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博物馆：重要的是活下去

　　“运营得好的民营博物馆不会超过所有民营博物馆的20%”

　　2017年5月18日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从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由晚清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05年在家乡南通创立至今，博物馆已成为国人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对博物馆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个人收藏家和各大企业也纷纷投入博物馆事业，越来越多的民营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民营博物馆是利用或主要利用非国有文物、标本、资料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据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非国有博物馆有1110座，占全国博物馆总数近四分之一。如果和2012年的456家相比，3年间，非国有博物馆的数量更是翻了将近2.5倍。

　　然而，数量的高速增长并不是质量的保证。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教授陆建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自身经营和外界环境原因，“运营得好的民营博物馆不会超过所有民营博物馆的20%。”

　　可以“任性”一点儿

　　“在百姓脑海中，许多真品似乎只有国有博物馆才拥有。”龙美术馆馆长王薇向《瞭望东方周刊》表达了民营博物馆的一个“成长的烦恼”。

　　龙美术馆是由中国内地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于2012年共同创立的私立美术馆——二人是最早入选美国权威艺术杂志ARTnews全球200位顶级收藏家榜单的中国藏家。目前，龙美术馆已经建立了上海和重庆“两城三馆”的艺术构架，被认为是目前国内最具规模和收藏实力的私立美术馆。

　　虽然龙美术馆已经是国内民营美术馆的“旗舰”，但王薇发现，观展者进入美术馆之后仍会怀疑藏品是否为真迹。

　　这是公众对民营博物馆典型的一种偏见。

　　不过在王薇看来，无论是国有美术馆还是私人美术馆，其最大功能都是分享艺术，提高大众的艺术修养。她认为，民营博物馆同样可以在社会教育、社会服务上发挥自己的能量，需要通过政府的正面引导来打消部分观众的固有偏见。

　　陆建松也对本刊记者表达了相似看法：民营博物馆和公立博物馆一样，都是文化遗产展示和保护的重要力量，并且是公立博物馆的重要补充。“公立博物馆收藏文物受到购买资金、库房面积等诸多限制，民营博物馆则可以进行拾遗补缺。”

　　龙美术馆的展品主要来自刘益谦和王薇的个人收藏。王薇告诉本刊记者，选择藏品的时候，在考虑到藏品艺术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的同时，也会“任性”地体现个人趣味。

　　2014年4月和11月，刘益谦先后以2.8亿港元和3.484亿港元拍得“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分别创下中国瓷器和中国艺术品的世界拍卖纪录，这两件藏品也成为龙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毕竟只有自己喜欢的才会有收藏愿望，用心去欣赏艺术品而产生的冲动是无法遏制的。”王薇觉得，这种灵活性也是民营博物馆的独特之处。

　　另外，公立博物馆的藏品以古代为主，普遍有较高的文物、科学和艺术价值，如青铜、陶器、乐器、钱币、字画等，民营博物馆的特点则是收藏面较广，“年代囊括当代、近代、现代，有许多和老百姓生产、生活、艺术等方方面面相关的东西。”陆建松介绍。

　　比起“正统”的公立博物馆，民营博物馆还强调了地域和文化多样性，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大唐西市博物馆是国内首家遗址类民营博物馆，由西安大唐西市集团投资运营，以丝绸之路文物为主要特色，有部分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和各种珍贵文物近万件，被称为活着的“丝路画卷”，体现了西安市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地域特征。

　　从国际视角来看，美国70%以上的博物馆都是私立博物馆，包括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大都会博物馆。在陆建松看来，这体现出了“文化是民间的”这样的内涵。

　　艰难的坚持

　　虽然民营博物馆有其重要价值，整体经营情况却不甚乐观，近几年来，民营博物馆倒闭的新闻并不少见。比起龙美术馆这样的“旗舰”，更多民营博物馆依赖的是创办者的一腔热血和默默坚持。

　　2017年，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进入了创办的第25个年头。已经74岁高龄的创办者高继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谈起博物馆的运营时，只用了一个字概括：“难”。

　　1993年，彼时中国的古董相机收藏在京、沪、杭等大中城市才刚刚起步，而外国照相机收藏家正纷纷涌入中国低价淘相机。为了留住中国的老相机，刚刚从杭州钢铁集团公司退休的高继生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并带着一台从身为记者的父亲那里继承的老相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照相机博物馆。

　　“办了工商营业许可证后，博物馆才在一个小市场中盘了店面办了起来，当时叫做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到了1999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发文批准成立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2011年再发文批准成立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

　　该博物馆目前拥有超过1400台注册藏品照相机，包括中国现存最老的古董相机——1850年产英国滑箱式相机，由高继生于1990年花18000元购入；一台19世纪上半叶伦敦生产的英国罗斯Ross风琴式湿版相机，1989年由高继生以原本用来买店面的2万多元购入，“现在这台相机值1000万元都不止了。”

