吴亮发现这是一首烂俗的美国歌曲名，于是他开始琢磨着改名。“故事里，那些人都是鬼鬼祟祟，家里会来一个人住在你家里不走了，从青海回来的，新疆回来的，邻居都很警觉”就这样，他把小说名改为了《无处藏身》，与小说中贫穷年代里人物偷偷摸摸玩耍放纵的天性相契合。

　　“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历史悖论。”杨庆祥解释那个贫瘠、封闭、落后时代里孩童们的欢脱。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个体外部的关系基本上都被切断了，要粮票、布票、糖票才能生活，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开证明。“但是在这样一个被完全切断外部联系的时代，个人反而获得了一个特别蓬勃的发展和特别有深度的内在。”

　　如今的世界在杨庆祥眼中是无限张开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买什么东西就买什么东西，当然我要买辆法拉力可能有点困难，或者北京五环内买套房子也有点困难，但是基本你日常的消费都能满足。”可恰恰这个时候，个人的存在感和个人的内在变得特别贫瘠。谈到这里，杨庆祥是疑惑的。

　　陈丹青赞同杨庆祥的见解，他认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这样一段历史的重现与解读。“文革”那年，陈丹青13岁，吴亮11岁，他们的父辈经历着“文革”的浩劫，这对父辈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可对于还是孩童的他们而言，那样阴郁的日子反倒成了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会儿的小孩真的很高兴，第一不用上学，第二没有考试，第三没有竞争，我们到农村很苦，你到工厂也很苦，但是大家一样穷。”

　　很多人都夸赞吴亮把上海这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写得如此之好，与吴亮同出生于1950年代的陈丹青就十分认同，他认为吴亮的这部小说写出了一个被淹没了的上海。

　　提到上海，读者的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1930年代沦陷时期张爱玲、苏青笔下的城市，彼时的上海充满着繁华、躁动的色彩。到了1980年代，王安忆、孙甘露又开始重新描写上海。然而，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这个时间段对上海的叙述中断了。“随着我们这些人慢慢进入中年、老年，我相信我们很自然的变成我们也有资格开始说我们年轻时的上海，那个没有被说出来的上海。”陈丹青如是说。

　　同格非一样，陈丹青也用“强硬”来形容吴亮的小说。“他不会写应景的文字，同时非常锐利，而这种锐利、直爽在我的记忆中其实是上海书生特有的。”说到兴奋之处，陈丹青顺势澄清了大家对上海男人的误解。“我前几天在别的活动上说过，人们印象中上海小男人，很刁滑，很软弱，不是这样的，上海是出“流氓”的地方，这股风没有完全断掉，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我们这帮男孩子承续了这股风气，我在吴亮身上就能看到……”

　　文/本刊记者 孙云帆 肖春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