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在课程改革中“守正创新”

　　我提出“守正创新”，过去好的教学传统和经验，以及既有教材成功的设计，都是要“守正”的，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和拓展

　　“语文教材是社会公共知识产品，众口难调，还要编出新意，确实非常难。部编本语文教材投入使用后，一线师生的反馈是非常正面的，让我们很受鼓舞。”“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如是说。

　　此前，语文教材“一纲多本”，各版本教材占据各自的市场，改革意见众说纷纭。2017年教育部正式发文：9月起，全国中小学起始年级改为使用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5年之久的新版语文教材，即“部编本”。

　　“部编本”的面世意味着“一纲多本”时代正式结束，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鄂教版、北师大版等各类语文教材都将退出历史舞台。

　　“部编本”由教育部调集全国专家、作家、优秀教师和编辑共50余人组成编写组，加上各方面的审查专家，先后有一百多人参与编写和把关。

　　温儒敏表示，“部编本”吸收了各个版本的优点以“守正创新”，也可以看作是十多年来课程改革的结晶：以人为本、重视素质教育和自主性学习等新的教育观念，以及一线教学好的经验，都努力在“部编本”中沉淀下来了。

　　寻求社会最大的共识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十多年来的课程改革？

　　温儒敏：2000年前后，一批有理想有担当的人开始推动课程改革，编写了课程标准，也编写了相应的教材。十多年的课改是有成就的，起码一些新的教育观念普及了，比如素质教育观念，极少有人反对。

　　但能否落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面对应试教育这个巨大的存在，面对国情，十多年课程改革的成就恐怕不能高估。只能说是在小步推进，未曾停留，现在还是在改革的路上跋涉。

　　中国的教育发展迅猛，但发展永远跟不上人们的需求，加上社会竞争加剧，存在普遍的焦虑，这些矛盾和焦虑必然投射到教育领域。现在老师压力很大，既要学生考得好，又要避免其思维僵化，两者之间需要平衡。

　　我们编教材也要有所平衡。一方面要落实新的教育理念，往素质教育方向靠拢，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现实中大多数学校的教学状态，他们能否用好教材。我们也有平衡中的焦虑，但要尽量有平衡的自觉。

　　《瞭望东方周刊》：“部编本”语文教材是对过去语文教学模式的否定吗？

　　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有许多创新，但不是对既有版本教材的颠覆，有许多新的教学设计，也不是对过去语文教学的否定。

　　我提出“守正创新”，过去好的教学传统和经验，以及既有教材成功的设计，都是要“守正”的，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和拓展。新教材的课文变动不小，但许多传统篇目也得到保留，某些“老课文”，特别是某些曾经滋养几代人的革命传统课文，又回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部编本”语文教材编写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落地效果如何？

　　温儒敏：要寻求社会最大的共识，要尽量考虑到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

　　一个教材出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挑剔和批评。作为教材主编，我很害怕大家把教材看得很“神圣”，要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动不动就把教材的某些缺点放大，甚至扣上政治帽子，什么“崇洋迷外”之类，一棍子打倒，如果引起媒体误读，那就更加不好了。

　　现在改用“部编本”的主要是一年级、二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教育部在新教材开始推行后，便在进行跟踪调查，听各方面的意见，总体来说是很好的。

　　教材的改革，是要逐步进行的，今后我们会继续跟踪，有错就改，有好的建议就吸收，持续不断地修订完善。

　　更加重视激发读书兴趣

　　《瞭望东方周刊》：“部编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它与过去的人教版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何处？

　　温儒敏：好的语文教材要紧跟时代，尽可能满足社会需求，又必须遵循语文学习的规律，克服随意性，要好用，满足一线教学的需要。

　　“部编本”除了强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立德树人和加大传统文化分量，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在于读书的设计：更加重视激发读书兴趣，学习读书方法，养成读书习惯。这个意图比以往各种教材更加突出。

　　新教材课文的数量比以往有所减少，但教学内容特别是读书内容增加了，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教多种读书方法。以往不怎么教的如泛读、浏览、跳读、猜读、群读、非连续文本阅读等，都进入了教材。我建议教学也不要再满足于精读精讲加反复操练。

　　二是课型区分明显。教读课是举例子给方法，自读课就让学生自主阅读，体验和试用教读课上学习的方法。这就克服了以往几乎所有课全都讲得差不多，都是细嚼慢咽、反复操练的缺点。这两种课加上课外阅读，三位一体，构成了语文阅读教学的基本结构。

　　也就是说，新教材比以往更加重视往课外阅读延伸，真正把课外阅读纳入教学体制了。我认为这就牵住了语文教学的“牛鼻子”——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特别重视阅读面的拓展？

　　温儒敏：语文是中小学的主课，但长期以来缺少“主课”的待遇。小学还好一点，到了中学阶段，语文常给其他科目“让道”，因为语文不好拿分。数学、物理突击一两个月，分数就可能增加，而复习语文几个月未见得就一定能提分。

