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烟囱存废之争

　　“我们为何不留下一座烟囱，让争论继续，去警示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呢”

　　在距离天安门不到5公里的北京市西二环，有座高180米的大烟囱。虽废弃多年，但关于它存废的争论延续至今。按最新披露的改造方案，它或将被改成8米高的观光平台，从此“泯然众楼”。

　　烟囱改造项目的负责人王武表示，最新中标方案来自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团队，已在7月递交城市规划部门。一旦获批，就准备开工。

　　“站错了位置”

　　大烟囱位于北京市西二环莲花池东路，中国华电集团下属的北京第二热电厂老厂区内。为减少空气污染，热电厂已于2009年关闭并搬迁至郊外。2016年，旧厂房被开发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赞成拆除的专家认为，烟囱“站错了位置”，破坏了周围的文物历史风貌和首都中心城区的天际线。

　　与大烟囱相距不足百米就是有约900年历史的天宁寺塔。塔高57.8米，建于辽代，位于天宁寺内。寺庙毁于元末战乱，后于明朝重建。寺院以古塔和菊花闻名，每年吸引众多信徒和游客拜访。

　　改造计划的首席设计师霍春龙认为，烟囱的高度比天宁寺塔超出3倍还要多。“按照现在的文物保护法，距离文物建筑1公里范围内都不得有过高的设施，更不用说是在100米之内了。”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划定了天宁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筑控制地带。按要求，烟囱和厂房所在的区域内建筑高度不得超过30米。文物保护法也明文规定：“对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必要时应予以拆迁。”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姚远认为，影响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随着经济转型发展失去了原有功能，拆除是贯彻文物保护法的体现，也为恢复文物周边的历史风貌提供新机遇。

　　建于1976年的北京第二热电厂，曾为北京前三门大街地区多家重点单位供电供热，其中包括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为减少损耗，就近选址西便门天宁寺附近。

　　“当时这一带居民较少，搬迁成本低，就是一片荒芜的玉米地。”参与工厂建设的副总工程师、60岁的申兰海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人们对文物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

　　算不算“工业遗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林立的烟囱曾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北京城区已有大大小小1万4千多个工业烟囱，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直到1983年，中央政府要求北京建设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不再发展重工业”。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烟囱应该保留，作为北京城发展的历史见证。

　　中国住建部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赵中枢认为，烟囱和古塔已共存40年，互不排斥，两座建筑一起成为新的历史遗迹。“如果能在景观上作一些改善，我认为烟囱不用拆除。”

　　但并不是所有专家都认同烟囱的“工业遗产”身份。北京地理学会副会长朱祖希认为，烟囱只有40年历史，且无特殊价值和特色。

　　43岁的陈滢在热电厂工作了20年。她说，这是北京第一家配备燃油锅炉的热电厂，在当时不仅高效，而且也是环保的代表。“烟囱被建造得如此之高，就是为了让烟尘飘远，减少对居民的污染。”

　　在她眼中，这座烟囱不仅保存了城市记忆，也记录了她的青春奋斗。

　　以前每年冬天，她和同事每隔两小时就要爬到36米高的锅炉房检查机器。虽然辛苦，但她却很自豪，因为自己的工作保证了首都的温暖和光明。

　　“这是北京城区被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工业烟囱。为什么不能留下一个烟囱来纪念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陈滢说。

　　事实上，很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筑物都因废弃而难逃被拆除的命运。

　　北京儿童医院被业界誉为新中国现代建筑的优秀范本，其35米高的烟囱设计最为巧妙——里层是烟囱，外面装饰为水塔。但烟囱最终在2008年被拆除。

　　北京焦化厂曾拥有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炼焦炉，2006年停产后，其厂房入选《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计划被改造为工业遗址公园。但2016年有专家发现，6根本应“强制保留”的大烟囱只剩下2根。

　　有争议就是进步

　　“我们认为将其拆除到8米高的改造方案，是让烟囱焕发了新生——既让大家记住这段辉煌的工业历史，也保护了天宁寺以及距离更远的白云观。”霍春龙说。

　　专家们的争议，让决策者想到征集民间智慧。2016年3月，热电厂和西城区政府组织了一次大烟囱改造方案的征集活动，设计开发烟囱全新功能和用途，将其打造成地标性建筑。两个月内共收集到51个设计方案。

　　令王武印象深刻的一个方案，是在烟囱顶部悬挂一面巨大的LED屏，用来播放公益广告或实时空气质量。“这个方案既引人注目，又环保，且造价不高。”王武说。

　　陈滢希望改造后的烟囱能够“轻松、活泼”，“少一点工业化”。她曾和同事开玩笑，建议烟囱上开发跳伞或者蹦极项目。

　　尽管北京市规划部门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但关于烟囱去留的问题已出现在西城区初中地理毕业会考的试卷上。没有标准答案，合理即得分。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马英认为，烟囱去留的争议，是文物保护进步的表现，也显示了决策者对城市建设更加谨慎的态度。“城市规划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还需要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建言。”

　　他还举例巴黎蒙巴纳斯大楼，这座超过200米高的建筑在竣工后，因对巴黎的天际线构成了极大破坏而备受诟病，但却作为“反面教材”，一直保留至今。

　　“我们为何不留下一座烟囱，让争论继续，去警示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呢？”马英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袁全 王飞/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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