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那些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和细节

　　白云在风中轻轻飘散，倾斜的大地一点点露出真容。上海东方航空公司执飞桃园机场的MU5007航班机翼下的一切都那么清澈。

　　飞机刚停稳，我就按捺不住好奇，紧随人流涌向舱门。期待很久的一个平民视角的台湾自由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第二天一早，我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坐“捷运”到中正纪念堂站，再步行约10分钟，参观“二二八国家纪念馆”。

　　可能因为大陆游客对“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没太大兴趣，整个展馆静悄悄的，几乎就我一个游人。我静静地走、静静的听，展室四围挂满巨幅画像，受难者栩栩如生地环视着我，我仿佛在他们中间穿行，在跟他们的灵魂对话。

　　从暴力执法到武力镇压

　　1947年2月27日黄昏，“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叶得根、傅学通、盛铁夫、钟延洲、赵子键、刘超群等查缉员会同警察大队警员蔡厚勋、何惠民、张国杰、张启梓，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的天马茶房前（今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交叉口）骑廊下查获一名40岁卖私烟的妇女林江迈，于是将林妇身上的香烟、钱财全部没收。

　　林妇表示生活困难，哀求至少归还其经过合法缴税的公烟，但查缉员坚持不肯。双方争执过程中，林江迈前额被擦破，疼痛难忍。围观的民众看到查缉员蛮不讲理，林江迈受伤，义愤填膺，纷纷上前围殴查缉人员及密报人秦朝斌，打伤查缉员赵子键、警察张启梓，焚毁专卖局卡车。

　　几名查缉员见势不妙，分头奔逃。穿国防色中山装、留长发的傅学通慌不择路。永乐町距天马茶房500米。家住永乐府对面的陈文溪，在永乐一市场管理清洁，与专卖局素无瓜葛。

　　7时许，在永乐町三民加工店门口，陈文溪与其他两人在水门町下行走，迎面碰到逃窜的傅学通。傅学通见后有民众追赶，前有路人阻挡，慌乱之中，开枪示警，流弹却意外误伤陈文溪（延至隔日不治身亡），前后仅半小时。

　　怒火中烧的民众见专卖局职员枪杀无辜，更加愤激，涌至附近的台北市警察局，要求查办肇事人员。

　　第二天上午，事态并未平息。更多的群众开始围攻专卖局；同时，大批请愿民众聚在长官公署前广场（今中山南路、忠孝东路圆环），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其间，公署卫兵开枪20余声示警，当场打死2人、多人受伤。民众益发愤怒，下午，群众占领位于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今台北二二八纪念馆），向全台播发事件消息。

　　彼时，被蒋介石任命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仪未能妥善处理，骚乱遂蔓延全岛。其实，陈仪对蒋介石隐瞒了政府官员贪污事实真相，并将台湾人民污名化为“日本皇民”，还影射群众受共产党思想影响，产生“有组织叛乱行为”。他暗中指派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带着其密函飞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这封密函，决定了台湾的一场悲剧。”

　　3月8日晚上起，奉命来台的整编第二十一师主力抵达基隆，从福州运来的宪兵第四团的两个大队亦乘海平轮登陆基隆港。同时，第二十一师的另外三千名官兵也在高雄上岸。其后一个星期，号称“绥靖清乡”，实为全台滥捕滥杀随即展开，不少台籍精英分子以及基层百姓在此期间丧命。

　　一直到3月17日中午，国防部长白崇禧奉令带领蒋经国、冷欣、吴石、何孝元等10余名随行者，搭机由南京明故宫机场飞抵台北松山机场进行“宣慰”，抵台后，在南京即已印好的10万张《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正式发布：“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煽动暴动之首犯外，一律从宽免究……”

　　事件的许多细节至今存在诸多疑问。即以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林江迈事件而言，惯常的说法是林江迈系因贩卖私烟而被查缉员殴打。但林江迈幼女林明珠（时年10岁）的回忆却说：那天，她放学后照例捧着烟盒四处兜售，林江迈则是在离她10几米外。这时，一个配枪的阿兵哥身影靠近了她，拿起烟盒里的烟，右手夹着点燃的烟，左手放进口袋准备掏钱，以国语问她：“多少钱？”而受日本教育只会讲日语和闽南话的林明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没想到，围在一旁的地痞混混见状鼓噪：“有人呷免钱的烟！”并大声呼唤林江迈：“阿桑，有人欺负你女儿喔！”

　　一群人立刻拥上，与阿兵哥拉扯，阿兵哥掏枪想要吓退围堵他的人，一举起枪，尖锐的枪管刚好顶到了急着冲上前找女儿的林江迈的头顶，一注鲜血立即顺着她的脸流下。围观者更加沸腾，有人呼喊：“阿山仔（外省人），打人喔！”

　　最关键的事件伤亡数据，迄今也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即使当时报道事件发生的报纸，只是含糊笼统地说是1000至数千而已，而亲身经历此事件的林木顺和王育德，也只不过说是“据私人统计”，“据传闻”不下1万人。

　　民众骚乱与反抗暴政的双重性质

　　可以看出，专卖局缉私人员的行为属于恃强凌弱的暴力执法，而台湾民众的行为则属于抗暴自卫和反对恶劣政治，有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但是，一旦群体性事件爆发，由于参加者人数多，成员复杂，自发性强，冲动性强，就很难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披露的史料告诉我的，只是历史的一面；历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时也是一次流产的政治变革。

　　变革的动力来自台湾民众。一方面，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劫收”狂潮席卷全岛，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恶化到何等程度？比如，国民党接收后，台湾刑事发案率一年内剧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台湾民众，怎么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对本地人公然歧视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报告》对此论述颇详：就政治上言，日据时期台人无论在行政上、专业上及技术上均难获公平地位。台湾光复，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认为此后应可自治，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台湾光复后将由台人治理台湾，他们甚至以为谢春木可为省主席，其余有声望之台人均可领导台湾。

　　台湾光复后的首届参议员选举，30个席位，角逐者竟多达1180名。他们以为“祖国”真的把他们当自家人，事实却很快击碎他们的一厢情愿。长官公署9个重要处会18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人。县市长中，只有3个是台人。其他官营机构，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实施后，台籍政治精英会力主县市长直选，推行地方自治。他们无非是想突破政治垄断，为个人也为所有台湾父老争取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有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作基础，“二二八”自不难迅速转向，从最初的民众暴动，迅速转向政治变革。

　　“二二八”之劫，亦可称作台湾历史上空前的精英之劫。林茂生（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和留美博士，抗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吴鸿麒（台湾高等法院法官、吴伯雄之伯父）、王添灯（省参议员）、宋斐如（省教育处副处长）等精英人士，就是在这次事件中遇害的。

　　“二二八”是台湾近代史上最惨痛的悲剧。此后，在长达40年的政治禁锢中，该事件成为一个不可触及的政治沉冤。直到1987年“解严”后，透过民间及官方的努力，促成一波波历史真相揭露。截至2015年8月，审理通过的赔偿金申请近2300件，赔偿总金额约72亿元新台币。

　　近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表示，中国大陆将举办“二二八”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这样既有利于还原历史真相，又能帮助台湾青年客观公正地了解历史，展望未来，为两岸的融合发展注入动力。相信，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更多的真相和细节将被挖掘出来，迟来的正义终将降临。

　　文/肖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