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会为何那么多？

　　近日，中央国家纪工委公布了对水利部、商务部等10个中央国家机关专项巡视的反馈情况，指出其中一些单位会议偏多，会期超标，有的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也有媒体反映，江西、上海、福建等地存在“文山会海”回潮迹象。

　　其实自反“四风”以来，会风普遍变好了，短会多、有针对性、更务实；但也有人说，开会的频率高了，尤其是领导干部。下属找领导签字经常找不到人，一问，开会去了！难怪有些下属会私下戏称领导为“会贩子”。

　　怕被追责，开会拉上一把手

　　一把手开会频率有多高？某地县委组织部部长告诉记者，他5个工作日至少有3天在开会，“每周一次的县委常委会雷打不动，去年年底忙时，一天最多开了7个会。”为什么有那么多会？该部长的说法是，“主要是怕担责任。”

　　为什么开会都想请一把手？李梦娟道出了苦衷。她是某县级纪委分管宣教工作的常委，召集宣传部门开会时，如果遇到有啥工作需要提高重视程度的，她会不由自主地请县纪委书记参加，“主要负责人不参加，重视程度不够，工作有时会不太好推进。”

　　江西抚州某县组织部门负责人对此深有体会，“以往分管领导能解决的事，现在往往要上升到常委会来讨论。”他认为，有些会议是有必要，但有些大可不必。当前追责力度加大，一些分管领导担心被问责，不好自己拍板，希望多听一把手的意见，会议自然增多了。

　　也有一把手反映，自己参加的会里，其他会议远远多于本系统内的会议。因为部门机关之间往往不是孤立的，会共同参与一些事项。

　　某市宣传部部长向记者透露，他经常参加其他部门召集的会议，比如关于安全生产的会议。“当前监管压力大，只要其他地方出了安全事故，各地就纷纷组织召开安全会议。宣传部作为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成员单位，每次都得去，还基本都是我参加。其他成员单位，政法委、组织部等，情况也类似。另外，有关脱贫攻坚、党建、换届等工作，我们也要参加。”

　　除了上述的常规性会议，一些部门觉得牵涉到不好解决或者敏感的工作时，也会叫上其他部门。“经济发展中，伴随着拆迁问题，但这事一时半会儿不好解决，容易产生矛盾，导致一些工作无法开展。这时就需要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纪委书记或监察局长往往会受邀参会。”李梦娟告诉记者。

　　此外，会议多也与一把手的个性相关。有些单位一把手的比较强势，凡事都得听他的意见，若是副职代表单位在参加会议时表了态，回去汇报后又与一把手意见相左，就很被动。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会议召集部门干脆直接通知一把手参会。

　　其实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非都需要派一把手参会。就像某市召开一个专题调度会时，一名局长就被市长问住了，市长还在会上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参会，请让熟悉情况的科长来。”在解决专业性强的问题时，有时科长比局长管用。

　　“陪会”“替会”烦恼多

　　“我去年下基层没超过90天，在这里做自我检讨……”在某省召开的省级会议上，一名市委常委在会上做检讨。按当地规定，市委常委级别的官员每年下基层调研的天数不少于90天。这名官员解释：“全是会啊，跑到哪里都跑不脱。就拿去基层调研来讲，先要问第二天有没有常委会或者其他需要我参加的会，都没有才敢去基层。”

　　而他参与的会议中，有一部分属于“陪会”。所谓“陪会”，就是不需要领导干部参与决策或者提出意见，但需要把他参会写进会议记录的会。比如要启动某项工作，职能部门会把方方面面的领导请来坐上主席台，但与工作相关的人并不多。

　　刘洋就深受其累。作为一名县监察局局长，他经常被通知参加各类议事机构的会议。“其实我们已经清退出很多议事机构，但实际上这些议事机构在讨论事情时，要么以文件形式要求参加，要么政府办公室以电话名义告知，说某某领导通知你们监察局参加会议。涉及招投标或政府采购方面的会议还能理解，有时议题是关于工业园区的遗留问题之类的，都喊我去，就有点‘陪会’的意味了。”

