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鼎

　　鼎的出现、演变、定型，有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说花花草草，坛坛罐罐，首先应该说鼎。因为鼎在中国古代器物中最不平凡，犹如百兽中之雄狮，群芳园里的牡丹。

　　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释义：古代炊器，多用青铜制成，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四足的。再通俗点，鼎是三只脚或四只脚的釜（锅）。

　　但是，将鼎当成普通器具，是不准确的。夏商周三代，鼎是立国重器，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宗庙里的列鼎被敌人毁坏、抢掠，国家也就象征性地完蛋了，所以篡夺权力叫“问鼎”。汉武帝曾获得一古鼎，以为是江山永固的祥瑞，索性将年号也改为“元鼎”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鼎，当然不可能像老子一样，甫落地便是白发苍苍的模样。鼎的出现、演变、定型，有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拿浙江来说，河姆渡遗址第三期地层（距今约6000年）出土许多陶鼎，貌不惊人的样子，大概只是普通的实用器具，与釜的实际功用并无多少区别，只是釜圆屁股，坐不住，生活做饭时，需要额外的陶支角辅助架设，而鼎可以稳健站立，三足鼎立嘛，自然更方便使用。

　　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后期。

　　至于鼎如何从普通的器具，一步一步，走向辉煌，成为庙堂之上最重的祭祀礼器，用以沟通天人之际，用以彰显拥有者的显赫身份。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里头学问大得很，我当然说不清楚。但到商周时期，情形就明朗了，出现了体量巨大的铜鼎，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重875公斤，花纹面目狰狞，其大可容下一头牛，这样的巨无霸当然不仅仅只是实用器，总该有些神圣、威严、恐怖、神秘的意味。与此同时，还有一类鼎，袖珍得连一碗稀饭也煮不开，也不是实用的，专用作随葬。

　　至于随葬鼎，更有话好说。身处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一辈子讲“克已复礼”，希望恢复周公时代的社会规范，而这规范多半系于“礼”。据说，“礼”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用礼器，用列鼎制度来维系的。人分三六九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就各位，彼此不得僭越。天子用九个铜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只能用三鼎，依次递减到老百姓，当然就不允许拥有鼎。这些九鼎、七鼎，样式类同，大小依次递减，称为“列鼎”。

　　据说在“郁郁乎文哉”的时代，社会规范被严格执行着，人们各守本分，该用几鼎就用几鼎。但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一切都乱了套，老百姓居然也敢僭越用鼎随葬。这就叫“人心不古”。

　　真是儿子打老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毅然周游列国，到处游说，希望阻止江河日下的世风，回归旧日秩序。但是，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时代一去不复返。著名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即为其例，墓主是曾国国君，竟以九鼎八簋的规格随葬，就有学者认为，这是以诸侯僭用天子之礼。

　　秦汉以来，人们仍不断铸鼎，不过造得越来越粗糙，越来越轻佻，汉代墓葬出土的各式铜鼎、陶鼎，礼器的尊贵光环逐渐消失，诚如鲁迅小说《风波》九斤老太所抱怨的“一代不如一代”了。再后来，道士炼丹用的铜器，佛寺门口香烟袅袅的焚香器具，文人雅士的案头陈设，造型分明是鼎，名字却改叫了“香炉”。

　　宋徽宗皇帝有意复古，希望跨越汉唐，力图回归三代，内府大量收藏各地出土的商周铜器，并以此为模范，铸造过一批“新成礼器”，新铸“九鼎”，品质甚佳，为后世所称许，但稍后的“靖康国难”，北宋覆灭，礼乐用器俱为金人所掠，曾经是天命所归的光荣象征，恰恰沦为无道亡国的耻辱烙印。

　　宋元时期，各地孔庙学宫、宗教寺观供奉的仿古铜鼎，说是仿造自先秦古器图谱，但优劣不一，与三代气象，相去已远，就像我临写的王羲之《兰亭序》，认真的时候，我的老师点评说，勉强得其形似，懈怠时，则连形似也办不到。

　　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