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是维稳前沿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居委会,维稳,前沿
- 发布时间:2010-12-09 13:48
在北京二环路的西南角有一片曾经显赫的住宅区---汽南社区。它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是中国第一个“城市新社区”。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蚌埠装甲兵学院院务部原部长、师职离休干部王士良就在这个小小的社区里开始了自己的新工作---从治保主任到居委会主任、社区党委书记。2008年，他又开始担任“非政府机构”汽南社区建设协会的会长。
从老派的“小脚侦缉队”、赶市场经济大潮办“三产”、再到率先试验“议行分设”这样的改革，82岁的王士良说，小小的居委会就是大社会的缩影。
高干巡逻队
王士良说：我老伴儿是原农业机械部下属农机进出口公司的职工，一直住在汽南社区，所以我从蚌埠回到北京就在这里颐享天年。那时，这里一共有17幢楼、800多户，大部分是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局的干部职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要发展汽车工业，从华北、东北抽调一批干部进京会战。1953年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六局、就是后来的汽车工业局在复兴路以南、木樨地以东、京张铁路以西兴建办公楼和宿舍楼。这些宿舍楼就是木樨地地区最早成型的小区，你看我们院里那些灰砖小楼，就是当时请苏联专家仿照他们的汽车城修建的，住的都是厅局级以上干部。因为宿舍区在汽车局大楼的南边，所以叫汽南社区。
我是当兵的，身体好，也闲不住，没事就经常扫扫院子。1988年，月坛街道办事处的管片干部和月坛派出所的片警邀请我“到居委会参与工作”。
那时居委会在小区北边的一间房办公，也就10个平方，3张桌子。我去之前，是由5个老太太组成“小脚侦缉队”，平时收收卫生费、宣传防火防盗、管管计划生育。算上我6个人，每两个人共用一张桌子，各种各样的文件、材料贴得满墙都是。当时让我当治保主任，也算是为我“量身打造”。
但是，治保主任不只管治安。我一上任就赶上北京普及管道燃气，我是居委会唯一的男同志，这种要出点力气的工作咱责无旁贷。我就陪着市煤气公司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回收煤气罐。后来有居民打听，燃气管道都铺完了，这人怎么还老在小区里转悠？原来他们把我当成煤气公司的了。
汽南社区是个“招贼”的小区。一来小区没有围墙，四通八达；二来住户相对富裕。每年都有好几起溜门撬锁案，居民一上班就提心吊胆，中午还特地蹬着自行车回家看看锁头。
因为这事情，我们这的片警年年考核落后。他也想组织个巡逻队，但是没人响应。一是毕竟他不是我们社区的人，二来这里这么多高干没人重视这个小警察。后来这事情就落在我们居委会身上。
居民是支持居委会的。我们上门征求居民意见。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居委会建议的是原农业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李本。他对我说：“早就应该这么办，老王你发一个执勤的红袖章给我。”33人组成的“高干巡逻队”很快就上岗了。
到1990年初，“高干巡逻队”扩编为一支由192名离退休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科技专家和一般干部组成的“汽南党员干部治安巡逻队”。那几年，我们院里一起治安事件都没发生，那个片警考核成绩也上来了，后来还调到分局了。
费孝通也想搬来住
那会儿在基层社区，是一个管片街道干部、一个片警，加上我们6个人。那时候也有党组织，但是和现在社区党委不一样。
汽南社区最早的党支部是这么来的：1954年汽车局派人成立了家属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居委会。这几个家属委员会成员也要过组织生活，于是成立了党支部。它的上级是局党委、再上边是部党委。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精神吹进了社区，我们一帮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绞尽脑汁琢磨“二次创业”的门路，大办社区服务。
最早我们只是“五小服务”：小缝纫、小百货、小理发、小副食和小传呼。小传呼比较有意思，那时候局级以上干部家里才有电话。为了满足广大住户通讯需求，我们向电话局申请了一部公用服务电话，安排值班接电话，然后“发传呼”。往院子里一站，大喊一声：××楼××家来电话了！每个电话收2毛钱用来支付当月电话费。
“五小服务”算是最早的创收形式，那时候日子过得真难。举个例子，居委会请小区积极分子当楼门长，算是居委会开展工作的“传声筒”。年底想给各楼门长点奖励，可实在没钱，就到市场上买点便宜的边角料，回来再自己跑缝纫机加工成布口袋送给人家。那时候没有政府拨款，我们创收多少就花多少。
80年代街道管市场，留下了不少废旧铁皮屋。我们去讨来“变废为宝”：两三个废旧铁皮屋组装在一起，见缝插针地安置在小区空闲地段，按照“不图所有但图所用”的原则引进了邮政所、瓜菜铺、还开办了小饭桌、老年饭桌，甚至还在北京最早把网通引进了社区。在90年代，我们健全了生活、邮政、法制、医疗、信息、文化等六个社区服务体系，还被北京市商务局作为示范社区奖励了10万元。
