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蔡定剑,治疗,论文
- 发布时间:2010-12-09 13:58
21日下午6点前后，蔡定剑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要拟名单？？”家人问他，是什么样的名单？给他很多个选择，最后问道，是不是要地方人大的名单，他点点头
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的最后一个晚上。治疗过程与之前几天并无两样。
陪护在蔡定剑病房里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回忆，这时的蔡定剑身体一定极其疼痛，“他总是勉强入睡5到10分钟，又立马疼醒过来。”
此前两天，中国政法大学的几名老师去看望他，他却记挂起工作来，和大家交代，要把宪政研究所的工作挑起来。他在一次意识迷糊前赶忙和身边的人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最后的一个晚上，他一直说，“打了个败仗，打了个败仗？？”蔡霞觉得，说这些话时，他一定是认为自己要熬不过去了。
11月22日凌晨三点半，医生拔掉呼吸机，54岁的蔡定剑与世长辞。
媒体用“世间已无蔡定剑”描述这一天。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网页，也因之更换成黑白色。
17年，人大研究第一人
蔡定剑1955年生于江西新建，高中毕业后曾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多，1975年参军，服役四年。
高考制度恢复后，蔡定剑从部队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江平称他是“79级非常优秀的学生”。此后，蔡定剑考入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班，并担任著名法学家陈守一的助理。
1984年，蔡定剑发表的第一篇法学核心期刊论文《浅论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引发当时法学界的热议。
蔡定剑妻子刘星红回忆，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即向总政领导递交请调报告，“他决定要前往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7年，蔡定剑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专司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
17年后，蔡定剑选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离开。对此，江平则认为，蔡定剑对官位看得很轻，官位不要而从事教育，实在难能可贵。
在人大工作期间，蔡定剑发表专著《中国人大制度》，该书迄今已再版5次，蔡定剑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人大研究第一人。
16个月，推进“反就业歧视”
在中国政法大学同事焦洪昌眼中，蔡定剑涉猎的学术领域非常宽广，泛及历史变迁、民主法制、财政税收、观念价值。而近些年来，蔡定剑还致力于抨击腐败，扶助弱势群体。
他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过评论的领域，遍及城管、公务员车改、拆迁安置条例违宪等社会热点问题。
蔡定剑关心选举治理。由他任课题负责人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上，通过大量事实得出结论，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说农民素质太低，搞不了选举，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
蔡定剑还极其关心财政预算公开。每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他都会对媒体反复讲解《预算法》，还说全国预算问题的重要性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他多次撰文、发表演讲，推动政府预算公开，使得政府预算公开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激励了上海、深圳的律师、民间人士参与这项事业。深圳甚至出现“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这样的民间组织，一些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的专业人士实践着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
近两年来发生的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政改事件背后，都有蔡定剑的身影。
自2009年以来，蔡定剑组织全国各地记者进行“反就业歧视”领域的培训。他还身体力行，组织课题组对全国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就业歧视现象进行统计调研。
“7年时间里，蔡定剑做了大量工作，他是举办学术活动最多的一位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如果不是这么玩命工作，也许他还能多活几年，老天不公啊，这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
查出患有胃癌，且已到晚期，是在去年6月。蔡定剑的弟子说，当时他的家人瞒着，没有直接告诉他，但后来他显然还是知道了。
16个月以来，蔡定剑没有因为“时日不多”而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他最后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今年10月的拆迁立法“香山会议”上。一名记者回忆，蔡定剑当时还握着他的手说，推进征收变法，媒体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拜托各位，大家努力，把会议消息报道出来。
这也是“反就业歧视”理念宣传大幅度推进的16个月。其间，蔡定剑通过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女性就业歧视、农民工就业歧视状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
最后5天，一位理想主义者的退场
病危通知在11月18日发出。当天下午，蔡霞与许多老师去看望蔡定剑时，他只能半句半句地说话。
“但每谈到书籍出版和学术交流的事，他精神上就很努力，用最大力气跟我们谈，但坚持5分钟谈下来，他就非常非常累了。”蔡霞说。
生命最后的时间里，蔡定剑都在谈工作。蔡霞说，所有人都很清楚，他的兴奋点和全部关注点都在学术和工作上，似乎只有谈起这些，才能使他暂时忘却病痛，但谈这些又非常劳累，要耗费他极大的体力和精力。
这就让陪护在他身旁的人面临两难：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分散他的病痛，让他不感觉累，就和他谈工作，但谈完之后，他似乎更加累了。
21日下午6点前后，蔡定剑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要拟名单？？”“家人问他，是什么样的名单？给他很多个选择，最后问道，是不是要地方人大的名单，他点点头。”蔡霞说，接着他一点点讲地方人大上有哪些同志跟他有学术联系，要拟一个名单，要把事情做起来。
“要快，要抓紧。”蔡霞记得蔡定剑这么说。蔡定剑的好友猜测，他是在呼吁人大改革要推进，呼吁地方改革创新。
“他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焦洪昌说，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可能只是坚持一个想法，而蔡定剑的理想不是停留在思考层面的，他总是身体力行去实践。
11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网站刊发蔡定剑遗作《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当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烛光追思会”，悼念蔡定剑。
