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中国特色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已经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概念，不仅马云、李彦宏等互联网大佬为之相互争论，6月最后一周举行的夏季达沃斯会议（大连）以及世界智能大会（天津）均以人工智能为主题，在7月第一周的星期三，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与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新品会也同时举行，散发着对抗的火药味。

　　如果说以前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只是源于好莱坞的故事，现在，人工智能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正在走上舞台中央，经过企业长时间的研发投入，不管是无人驾驶汽车驶上公路，还是通过深度学习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彻底将人类最顶尖的棋手逐一打败，昭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降临。

　　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随之增加，其中代表者是英国物理学家霍金，他断言强大的人工智能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而到底如何仍不确定。他与一些科学家一样，担忧人类创造一个可以等同或超越人类的事物所导致的结果：人工智能一旦脱离束缚，以不断加速的状态重新设计自身，人类由于受到漫长的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之竞争，将被取代。

　　那些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企业与企业家同样惴惴不安，有钢铁侠之称的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警告人们：超人类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但是如果部署不当，则可能给人类带来相反的效果。他的企业是这个世界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的领先者，并试图实现人类登陆火星，为人类提供一个“备份”。

　　在美国，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降临，在最近几年，包括人工智能协会（AAAI）在内的一些社会机构、大量企业以及政府部门聚集在一起不断探讨和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挑战，比如对道德伦理、安全隐私、法律法规、商贸金融以及人才培养、劳动就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产生影响，从经济、法律、哲学、技术等领域对人工智能进行导向。避免盲目发展让人类面临未知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威胁。

　　资本追逐的金鸡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似乎是水到渠成。首先，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海量的数据，强大的计算能力以及越来越先进的硬件，谷歌、微软、百度、阿里巴巴等公司利用自己的大数据资源与云计算能力率先进入人工智能领域并开始有所收获；其次，在全球金融危机即将迎来十周年之际，世界经济依然疲惫无力，人们期待新的技术革命驱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

　　在这个等待和探寻的过程中，人工智能逐渐浮现的产业革命的地平线，被企业与政府赋予巨大的期待，就如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所说，“互联网是一道开胃菜，人工智能才是主菜”，人工智能已经是资本追逐的下一只金鸡。

　　但是，人工智能在中国主要是一个产业与机遇，对于这个面临经济转型的国家而言，人工智能被看作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技术革命，是创新发展的先导力量，“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智能经济、智能社会、智能生活”。

　　与西方忧虑人工智能带来的道德伦理、社会重组等挑战不同，现实主义的中国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道理，就像GDP主义一样，只要能驱动经济发展，那些过于遥远的困惑和威胁至少现在并不重要。中国不会在争论中等待，而是要在技术与产业方面奋起直追，实现弯道超车。

　　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一项报告认为，在2030年，人工智能将带给全球GDP约14%成长，贡献15.7兆美元，超过目前中国和印度的GDP总和。而且，在2016到2030年之间，人工智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商机来源之一，带来的价值主要是劳动生产力的改善与提升，以及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消费者需求增加。

　　中国人关注人工智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有巨大的数据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拥有14亿人口，截至2016年12月，网民规模达7.31亿，创造了海量的数据，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其次，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也在加速，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在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过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需要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帮助提升效率与竞争力，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中国寄望于人工智能帮助渡过难关。

　　由于中国在部分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中国政府推出的创新驱动战略以及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雄心勃勃决定了中国大举投入人工智能，比如百度与阿里正在为成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激烈竞争。

　　不过，风险资本推动下的人工智能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过热的概念泡沫。截至2017年5月31日，中国人工智能类创业公司已超过650家，产业规模较2016年同期增长达到51.2%。在资本市场上，人工智能也成为一些上市公司炒作的概念。

　　这或许是商业与技术结合时难以避免的现象，贪婪的资本终究会有利于技术的投入和发展。但是，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上游（关键零部件或材料，核心是传感器）、中游（系统集成、操作系统与云平台，核心是人工智能）和下游（包括家用、个人、娱乐、教育、医疗、物流、军事等垂直领域），中国企业热衷于从事下游人工智能低端服务，而上游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生产严重缺乏。

　　中国要实现在人工智能领域弯道超车，必须向全产业链进军，尤其是在先进传感器、精密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方面补课，而不仅仅是利用数据优势，在某些人工智能服务方面沾沾自喜。因此，在短视的资本之外，中国政府应该做好人工智能产业的规划与政策扶持，帮助培养和吸收人才，致力于巩固“基础部门”，才能让人工智能在中国成长壮大。

　　AI的政治经济学

　　除了人工智能未来潜在的失控威胁之外，另一个可能引发灾难的后果就是冲击就业并恶化分配。

　　人工智能系统为经济价值的产生带来了新方式，也会对经济价值的分配产生巨大影响，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调整。现在，人们担心人工智能会让大批低端劳动者丢掉工作，并让拥有人工智能的巨型企业以及背后的老板掌握过多的财富与权力，有人将这些人描绘为“智神”。

　　上个月，扎克伯格在哈佛毕业演讲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艰难的，未来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卡车等等。我们父母毕业时，他们的目标是找到工作，但是今天，人工智能导致许多工作消失，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渐渐变淡，许多年轻人感到沮丧。”

　　与此同时，比尔.盖茨也在社交媒体告诫学生们，应该避开那些可能被人工智能影响或取代的专业。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未来15年美国38%的工作处在“高危”区域，极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在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也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主题，而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指的是人工智能。现在世界已经被分配不公所折磨，相当多的穷人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却承受了全球化带来的成本，这直接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动荡与不安，一些更为民粹的力量变得强大，对全球化构成了威胁。很难想象，如果人工智能加剧这个世界的不平等性，就像科幻电影中预言的那样，未来世界只属于少数科技大亨，而没有太多技能的劳动人口找不到工作，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

　　对中国而言，包容性增长带来的分配正义是现在与未来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因此，如何协调人工智能带来的竞争力与促进包容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必须重视的课题。中国不仅面临分配调整的压力以弥合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更关键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部分低端制造业将会遭受人工智能的挑战。比如成本更低的机器人取代中国熟练地产业工人，这也为制造业重返欧美国家提供了可能。

　　受到以色列人尤瓦尔.赫拉利撰写的《未来简史》影响，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坚信，以大数据与云计算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在未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他们关心的不是西方式的道德伦理的忧虑，他们也避开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仅仅强调人工智能某方面的社会价值。

　　比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公开声称，现在通过人工智能，人类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的速度的能力足以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因此，计划经济的优势将会显现。但他的这一观点遭受到大多数经济学者的批评。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更语出惊人地表示，“共产主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这两位成长于中国的企业家显然按照其所受的教育与经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而没有关心个体的命运以及社会的冲击，这种“政治正确”在相当意义上是为了自己所从事的人工智能研发提供辩护。

　　这正是中国社会需要警惕的现象，从上到下没有人关心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与威胁，而是将其过度工具化，为此不惜美化。这与硅谷的科技大佬们时刻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与社会威胁背道而驰，当企业家丧失了社会责任，而政府又过度重视经济，这种环境将会使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付出额外的成本与代价。

　　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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