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使命

　　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定位，是由地理、社会、经济等综合条件决定的历史宿命。

　　“1997快些到吧，八百伴究竟是什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 kong；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二十年前，一位东北歌手以一首《我的1997年》唱出内地民众对香港的朴素印象和单纯期望。

　　那时，我们对香港所代表的现代城市生活是羡慕的。羡慕之余，或许还有些其他复杂的心理，比如或多或少的那么一点仰视。1997年，面积仅有1104.43平方公里、人口仅为648.93万的香港却创造了1773亿美元的GDP。

　　这一体量占到了内地GPD总量的18.6%，2.73万美元的人均GDP更是后者的35倍之多。

　　若说罗列GDP数据显得粗暴，则可以更立体地如此描述：香港是避税港，是比肩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也是全球公认最为自由的经济体。说它在经济表现上鹤立鸡群，恰如其分。那个年代的香港，之于中国内地，代表着更发达、更先进和更开放；之于内地普通民众，难免因陌生产生的神秘感也化作了富裕和文明的代名词。

　　20年后，香港不再神秘。2016年，内地访港人次超过4000万，较之20年前增长了17倍有余；GDP总量增长超过八成，人均GDP超4.4万美元。作为发达经济体，香港在20年间保持了年均实质3.2%的增长，这一成绩仍属不易，是事实。

　　另一个事实是，内地在20年间以更为迅猛的速度在爆发，香港占内地GDP比重下降至3%左右。据预估，广州和深圳最迟将于2018年在总量上将赶超香港。微观层面，伴随着内地的经济起飞，一大批内资企业在20年中生根发芽，走向国际。

　　反观香港，新生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寥寥可数。以李嘉诚为代表的老一辈企业家依旧牢牢占据着香港富豪榜，把持香港经济。而内地更年轻的马云和王健林则已经把李嘉诚挤下了华人首富的宝座，甚至在机场书店的显赫地位，现在也严重遭到他们的威胁。20年前，《李嘉诚管理智慧》、《华人首富的哲学》等被冠以李嘉诚之名的书籍总是能多卖出些码洋；20年后，这些书只略微与时俱进地作些改动，并换上马云的标签，也依然是畅销书。

　　平视香港的同时，“香港逐渐二线城市化”的论调又开始出现。上述数据也就成了证据。实际上，香港一直以来的角色战略定位都始终没有更改，“超级联系人”依然。

　　2012年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后，“超级联系人”成为了高频词汇。梁振英无论会见伦敦市长，访问纽约，还是考察内地，不断对外重申“超级联系人”这一定位。它客观准确地阐明了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40年间所承担的角色。

　　回归前，内地尤其珠三角地区已经开始大量承接香港的制造业，“世界车间”退场，“世界工厂”登台。香港也得以从制造业中心，转型升级国际服务业中心，服务业占GDP逾90%；

　　回归之后，香港稳固成为内地最重要转口港、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和内地企业最重要的离岸集资中心。两地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很多开放政策也往往都是率先于香港“先行先试”。尤其CEPA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更为有利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推动投资落地。香港的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仍将存在下去。

　　香港的配套优势，也一如既往。比如，简单税制及低税率一直是香港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石。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的《税负环境报告》显示，其税赋环境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而内地排名第132位；税率仅为22.8%，内地为67.8%；走完所有报税手续仅需74小时，报税3次，内地则需261小时，报税9次。在金融领域，香港已构建了完善的金融体系、高效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成熟专业的金融人才结构。上海近年来奋起直追，离其还有不短距离。2016年，香港IPO集资额蝉联全球第一，远远超过第二名的纽交所和第三位的纳斯达克交易所。

　　对“超级联系人”，梁振英曾亲自撰文介绍。在他的理解中，“一国两制”是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的基础。对外，香港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以至语言和生活习惯，比较容易和外国接轨；对内，则得益于国家庞大的市场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香港自然成为国家与世界各地之间的共同平台和共同管道，有助世界各地联系内地，也有助内地“走出去”。

　　在某种意义上，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定位，即是由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综合条件决定的历史宿命，也寄托了更大未来的使命。（本文作者系资深财经媒体人）

　　彭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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