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关键词·管理的任务

　　打破组织的乌托邦，为“知识人”在社会秩序中遨游提供一切指导和帮助。

　　在大部分人眼里，这是一个完全不用讨论的词汇。身处组织之中，就必然要通过“管理”来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因此，才会有管理学者之说“管理要对运营负责”。在历史长河中，管理一直被作为工具进行讨论，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从“管理的精神”一文开始，我们希望通过把有关于“人”的内容赋予这个人们眼中的“工具”，让管理以思想的形态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

　　事实也足以证明，管理概念的缘起本就是思想成果的延续，它身上肩负的使命远不是“把人组织到一起”这么简单。管理更像是德鲁克寻求欧洲自救之路的方法，其背后的价值观是一套有待后人陆续完善的“知识观”。

　　我们在考察近一个世纪的商业史时发现，促发“管理”成为显学的，除了出现在美国的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和福特流水线，另一支力量绝不可被忽视。它几乎和美国开启大规模工业之路处于相同的时间点，它来源于思想界对欧洲这个人类的灾难中心的深度反思。

　　因为民主的传统差异，欧洲的反思也许并不适合美国，但它成为了人们在内心深处警惕极权、警惕混乱的非理性时代的闸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美剧、好莱坞电影这些传播流行文化的媒介，看到其背后的欧洲思想的力量。

　　管理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管理，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如果我们知道它之于社会是怎样的，相应地也就会知道针对组织，我们该如何对管理定位。但首先它绝不是工具。

　　作为乌托邦的组织

　　关于社会管理这门学科，一位狂热的支持者曾这么写道：“当今这个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像五十年前技术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样。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很可能就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我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的时代。

　　以上这段话来自于阿道斯·赫胥黎所著的《重返美丽新世界》。和那本知名的小说不同，赫胥黎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地道的社会学论著。他从人口膨胀和科技肆无忌惮的发展导致的过度组织化出发，认为我们正在义无返顾地向着依赖独裁和精密控制搭建起的“美丽新世界”进发。

　　“美丽”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在墨索里尼统治期间，意大利的妇人们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啊，生活秩序井井有条，每个人在一个统一指令下各司其职。火车不再晚点，主要街道上看不到乞丐，意大利拥有南大西洋最快的轮船和最宽的马路。意大利的妇人们还嘲笑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你们有大萧条，我们没有。你们无法一下子动员几百万人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

　　德鲁克说，这就是极权社会的“优势”，把原子论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看不到新秩序的崛起，却看到了旧秩序的衰亡。他们无能为力，却又不得不相信着自己本不相信的东西。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被各种洗脑术统一起来的恶魔机器。

　　就像赫胥黎批判的，“人口过剩、组织膨胀这两股冷酷的势力，以及想控制它们的社会工程师们，一起驱赶着我们走入一个新的中世纪体系，这回魂的幽灵世界或许比其前身更加合人心意。因为它会充斥《美丽新世界》里提供的种种赏心悦目之物，比如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快感……但是，对于大部分男男女女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奴役。”

　　赫胥黎对乌托邦的态度是极其悲观的，他认为当独裁者具备了科学能力之后，极权社会将完全无解。即使是教育也无能为力。为此，他还讽刺了霍桑实验的发起人埃尔顿·梅奥。梅奥曾经提出一个论断：人们渴望彼此之间保持工作关系。赫胥黎大声说，算了吧，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只能经历刀俎之苦，截长补短了。赫胥黎的讽刺是站在了更高层面的政治伦理，梅奥则是实证主义态度。两者冲突也在情理之中。

　　赫胥黎在无奈之下，提出唯有人人保持自由的心，才是冲破“美丽新世界”的力量。这话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心灵鸡汤了，好在德鲁克及时给他补了锅。

　　单从文本角度来看，德鲁克和赫胥黎是保持相同的批判立场的。赫胥黎认为，强调整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社会新伦理，正在取代强调个体价值至上的社会旧伦理。在这套新伦理体系中，个体要通过自我调节，不断适应更高的集体要求。“基督教宣称安息日特为个人而制定，实乃大错特错。与之相反，个人是为安息日而存在。”原子化的个人聚集到一起，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像白蚁集群那样成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社会不过是一个个组织，个体没有生命感、没有存在价值的组织而已。在这样的组织里，存在的只有工具价值。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赫胥黎斩钉截铁地说：“人类不管多么努力，也无法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他们只能创建一个个组织。如果他们试图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仅仅是创建一个独裁体制。”

　　此时，该轮到德鲁克登场了。

　　与赫胥黎观点略有不同的是，德鲁克并不认为存在着新的社会伦理。相反，同样是对极权社会的观察和警惕，德鲁克提出新秩序和新信条的缺失正是法西斯上台的主要原因。“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欧洲宗教和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造成这些秩序崩溃的最终、也最具决定性因素的是： 欧洲群众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彻底崩溃。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建立新秩序。”随着欧洲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公司相继涌现。一开始，人们认为生产单位的扩大可以带来无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进而带来相应权力的扩大。事实却是，大公司特有的层级制度造就了一大批“中间的特权层”。而这种层级制度似乎带来了社会的空前稳定，人们幻想的新秩序并没有到来。