这样我们就成了“万元户”，还给全社区安装了楼宇对讲安全联网系统，这种“技术防盗”在北京也是最早的。
现在都提什么“5分钟生活圈”、“10分钟生活圈”，我们早在90年代就已经做到了。2000年3月，费孝通到汽南考察时就说过，将来他也要搬到汽南来住。1999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时也说过，“如果居委会能做到这种程度，政府的工作就好办了。”
政策落地老百姓能否接得住
2000年，月坛地区原有的83个居（家）委会合并成26个大社区。新的汽南社区面积0.107平方公里，人口5485人。社区居委会人员也不像过去那样干部多，现在有低保人员79人、待岗人数25人、外来务工人员7个。大社区出现以后，居委会的工作其实更复杂了。
2003年前后，西城区率先对下辖的社区居委会进行改革，产生了一批“议行分设”的新型居委会。汽南是最早进行试验的社区之一。
民主议事进社区是大好事，其实我们早在90年代就已经开始探索民主管理社区的新思路。当时我们动员了包括李本在内的15名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作为智囊团，为小区出谋划策。1998年，我们又多聘请了20名在职领导干部与原有老顾问们共同组成议事组。
每年年初我们都召开议事组大会，落实为居民办实事制度。我们是有统计数据的：1995年17件、1996年20件、1997年26件、1998年30件、1999年40件。因为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1380余名，占了社区总人口数的24%，所以我们办的实事一直都围绕老年人展开。有一年的议事会上有人提出：关注老人当然好，但是也要为小孩子做点实事，我们当年就在小区里安装了滑梯。“汽南的老人说话管用”，周边的居民都知道。
再说“议行分设”，从理论上来讲，这是加强社区居委会建设的重大决策，无疑是先进的。但是政策一落地，老百姓不一定接得住。
有居委会干部说了，“议行分设”以后，居委会的定位就相当于“小人大”，社区工作站相当于“小国务院”，大家各干各的。这种思维带到工作里，居民就有意见了。以前到居委会办事找对口的负责人就行，现在找到居委会，说这事归工作站管，再跑到工作站，又被告知应该找居委会。你别看都在一个小区里，就几步路，但一来一往，行议“两张皮”的矛盾就出来了。
所以后来在“议行分设”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了“一心两会一站”，就是以社区党委为核心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和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并驾齐驱。
2000年汽南社区在北京市最早成立了社区党建协会。主要工作目标是协调、联系驻社区的各单位党组织在社区各项工作中自觉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整合社区资源，实现党建工作的全覆盖。
比如捐款，各驻区单位的党委书记都是社区党建协会的会员，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组织和动员党员群众献爱心。
人情味少了
从1998年开始，我连续两届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每年会议期间，我都会提交关于我们社区的议案或者建议少则六七件、多则十余件。
2004年8月，10多位“文革”时参加“五七”印刷厂的老人找到我，反映他们退养后每月500元生活费看病困难，又没有医疗保险。我会同杨万里提交议案建议为这一群体解决了医保关系。
汽南社区没有物业公司，都是公房也不存在业委会。每户一个月缴纳几元卫生费，由居委会雇几个保洁人员打扫。
但后来私家车多了，如果出现盗车案件，居委会难以承担责任，我们就委托一个汽车管理公司进入社区，每个车位由车主每月缴纳120元钱。这个举措还受到了公安部门的表彰，得了800元奖励，说我们进行了社区机动车管理市场化的有效尝试。
但让老百姓接受“花钱买服务”还是花了些时间。居民说：由你们居委会不是管得好好的，干吗还让我们花钱雇人看车？当然，这种也反映出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对居委会最放心。八九十年代居民和居委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
北京曾经搞过名为“红黄蓝”的社区信息化服务工程。只要居民在家拨个电话，就可以获得医疗、治安和生活服务。老百姓花了100多块钱把专线安装好了，碰到磕磕碰碰想要请人上门包扎时，却总也打不通电话。居民反映到居委会，我们就去了解情况，结果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电话接不过来也提供不了上门服务。不少居民要求“退货”。
北京曾到上海学习社区建设经验，招了一批事业编的年轻专业干部。2005年，汽南社区就“空降”了一位专业干部接替我做居委会主任，但没干多久就辞职了，因为工作方式不恰当，他和部分居民产生了矛盾。
现在很多居民跟我反映物价问题，政府的公信力在老百姓心里打了低分。“27号文件”出台了，很多的居委会工作人员把它当成一个业务指导文件，左看右看看不出门道。其实要把它置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高度来看，确保基层稳定我们的政权才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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