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的中国式滥用

　　抗生素在中国的数字故事

　　2009年春节后不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师刘正印碰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人。

　　患者是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但医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刘正印说，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这种微生物仅对一种名叫多粘菌素的药物敏感，但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这种药早已退出市场。

　　事实上，即使能找到多粘菌素，刘正印也不敢用，因为病人恰巧患有肾功能衰竭。“拿到化验报告后，我边看边问自己，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种‘超级细菌’呢？”这位传染病专家回忆说。

　　所谓“超级细菌”，是指那些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细菌，它们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抗生素的使用。

　　刘正印说，这名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在13岁时就被诊断出肺部囊性纤维化——这是一种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因此，在过去的8年，“她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使用各种抗生素”。大量的抗生素虽然杀死了无数试图侵蚀女孩的细菌，但也“锤炼”出了不再害怕它们的“超级细菌”。

　　这已不是刘正印第一次遇到“超级细菌”了。他说，如今“超级细菌”的名单越来越长，它们对许多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进化出来后，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据估计，每年大约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住院治疗。

　　事实上，医院正是“超级细菌”产生的温床，因为那里使用抗生素频率与强度最大。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外科患者更是几乎人人使用，比例高达97%。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人们常认为抗生素就是退烧药、消炎药。能用高档的就不用低档的，能合用几种抗生素就不单用一种，能静脉滴注就不口服。这些做法无不助推了“超级细菌”的肆虐。据推算，仅2005年全国就因抗生素耐药细菌感染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中国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由于抗生素滥用，在中国细菌整体的耐药率，要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大约高出45%左右。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抗生素产量最大的国家，年产147万吨，全世界75%的青霉素工业盐产于中国，80%的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产于中国，90%的链霉素类抗生素产于中国。

　　与此同时，抗生素在养殖业中的应用突飞猛进。在中国，每年有一半的抗生素用于养殖业。然而，这些药物并非用于治疗生病的动物，而是用于预防动物生病。另外，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这已是养殖业内通行的做法。

　　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在农场周围的空气和土壤中、地表水和地下水中、零售的肉和禽类中，甚至是野生动物体内到处都充斥着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在人体内蓄积。它不仅会导致器官发生病变，而且能把人体变成一个培养“超级细菌”的小环境。现在有许多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既没有传染病史，也没有住过医院，病因十分蹊跷。

　　如果有一天，所有抗生素都对那些细菌产生不了作用怎么办？也许，“2012”离我们还太遥远，但是抗生素的假设让人不寒而栗。

　　你看，你看，抗生素的脸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已经离不开抗生素了。

　　我们几乎无法想像一个世纪以前的人们是怎样对待牙周炎、伤口这类看似寻常的小病的，也无法想像即使是这样的病痛也能随便就夺去一个鲜活的生命。

　　事实上，我们能够捂着疼痛的牙齿，按照医嘱买几片阿莫西林吃下去就能好的轻松日子，完全拜抗生素所赐。

　　1928年9月3日，当伦敦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弗莱明从乡下度假回到实验室时，发现一个月前被他不小心洒在培养皿里的一小块青霉菌，将其他的细菌都杀死了。这个失误使他发现了后来改写医学史的一种几乎是“万能”的药剂——青霉素，并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25个名誉学位、15个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以及其他140多项荣誉，其中包括1945年诺贝尔医学奖。

　　抗生素自问世以来，大大降低了因感染而导致的死亡率，尤其是其应用的前50年。随后，其发展遍及全球，踪迹几乎遍布医学的每个领域，对我们的健康起着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

　　然而，直到去世的那一刻.弗莱明都不知道他所发现的“万能药”，其实长着雅努斯的两张面孔。

　　在抗生素被发现之前，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的主要杀手之一，医生对它束手无策，青霉素问世终于使得它的猖獗有所收敛。但随着青霉素的广泛使用，某些金黄色葡萄球菌开始出现了抵抗力。为了对付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1959年，科学家又研制出一种半合成青霉素，即甲氧西林。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仅仅时隔两年，在英国又出现了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此后，科学家就走上了一条与细菌的抗药性不断赛跑的不归路。

　　抗药性并不是抗生素独有的特性，但是抗生素却无疑是受抗药性之累最深的药品。就好像我们在欣赏完它迅速、有效的光明一面时，却发现了它背后隐藏的那张脸一样，我们对它又爱又恨。

　　然而，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一个人从没用过抗生素。在中国，抗生素被亲切地称为“消炎药”，谁家都会备上一些，只要有点儿头痛发热，都会习惯性地吃上几片。正所谓“灵丹妙药”，抗生素在某些特殊病症上凸显的治得好、见效快的优势，使它在临床上很容易受到推崇。在中国药品消费前十位中，抗生素占去半壁江山，如阿莫西林、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等。

　　也许这正是导致抗生素产生另一种脸孔的原因所在。

　　在这个什么都图快的时代，已经没什么人愿意花个十天半个月调理好身体，能够快点治好病重新回去工作便是最大追求。人们对医生的评判标准也仅仅在于是否能够快速地将病治好，为图稳妥使用传统药物的医生反而被怀疑。这使得医生纷纷大范围大剂量使用抗生素，来个急火攻心，马上就药到病除，于是皆大欢喜。不习惯复杂的治疗方式，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等待——抗生素如此满足了普通人对于速度和效果的需要。

　　而另一方面，由于医生缺乏相应的使用指导以及药品本身的耐药等原因，使得抗生素的另外一面越来越凸显，面目也随着滥用问题的严重愈加狰狞。传说中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超级细菌”，正开始浮出水面。感染了“超级细菌”的人，将变得无药可治——所有的抗生素都对其束手无策。

　　也许我们应该明白这个事实，抗生素就像是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张脸孔的雅努斯神，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步它会将哪一张脸孔转向我们。而选择这张脸的权利，则握在我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