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教你修复老建筑

　　一个修复团队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设计方案，而是前期的勘察诊断水平

　　人们生病去医院做检查，可能需要用到激光扫描、红外热成像、超声波、内窥镜……同样，这些技术也应用于“生病”的建筑。

　　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其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17.77%，保存状况差的占8.43%，二者相加超过四分之一。

　　为老建筑看病，是曹永康团队的工作之一。曹永康是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今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中。

　　修复老建筑四步走

　　徐光启墓复原、崇思楼的修复、张乐平故居的修缮、柯灵故居的修缮……这些年，曹永康团队先后完成了约两百多项建筑遗产的调查、测绘、保护勘察与修缮设计工作。

　　他告诉本刊记者，建筑遗产修复是历史建筑保护中的一个手段与环节，但也最具技术含量，对专业性要求很高。

　　老建筑到底如何进行修复？曹永康介绍，建筑修复大致可以分为四步。

　　首先要对它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建筑的历史信息，例如从建筑史上看它有哪些特征和价值。

　　以上海徐家汇的徐光启墓为例。建于1634年的徐光启墓，曾在1903年、1956年进行重修和修缮。20世纪60、70年代，徐光启墓被彻底毁坏，原有的牌坊、华表都不复存在。后来墓地被改为公园，原有的遗址痕迹随之消失。

　　2002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曹永康开始了对徐光启墓的复原研究。

　　虽然徐光启1641年入葬，但曹永康决定将复原的时间点定在1903年。“在这之前既没有文献图纸，也没有照片留存，古籍文献中，关于徐光启墓的描述很少。”曹永康认为，如果要恢复到明代的样貌，完全没有依据。

　　在他看来，“充分的历史依据保证了复原设计的准确性，也是遗产修复的必要条件。”

　　好在20世纪初期已经有了影像技术。曹永康团队找到了1903年徐光启诞辰300周年上海举行纪念活动的照片。

　　修复前的徐光启墓只留下断壁残垣和一座改变了形状的坟体，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和历史照片，并通过对不同角度照片的分析，曹永康团队运用照片建模技术，最终将徐光启墓“重现”。

　　历史信息搞清楚后，接下来的步骤是勘察。“对待老建筑，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要搞清楚它的健康状况。”曹永康说。其中会涉及建筑的结构是不是安全，荷载能力够不够，有没有漏水、朽烂、风化，采光保温性能如何等。

　　比如，在对柯灵故居现场勘察后，他们发现了不少问题：一层受潮严重、墙面发霉；二层书房地面糟朽，墙体面层空鼓剥落，且局部有植物根系侵蚀。

　　明确了病情，就得开方子，对症下药。也就是，针对每个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明确如何去修，比如，具体到结构怎么加固，用什么材料、用何种方法等。就柯灵故居修缮来说，首先要去除建筑本体病害，解决建筑安全性问题，然后在确保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解决故居开放供游客参观再利用的问题。

　　修缮方案确定后，剩下的就是施工了。

　　“不开刀的诊断”

　　曹永康记得，自己做的第一个建筑遗产修复项目是在2001年。当时修缮的对象是上海松江的一栋老房子。“十多年前，我们对房屋病害的勘察主要是依靠眼睛和经验，当时是不是把病害完全搞清楚了谁都不能保证。”

　　“经验可以解决80%~90%的问题，但还有10%的疑难需要依靠技术手段。”他说，在以往的建筑遗产修缮中，对勘察阶段并不重视，但如今勘察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已开始作为独立的工作阶段而存在。

　　在他眼中，一个修复团队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设计方案，而是前期的勘察诊断水平。

　　具体来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要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做到无损检测，而这离不开近几年新技术的支撑。

　　传统的木质结构建筑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岁月，建筑内部难免会出现腐朽、虫蛀等问题。传统的检测方法要么锯开木头，要么在木材上打洞取样进而了解木材实际状况，但这些方法对古建筑的破坏极大。得益于科技的发展，如今人们可以对建筑不开刀就能了解病症。

　　“红外热成像检测、三维激光扫描、超声波检测、无人机测量等技术手段在勘察阶段被广泛应用，为我们提供了更精准的数据，并对古建筑进行无损诊治。”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杨心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泗泾古镇老宅勘测时，曹永康团队就使用了红外热成像技术，对其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建筑墙体潮湿、渗水现象非常普遍。

　　“通过红外热成像技术，人们可以明确了解建筑潮湿分布范围，甚至可以找到潮湿的源头，这是肉眼观察所做不到的。”曹永康说。通过红外热成像仪，他们发现在屋檐上出现潮湿问题的木椽子和望砖，其平均温度比正常情况低了1.8摄氏度；热像图还清楚地解释了木椽子损坏的原因，即上部大量渗水导致下方木椽子受潮而损坏。

　　不把错误的历史信息传递给后人

　　曹永康认为，目前在技术装备更新上，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基本能保持同步，但在建筑遗产保护理念方面，仍存在差距。对于老建筑为什么修，怎么修，公众没有形成全面正确的认知。

　　他谈及自己负责的一个修缮项目，老房子有一砖雕门楼，门楼上的砖雕破损，但作为门的使用功能丝毫不受影响。砖雕要不要修复成为他和业主争论的焦点。在他看来，不影响建筑安全，满足基本使用即可，“非要尝试修复装饰性的砖雕，是在把错误的历史信息传递给后人”。

　　然而，业主直接通过施工方完成了砖雕修复。“复原有历史依据吗？这样的修复有意义吗？”曹永康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

　　“建筑遗产最重要的价值是其历史价值。干预强度越大，往往丢失的信息也就越多。”曹永康说。

　　德国科隆大教堂从13世纪开始修建，至1880年才由德皇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超过600年。而从其封顶到今天，又过了100多年，修缮工程仍不断进行，至今还可以看到搭在半空中的脚手架和升降机。

　　在科隆大教堂旁，有一个专门的维修工作室，不停地对教堂进行修修补补。

　　据杨心慧介绍，国外老建筑的修缮工作很多都是局部修复，整体修复完成的话，甚至需要几十年时间，相比之下，“我们要快得多”。

　　“正常的历史调查、勘察、设计需要一年时间。但是我们太急，甚至施工都只花四个月到半年，就修好了一整栋房子。”曹永康说。

　　建筑遗产保护的目的是让有价值的东西得到长久保存，对老建筑过度治疗并不是一件好事，“哪儿病了，就修哪儿，要一点点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卓琦/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