在最后时光里，蔡定剑曾对探望他的一位记者说，“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
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的最后一个晚上。治疗过程与之前几天并无两样。
陪护在蔡定剑病房里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回忆，这时的蔡定剑身体一定极其疼痛，“他总是勉强入睡5到10分钟，又立马疼醒过来。”
此前两天，中国政法大学的几名老师去看望他，他却记挂起工作来，和大家交代，要把宪政研究所的工作挑起来。他在一次意识迷糊前赶忙和身边的人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最后的一个晚上，他一直说，“打了个败仗，打了个败仗？？”蔡霞觉得，说这些话时，他一定是认为自己要熬不过去了。
11月22日凌晨三点半，医生拔掉呼吸机，54岁的蔡定剑与世长辞。
媒体用“世间已无蔡定剑”描述这一天。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网页，也因之更换成黑白色。
17年，人大研究第一人
蔡定剑1955年生于江西新建，高中毕业后曾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多，1975年参军，服役四年。
高考制度恢复后，蔡定剑从部队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江平称他是“79级非常优秀的学生”。此后，蔡定剑考入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班，并担任著名法学家陈守一的助理。
1984年，蔡定剑发表的第一篇法学核心期刊论文《浅论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引发当时法学界的热议。
蔡定剑妻子刘星红回忆，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即向总政领导递交请调报告，“他决定要前往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7年，蔡定剑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专司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
17年后，蔡定剑选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离开。对此，江平则认为，蔡定剑对官位看得很轻，官位不要而从事教育，实在难能可贵。
在人大工作期间，蔡定剑发表专著《中国人大制度》，该书迄今已再版5次，蔡定剑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人大研究第一人。
16个月，推进“反就业歧视”
在中国政法大学同事焦洪昌眼中，蔡定剑涉猎的学术领域非常宽广，泛及历史变迁、民主法制、财政税收、观念价值。而近些年来，蔡定剑还致力于抨击腐败，扶助弱势群体。
他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过评论的领域，遍及城管、公务员车改、拆迁安置条例违宪等社会热点问题。
蔡定剑关心选举治理。由他任课题负责人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上，通过大量事实得出结论，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说农民素质太低，搞不了选举，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
蔡定剑还极其关心财政预算公开。每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他都会对媒体反复讲解《预算法》，还说全国预算问题的重要性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他多次撰文、发表演讲，推动政府预算公开，使得政府预算公开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激励了上海、深圳的律师、民间人士参与这项事业。深圳甚至出现“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这样的民间组织，一些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的专业人士实践着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
近两年来发生的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政改事件背后，都有蔡定剑的身影。
自2009年以来，蔡定剑组织全国各地记者进行“反就业歧视”领域的培训。他还身体力行，组织课题组对全国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就业歧视现象进行统计调研。
“7年时间里，蔡定剑做了大量工作，他是举办学术活动最多的一位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如果不是这么玩命工作，也许他还能多活几年，老天不公啊，这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
查出患有胃癌，且已到晚期，是在去年6月。蔡定剑的弟子说，当时他的家人瞒着，没有直接告诉他，但后来他显然还是知道了。
16个月以来，蔡定剑没有因为“时日不多”而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他最后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今年10月的拆迁立法“香山会议”上。一名记者回忆，蔡定剑当时还握着他的手说，推进征收变法，媒体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拜托各位，大家努力，把会议消息报道出来。
这也是“反就业歧视”理念宣传大幅度推进的16个月。其间，蔡定剑通过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女性就业歧视、农民工就业歧视状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
最后5天，一位理想主义者的退场
病危通知在11月18日发出。当天下午，蔡霞与许多老师去看望蔡定剑时，他只能半句半句地说话。
“但每谈到书籍出版和学术交流的事，他精神上就很努力，用最大力气跟我们谈，但坚持5分钟谈下来，他就非常非常累了。”蔡霞说。
生命最后的时间里，蔡定剑都在谈工作。蔡霞说，所有人都很清楚，他的兴奋点和全部关注点都在学术和工作上，似乎只有谈起这些，才能使他暂时忘却病痛，但谈这些又非常劳累，要耗费他极大的体力和精力。
这就让陪护在他身旁的人面临两难：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分散他的病痛，让他不感觉累，就和他谈工作，但谈完之后，他似乎更加累了。
21日下午6点前后，蔡定剑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要拟名单？？”“家人问他，是什么样的名单？给他很多个选择，最后问道，是不是要地方人大的名单，他点点头。”蔡霞说，接着他一点点讲地方人大上有哪些同志跟他有学术联系，要拟一个名单，要把事情做起来。
“要快，要抓紧。”蔡霞记得蔡定剑这么说。蔡定剑的好友猜测，他是在呼吁人大改革要推进，呼吁地方改革创新。
“他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焦洪昌说，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可能只是坚持一个想法，而蔡定剑的理想不是停留在思考层面的，他总是身体力行去实践。
11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的网站刊发蔡定剑遗作《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当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烛光追思会”，悼念蔡定剑。
在最后时光里，蔡定剑曾对探望他的一位记者说，“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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