　　面对着这样一家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博物馆，高继生最为头疼的是场地问题。从创办到现在，博物馆已经搬了九次家，每一次都是无奈之举。开办博物馆有一些“硬指标”，例如展厅面积不能少于400平方米。但是，“要想在杭州有400平方米的场地，对我们这种民间博物馆来说太难了。”

　　让高继生自豪的是，博物馆创办至今没有卖掉一台老相机，并始终像公立博物馆那样，坚持“免费参观、免费鉴定照相机”的原则。

　　博物馆目前的运营资金，全部来自于高继生的个人储蓄以及儿子高峻岭每年给的10万元，“我们就这样不屈不挠地生存了一年又一年。”

　　据陆建松介绍，民营博物馆的主要投资方式有三种：个人投资，如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和马未都创办的观复博物馆；民营企业投资，如上海轻工玻璃有限公司发起并资助建立的上海玻璃博物馆；国助民办，即政府在资金、土地、场馆建设方面给予一定的资助，如北京炎黄艺术馆和浙江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

　　由马未都创立的国内首家民营博物馆——观复博物馆，可以说是个人出资创办博物馆的成功典范。马未都戏称是“沾了自己名气的便宜”：“观复博物馆不具备可复制性。就全社会来说，要办好民营博物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上述偶然因素上。”

　　事实上，目前办得较好的博物馆大多数有企业资金支持，例如建川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保利博物馆等。足够的资金保障了丰富的藏品、优秀的展览、专业的运营团队和专家团队，从而实现了运营的良性循环。

　　资金与运营难题

　　尽管民营博物馆在藏品和展览选择、管理经营等方面比公立博物馆更为灵活，但在陆建松看来，运营得好的民营博物馆仍然是少数。

　　高继生坦言，创办照相机博物馆时，只想着怎么收集更多的照相机，却忽略了博物馆的运营问题，“没想到一开始最不重视的运营问题，却成为日后的瓶颈，紧紧地卡住了我们”。

　　要建起一个规范的民营美术馆，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收藏馆藏作品、举办展览、人员雇佣、硬件建设、媒体宣传、教育活动等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王薇认为，运营问题的背后仍是资金难题。

　　据媒体报道，2016年8月，位于深圳曾号称“国内最大民营博物馆”的隆盛博物馆，开馆仅1年就因拖欠房租千万元被南山区法院下达了强制搬迁的通知。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此外，“很多民营博物馆设施不齐全，展厅面积小，公共服务匮乏，馆藏品良莠不齐，缺乏与规模和功能相适应的专业人才和经费，文物来源不明或者不合法，更严重的甚至非法倒卖文物。”在陆建松看来，很多民营博物馆距公共教育和知识传播的使命还有很大的距离。

　　“谁的方案好就支持谁”

　　在王薇看来，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其首要任务就是生存下来，增加资金来源的多样性是民营博物馆目前比较可取的路径。

　　龙美术馆的资金投入主要依靠刘益谦和王薇的个人资金，但据王薇介绍，“还申请了国家艺术基金方面的扶持，偶尔也有社会各方面的捐赠”。

　　凭借多年国外当代艺术的收藏经验，王薇了解到在欧美很多国家，如果个人或企业向民营美术馆等非盈利文化机构捐赠或赞助，可享受“同额免税”待遇。“企业家支持公共文化事业可以减免税收，这种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对公众艺术事业的鼓励体制之上的。”

　　陆建松也提到，国外一些民营博物馆采取了基金会的机制，除了来源于创办者家族的资金以外，每年会获得大量社会捐款。

　　除了拓宽资金来源，政府财政政策的扶持同样重要。陆建松认为，民营博物馆的发展有两个要点，一是按照博物馆的要求来规范民营博物馆的专业程度，二要为其创造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使之获得公平的待遇。

　　“公立博物馆的全额拨款造成了部分公立博物馆‘等、靠、要’，而樊建川博物馆靠自己的钱，办得比公立博物馆还好。”对此，陆建松建议，除基本运营费用外，政府资金对公办和民营博物馆应一视同仁。

　　陆建松介绍，现在上海的博物馆实行绩效指标管理体系：博物馆上报三年目标，每年提供绩效报告，三年进行一次评估，由政府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奖励性资金拨款以及对后续工作的项目拨款，或取消公立博物馆全额拨款。

　　2016年，让高继生备感欣慰的一件事是，杭州市政府授予他30万元奖金，以表彰他和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为杭州市文化形象建设作出的贡献。

　　“民营也好，公立也好，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谁的方案好就支持谁。”陆建松希望这个方案能得到推广，“博物馆有压力，政府的资金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雪梅 特约撰稿鲁雨涵/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