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与大国崛起

　　形塑一整套价值观，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与辐射力。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或许需要两代人乃至更长时期才能完成

　　一个国家的崛起需要软硬实力的配合。对内，硬实力用于“强筋壮骨”，为民众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提供物质基础；软实力用于凝聚民心、树立各个族群的文化信心、建立一个有序稳定的社会、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提供文化源泉与支撑。对外，硬实力用于抵御侵略、获取物质利益（古代是香料、丝绸、陶瓷、马匹，近代以来是资源、市场、殖民地）；软实力用于增加吸引力与认同度，形成文化领导力或曰文化霸权。

　　冷战后更是如此，军事实力主要起辅助作用，经济实力与国际机制起放大器作用，有吸引力与辐射力、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是基础。

　　形塑一整套价值观，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与辐射力。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或许需要两代人乃至更长时期才能完成。形塑价值观、增强软实力需要多种因素，而借鉴中外历史依然是有效且必不可少的环节，其中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历程或可充当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美国内战结束后，黑奴劳动力得以解放，铁路、机器、电报、电话等新技术获得广泛应用，促成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了许多大企业与大企业家，如卡耐基、洛克菲勒、福特、J.P.摩根等。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跃居世界首位，但美国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却是在二战后。那么，这半个世纪中，美国发生了什么？从硬实力的角度，是美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提升、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加上二战的助力，使得二战后的美国具有了傲视全球的实力。软实力方面，则是“美国精神”的构建与定型，对内塑造文化与政治认同、凝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对外占领国际政治的道义制高点，以吸引其他国家、影响他国国民价值取向、构建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国际制度，其典型是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美国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是在19世纪90年代，与此高度相关，这十年被视作“美国历史和思想的一道分水岭”。此后，有别于“欧洲精神”的“美国精神”得以构建并成型，它是“一种独特的美国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体现在实用主义哲学、人类进化论、美国历史的“边疆假说”、现实主义文学、美式英语、社会法学、社会进步观等众多方面。它们与以尊重个人、重视契约、强调政教有别为特征的“清教”传统相结合，为社会进步运动奠定了民意基础。

　　1870-1890年被称为“严重不满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人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强烈不满。而社会进步运动时期（1890-1920年）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使得社会矛盾大大缓解，美国社会走向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届政府是社会进步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通过立法和执法限制企业的垄断行为，拆散能量巨大的垄断托拉斯，降低关税以打击垄断行为、促进竞争，开征个人所得税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联邦储备体系以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并提升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成立劳工部以改善劳工福利和妇女工作条件、促进就业。社会各阶层也参与这个运动：中产阶级致力于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卫生、居住条件；记者、漫画家、作家等通过揭露社会阴暗面来推进社会进步；富豪阶层也意识到财富仅仅被子女享受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应该把财富反哺社会，积极向慈善家转变，在1916年《遗产法》生效后，大批富豪捐助大笔资金，建设学校、图书馆、医院和博物馆。通过社会福音运动、社会安居运动、和平运动、圣洁生活和禁酒运动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建立工业化时代的人文社会，改善人权与妇女权利。

　　外交上，1889年，美国召开泛美会议，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击败了西班牙，夺取了加勒比海的古巴和波多黎各、太平洋的关岛及菲律宾群岛，接着合并了夏威夷群岛。1903年美国夺取了巴拿马运河区。在远东，1899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战争结束后，美日双方经过谈判于1908年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主要内容是为维持太平洋上的现状作出努力，但美国国务卿罗脱坚持要求在协约的第三款中写明，“维持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及该国内列强商业机会之均等”）。

　　根据一战的经验教训，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以“十四点计划”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内容是：（1）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2）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3）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4）裁减军备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5）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6）外国军队撤出俄国，并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7）德军撤出比利时，并恢复其主权；（8）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9）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10）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11）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黑山的领土予以恢复；（12）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的其他民族有在“自治”的基础上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13）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以国际条约保证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14）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