　　语文是一个积累性的学科，更加讲素养、讲综合能力。语文素养的获得要靠长期大量的语文实践，主要是阅读和写作，很难靠“短平快”提升。有些学校与老师为了应对中考高考，出于功利目的，把语文“放逐”了，这是非常可惜、非常错误的。这需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学生的长远发展这个“大利益”来考虑，重新认识语文的重要。

　　复旦大学原校长、数学家苏步青说过，如果说数学是理科的基础，那么语文就是基础的基础。无论是针对考试，还是长远发展，有什么理由不重视语文呢？

　　实际一点来说，若要高考取得好成绩，语文也不能被“边缘化”。现在高考语文命题有明显改进，那就是重视考阅读量、阅读面和阅读速度，甚至还考整本经典的阅读情况。

　　平时不读书、读书少、只会做题的学生，在以后的高考中肯定吃亏，语文会给他们“拉分”，影响整个高考成绩。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语文考分，我看只有从小学开始，重视语文，细水长流，多读书、多练笔，而不能像现在这样靠“刷题”突击来学语文。

　　创造语文学习的良好氛围

　　《瞭望东方周刊》：新教材是否考虑到为学生减负？

　　温儒敏：新的语文教材并没有刻意减负。现在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确很重，但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笼统提减负无济于事。

　　这个时代发展迅猛、竞争加剧，人们普遍压力大，社会很焦躁，这种压力和焦躁辐射到并转移给了孩子。这种大环境下，就算学校把学业负担减少了，家长还会再给孩子补课。

　　现在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但这个“重”不全是学校老师给的，是整个社会的紧张辐射给的。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解决，发过多少红头文件给学生减负，好像效果不大，这需要整个大环境的改善。

　　但也不能无所作为，学校和教师，以及家长，要注意少把焦虑转移给学生，要想办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兴趣就有效率有效果，负担也就不会那么沉重。

　　比如读书，你强制要求，甚至安排许多规定动作，孩子不一定喜欢读，也不会抓紧读。如果让孩子读书多一些自己的选择，甚至容许读些闲书，不要都指向考试或者写作，他们的兴趣来了，读起来就会很快，效率也很高，就不是什么“负担”了。

　　新教材很注意激发读书写作的兴趣，内容和思考题设计都尽量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往兴趣上靠，我们希望教学也能这样做。

　　《瞭望东方周刊》：“部编本”小学语文教材里增加了“和大人一起读”的栏目，为何考虑让家长正面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来？

　　温儒敏：这是教材的亮点之一，实际上是在提倡亲子阅读。用意在于激发读书的兴趣，让孩子刚上学就喜欢语文，喜欢读书。

　　这也是幼小衔接的学习方式。幼儿园主要是无纸化教学，听故事多，到了小学就开始使用纸质的阅读材料了，让孩子先和大人一起读，慢慢过渡到自己读，这个过程需要大人的引导。

　　建议把这个栏目纳入教学计划，但不要处理成一般课堂上的课，这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延伸到课外，延伸到家庭。让家长少看电视、少打麻将、少上微信，多和孩子一起读书，这也等于创造了语文学习的良好氛围。

　　实际上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把教育小孩的一切责任全部都放给学校教育交给老师就不管了，是不对的。

　　为基础教育“敲边鼓”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鲁迅作品在课本中的增减民间争议一直很大，在“部编本”中鲁迅作品依然占较大比重，是现代作家中进入教材最多的一位，为什么？

　　温儒敏：鲁迅是近百年来中国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精神的一个坐标。鲁迅能清醒地认识我们中国的传统与文化，批判传统中的糟粕和国民性中落后的部分。当今我们建设当代文明，强调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继承不是照搬，而要有批判性的眼光与必要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精神是极其宝贵、不可或缺的。

　　也许有人不喜欢鲁迅，甚至认为他批评得太苛刻了。这不要紧，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不能否认自信往往来源于真实的自省，我们需要这种真实的自省。中小学生要适当接触文化经典，让他们读点鲁迅，是必要的，即使不完全理解，也会先留下一点印象，打个底子。

　　《瞭望东方周刊》：教育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实现这个目标，在日常教育中要强调什么？

　　温儒敏：如果要做一个以后能做大事且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一定要拓宽视野，适当地摆脱流俗。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自己是在为基础教育“敲边鼓”，实际上你在中小学语文课教育改革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作为一个学者，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事情？

　　温儒敏：我的专业是做现代文学史研究，大概十多年前，我从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开始，就想到要适当介入基础教育了。

　　2003年，我主持成立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做了很多实事，包括：组织对全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状况的9项田野调查，参与修订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参与高考语文改革的研究，在“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中连续多年培训20多万名中小学教师，组织编写中小学和大学的语文教材，培养语文教育研究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等。

　　但我还是把介入基础教育看作是“敲边鼓”。我希望更多师范大学重视“师范”的本分，也希望更多学界同仁能为基础教育出点力。2012年，教育部聘我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这件事是“风口浪尖上的工作”，太难了，有几次想不做了，但想到这是功德之事，是“大学问”，可以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又能回馈社会，才坚持下来。

　　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的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易丹/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