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的《成都》在刷爆网络社交圈之前，有人早已放出豪言，“赵雷不红，天理难容”。这种自信，恐怕有一部分来自于对民谣这种音乐形式的自信。
在秀嗓子飚高音的炫技的狂轰滥炸之下，当公众对“小鲜肉”与“靡靡之音”产生了些许审美疲劳时，赵雷用最简单纯净、没有任何多余的花哨技法，唱出了朴质的心声，也点燃了公众有关成都的故事和记忆。
听完这首歌，有网友说，想到了“与他在春熙路喝酸奶看人来人往”，“在九眼桥上牵起一个女生的手，如今，她已为人妻”。还有的人，或许漂泊他乡，或许曾在成都有过匆匆一瞥，说想到了玉林路、武侯祠、文殊院、东郊记忆、洛带古镇，还有兔头、蹄花、脑花、串串、火锅。
总之，这首歌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悠悠几笔，勾勒出了每个人心里惦记着的那个成都。从受众方面来说，一首歌能唤醒内心中温柔的记忆，或者因为这首歌而爱上一座城，那么，它便是好歌。而城市民谣，恰好最具备这种撩动人记忆和爱恨情仇的审美功能。
几千年来，随着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城市，逐渐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标志。同样，城市也在进化。
在中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变革，尤为明显。仿佛一夜之间，立交桥便能在本是田野的土地上纵横交错，城中村便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取代。随着田野和小街巷消失的，还有城市的记忆与文化遗迹。
城市历史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弗认为，城市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决策者的任务之一，是赋予传统形式以新的特定内容。但是，理想主义者构想的平等和谐的城市形态，在实践中并不能完全实现。科斯托弗因此发出了发人深省的质问：“城市的象征符号被认为是居住和工作在那里的人的共同的共有意义的载体，谁可以授权设计一座城市的天际线？谁有特权代表大家出现在地平线上？”
所以，人们努力在城市中规划图书馆、教堂等文化范畴的硬件，或者通过文化特色的打造，让城市散发出与众不同的人文气质。比如，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以辉煌的卫城建筑、完美的悲剧艺术构筑起了城市独特的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达·芬奇、但丁、伽利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薄伽丘、马基亚维利等卓越的艺术家们创造了大量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建筑、雕塑和绘画作品，使其成为了欧洲艺术文化和思想的中心。哪怕到现在，这种文化对于城市的影响仍旧是持续而深刻的。
相较欧洲城市，中国城市由于“破”与“立”的速度太快，似乎忽略了一些这方面的考量，不少城市出现了同质化的特点。有人说，只有留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胎记”，才不会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忘记了回家的路”。
城市民谣有一种治愈功能，就是让人们记起“回家的路”。那些漂泊在城市中的民谣歌手，像无名剑客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游走，拿着一把吉他，浅唱低吟。城市有时给了他们冷漠，他们回报给城市的永远是温暖，是关于自己也是芸芸众生在城市中的爱情、理想和迷惘。
当那些民谣歌者的名字或歌曲出现时，我们会联想到相应城市。他们让城市不再同质化，让不同的城市在每个听者心中变得不可取代。比如，说到李志或组合pk14，大家会想到南京；说到组合低苦艾，大家会想到兰州；说到苏阳，会想到银川；说到宋冬野，人们会想到在北京奋斗的青春岁月和那座庞大城市的街角旮旯……说到披头士，大家就想到利物浦。
虽然，目前的城市民谣歌者，还没有辉煌到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之于佛罗伦萨、披头士之于利物浦的程度，一座城市人文气质的繁茂，也不是单靠一两个歌手或一两首歌曲能彻底升华的，但不可否认，音乐是城市文化的沉淀。赵雷与《成都》的火热，至少给了我们启示并加深了这样的认识：那些能撩动人心并有历史持久力的东西，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多少年后，当风雨侵蚀了旧景、旧时光，在“阴雨的小城”，也许“玉林路”和“小酒馆”，还有“深秋嫩绿的垂柳”，依然在人心，岿然不动。
文/曾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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