　　一些会议一开就是一两小时，而真正属于安排工作的不过几分钟，剩余的时间在干嘛？“基本上是重申中央、省、市领导的要求，分析现在的形势，或者参照上级做法，安排相关部门作表态性发言。”刘洋回答道，并调侃自己是去“打酱油”的，白坐了两小时。

　　为了提高效率，电视电话会议被普遍采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也有走样的。同样的会议，省里开了市上开，市上开了县里开，同样的内容有些市级领导可能要听两三次。而一名副市长却说，如果连会都不开了，会议记录也没有，怎么能体现贯彻落实，上面查到会被扣分的。

　　领导有时也会分身乏术，去不了的会往往会安排副职去，这就催生了另一种现象——替会。

　　李梦娟就经常被临时抓去替一把手开会，关于公车改革、考调工作人员、甚至是演讲比赛的会议。“一些职能部门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该纪委来监督，所以才会让领导干部有跑不完的会。其实某些活动有监督方案，按照执行就行了。”

　　会议多了，有的一把手甚至会产生“厌会”心理，凡是能让副职去的，自己尽量不去。武迟是某县财政局副局长，他替局长参加过几次电视电话会议，并不是因为局长太忙，而是不想去。

　　怎样让领导干部开好会，最有效的还是精简会议。前不久，四川省为了进一步精简会议，发文通知各地各部门控制会议规模，压缩会议时间，减少参会人员和陪会领导。未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意，不得通知市（州）党委书记、市（州）长参加会议。相信当地市（州）级党政一把手听闻此消息后，会长舒一口气。

　　被“隐形”的会议

　　十八大以后，中央到地方对三种类型的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为四种类型）的会期和规模都做出具体规定，各个层级有所差别。比如，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二类会议每年原则上不超过1次，其他类型的会议没有硬性的次数规定。而市一级别的，比如长春市，规定一类会议不超过5次，二类会议不超过8次，三类会议不超过1次。

　　超过次数又想继续开会，怎么办呢？只有通过“隐形”会议。

　　武迟告诉记者，上级有些会议就是“隐形”的。比如市财政局要召开一个全市规模的财政会议，正规程序是要经过市委办、市政府办的审核批准后，发文通知参会者。“但有时不会发文件，而是通过办公室给我们打电话，让哪些岗位人员去参会。电话通知开会的方式，最后都不记入‘会议统计’范围。”武迟还戏谑地说，“这也叫基层‘多想办法’，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正因如此，正规途径通知的会议可能减少了，但领导干部们实际参加的会议次数可能多了。不过，这也得分行业，比如财政、安监、食药监等部门“隐形”会议也许就比其他部门的多。

　　对于基层的领导干部而言，基层执行能力不足也是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勇亮对此感慨颇多，他是某县商务局副局长，分管机关党委、工会、共青团等事宜。“我们经常以发文的方式推动工作，但基层单位把握文件精神的能力差，存在执行不到位、执行打折扣的现象，导致只有耳提面命式地开会部署才能推动工作。”

　　李梦娟也对此大倒苦水。反腐败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要向县纪委按时报送问题线索，“发文规定了时限和要求，就是没动静，非得领导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召集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再次强调解读，他们才开始重视。”但对报上来的材料，李梦娟也哭笑不得，要么不符合要求，要么词不达意，要么格式五花八门，“有时还要单独召集他们‘开小会’，加强业务指导。一件按部就班的事情都搞成这样，更别提一些涉及面广、规定要求多的事了。”

　　这样算下来，需要领导干部开的会还真不少。要想少开会，除了上级部门的政策支持、同级部门的体谅以外，下级部门也应该加强业务学习，让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省点心。（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文/本刊记者 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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