　　问题在于，一战后的美国孤立主义色彩依然浓厚，威尔逊也未能说服国会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苏联直到1934年才加入国际联盟，但在1939年又被开除。结果是，国联长期只有英法意日四个常任理事国，英法两国更成为“国联双巨头”。“旧欧洲”国家缺乏主导国际秩序的新理念，依然按照梅特涅、塔列朗等建立维也纳体系时所信奉的帝国理念、正统原则等老规矩行事，而此时的“旧欧洲”国家已经缺乏主导全球事务的实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效法欧洲获得长足发展，并成功晋级国联常任理事国，显然更不可能提供新理念。因此，国联的国际影响力有限，而二战的爆发更标志着国联的过时与失败。但是，二战特别是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得孤立主义在美国丧失了主导地位，富兰克林·罗斯福因而得以让美国置身二战。在二战中美国进一步壮大了实力、拉大了与欧洲大国的实力差距。罗斯福因而得以实施威尔逊的“美国主导建立国际秩序”的主张。

　　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有抵消俄国影响、主导世界秩序构建的意图，但客观而言，这些内容符合大部分国家的愿望，大大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威望，成为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象征，而罗斯福在希特勒占领欧洲建立“新秩序”的背景下提出“四大自由”，则表明美国有意用更大的概念--道德秩序--来回应“纳粹秩序”。针对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罗斯福主张，“我们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为了让自由国家展开合作，共同生活在一个友好文明的社会中”，“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基于对所有国家人权和尊严的尊重，而正义的道德力量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四大自由”迅速成为国家的蓝图，促成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其影响力远远超出美国的边界。杜鲁门构建遏制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是落实“十四点计划”与“四大自由”。两者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象征，其精神实质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理想主义情怀，“一种升华为责任感的强烈人道主义心肠”，同时还有“敌友双方都高度评价的政治技巧”，其政治运作能力（特别是对议会的运作能力）也强于威尔逊，因此既能提出一些自己的外交主张，也能把这些主张付诸实施，典型如1933年提出“睦邻政策”，以平等、不干预原则对待拉美国家。这是对门罗主义的重大调整，适应了时代的变化，改善了美国与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关系，为美国进而领导全球奠定了外交基础。罗斯福对美国软实力最大的贡献很可能是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这是他反复思考的结晶。在他看来，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人类的四项基本自由”和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个口号所代表的理念很快被美国精英阶层所接受，成为他们论证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一大理论依据。这一理念也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为美国领导世界提供了道德依据。“十四点计划”是落实这一理念的先声。二战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人在带领美国构建世界新秩序、遏制苏联的过程中，从政治、安全、经济、金融、文化等领域将“四大自由”理念全面可操作化。

　　从上可知，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美国精神”的构建，它对内缩小了贫富差距、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与成熟。相应地，美国精英阶层也具有了领导世界的素质与能力，并能提出一些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包括一些不同于“旧欧洲”的外交理念。二战的爆发与美国的参与，消解了美国的孤立主义理念与势力，使得美国所主张的外交理念得以实施。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软实力乃是建基于国内的社会进步，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为官民并信，因而对内可以凝聚民心、形成共识，对外则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辐射力，并取代“旧欧洲”的外交理念。美国从“经济实力全球第一”到“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过程长达半个世纪。

　　以上是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利用软实力的历史经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已经处于坐二望一的地位，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在2030年前后成为全球第一。

　　另一方面，现阶段的中国也遇到了与美国快速工业化、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时期类似的许多问题：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官员腐败，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人民生活水平在提升，但民众缺乏安全感，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不满情绪，民众缺乏精神寄托，富裕阶层生活奢侈但精神苦闷，明星吸毒事件频发，如此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只能体现在物质力量的增加上，而缺乏必要的精神支撑，即缺乏一套核心价值观体系，或曰“中国精神”，在对外关系上，即表现为软实力不强。

　　从美国的例子看，一套有效的价值观体系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也不必奢望在短时期内形成。但是，中国崛起之实现与保持，一大必要条件是从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获取镜鉴。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就直率地说过，“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可以输出的普世价值观”。现在是中国对此加以回应的时候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