　　亨利·福特带给了欧洲极大的表率作用。一方面人们渴望随着机器化生产获得更好的生活；一方面又深知基于机器逻辑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带来自由和平等。焦虑的情绪蔓延在欧洲大陆上空。“经济人”的末世正在到来。

　　从在心灵层面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灵性人”，到从智识层面追求的“智性人”，再到在政治层面追求的“政治人”，最后到“经济人”，自由和平等范围越来越窄，逐渐收缩到了经济领域。然而，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和工业化进程却给了自由和平等一记闷棍。

　　“没有一个关于人性的新概念蓄势待发准备取代经济人，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加之基督教在政治舞台上的不断衰落，人们找不到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在机器中与周边隔离，他们和社会失去了理性的关系。同时，他们又无法接受机器的意志和目的，遂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流浪者”。

　　没有了“自由和平等”作为目标，理性秩序的基础就不存在。极权的野蛮生长正当时。

　　过度组织化

　　本是流浪汉的希特勒深知如何聚集并发动“流浪汉”。既然新秩序没有到来，旧秩序又不存在了，那就捏造一个外表酷似新秩序的超级组织吧。人们不是没有归属感吗？人们不是没有统一的目标吗？那就用“组织”来收留他们，用统一的行政指令约束他们，用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洗脑术驯化他们。

　　在“时代周刊生活编辑部”编写的《第三帝国》丛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要叫一位诺特海姆的公民来确定纳粹党代表什么，这并不容易。大体上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重振雄风、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民族自豪感的人民德国。但是，要看出纳粹党反对什么并不困难。吉尔曼以及他那一小撮分子对德国的现状感到愤懑，并且非常明确该向谁发泄怨气。”不知道建立的是什么，但是知道反对的是什么（即反对一切），这恰恰是德鲁克总结的极权社会的一大特征。

　　因为他们没有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性的秩序信仰，所以要通过组织把人们收编，告诉他们要反对一切组织所反对的，拥护一切组织所拥护的。组织随即成为极权操纵民众的有效手段。

　　德鲁克说：“一个以组织而非秩序和信条作为基础的制度，如果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产生严重的后果，就表示它在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上也有致命的弱点。”道理不难理解。组织不是人的目的，人才是人的目的。如果一个人加入组织后，发现自己不过是组织的手段或者工具，价值观将荡然无存。在任何社会制度中，组织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成为自己的路径和发现自己的结果。

　　纳粹打造了一个空心化的组织，他们不得不通过以宣扬新秩序为名，以不断制造新组织为实来实现控制。因此，极权政府需要越来越多的组织。据说纳粹每六个月就有一次新秩序宣言，盛况空前，人民群众热情高涨，他们总以为又要有新的组织来满足自己了。当然了，组织仅仅是组织，它和民众无关。

　　极权组织的另一个特征是万能的“领袖”。这位领袖超越了人类，他就像是神的化身，他脑子里的欲望就是民众的秩序，他一手制造的帝国往往在接近完美时崩溃。

　　但就是这样一位神，也逃脱不了自我制裁的后果。当盟军挺进柏林的时候，隆隆的炮声把希特勒从地下掩体的床上震了下来。得知实情后，他打电话给前线的指挥官，谁知道将领们并不承认。希特勒怒骂，“你们这群官僚”。希特勒骨子里是个流浪汉，他厌恶官僚，却又不得不搭建一个精密复杂的组织，豢养一大批官僚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神话。

　　领袖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此。这就像民众一样，他们在相信着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矛盾从头到尾都存在。

　　“知识人”的未来

　　“在缺乏真正秩序的情况下，民众用组织来替代秩序；在没有神可以崇拜、没有关于人的概念值得遵循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膜拜恶魔。这些行为强烈地显示了：民众亟须一个秩序、一个信仰以及一个理性的人的概念。”德鲁克这句话中，“人的概念”出现了两次。如果我们不想去考察那些繁琐的关于“人”的种种解释，只需用康德那句短语——“人是目的”——就足够了。

　　“经济人”的概念注定会死去。虽然青年德鲁克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洞见了一切，但是他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新名词。取代“经济人”的那个人，一定是新秩序的表征。因为每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基于一种涵盖了人的本质、社会功能和地位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技术的集合，是社会辨识自身的工具。

　　德鲁克在上世纪40年代把“管理学”开宗立派，60年代末提出知识社会，两者相加便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人只有在知识社会中才有可能成为自身的目的。当只有知识而非经济基础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时，经济的平等和自由才会真的到来。

　　在经历了断裂的年代后，知识时代的人应该被称为“知识人”。他们不会被组织困住，因为“知识人”心中有明确的信条，这个信条不必须由单一的组织承载或者兑现，那就是专业技能。

　　作为专业的管理在此时出现，无疑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色彩。它是属于知识社会的，是超越组织的。它的目的不是变着花样打造一个又一个没有生机的机器，而是把人之所有归还给人，而组织则从目的也变回到了手段。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管理的任务是打破组织的乌托邦，为“知识人”在社会秩序中遨游提供一切指导和帮助。

　　文/胡泳 郝亚洲

　　（作者胡泳为北京大学教授、新媒体批评者，郝亚洲为青年学者、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