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利氏的“中国经” 利玛窦故居寻迹

　　七百多年前，一个意大利人来到中国，他的名字叫马可·波罗。他从欧洲来到当时的元代中国，他把赞美毫不吝惜的留在了那篇世界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里。

　　四百多年前，又一个意大利人来到中国，他的名字叫利玛窦。他通过中国的方式、中国的语言在当时的明朝传播天主教教义，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是最早把西方文明嫁接到中华古老文明的树干上，也是把中国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他为东方和西方搭起了一座桥梁。

　　宣武门教堂

　　在宣武门十字路口东北角，远远望去，在一片茂密、葱郁的绿树掩映中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宣武门教堂，因其位于北京城的南面，又俗称“南堂”。南堂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堂，承载着中国天主教四百年历史的沧桑巨变。南堂的大门不像其它教堂那样用西洋门，而是用了中式三开间大门。进入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利玛窦的全身铜像。

　　南堂始建于1605年，为明神宗皇帝批给来华耶稣会士的住地。利玛窦来京后也在此地居住。利玛窦以黄金五百两买下其住地旁的“首善书院”，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规模很小。随着信教人数的不断增加，1605年，利玛窦将其改建成了一座小教堂。当时北京有奉教者二百余人。尽管当时教堂规模不大，但利玛窦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儒士前来参观，从而扩大了天主教在士大夫中的影响。利玛窦在北京结识了众多名流，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

　　之后，这座教堂几经损毁和修复，如今人们看到的教堂是清光绪三十年重修的。教堂主体建筑为砖结构，整个教堂坐北朝南，正面的建筑立面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高大的十字架镶嵌在教堂顶端。整个建筑磨砖对缝，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

　　利玛窦来到北京之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他并不是第一位来到中国传教的西洋人，在他之前来的这些传教士不懂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影响不大，都没能站住脚跟。利玛窦是个聪明人，他总结了前辈们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经验教训，尽可能使得天主教适应中国的国情。为了使天主教教义和中国儒家学说相结合，他概括为六个字：合儒、补儒、趋儒，一言以蔽之，尽量中国化。他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之后接受好友瞿太素的建议，脱去僧服，换上儒服。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中国教徒对祖先的崇拜；不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博得了士大夫的好感与崇敬。他在肇庆、韶州先后滞留了15年，埋头钻研儒家经典，达到过目不忘的水平，令士大夫们大为惊讶，称他为“西儒利氏”。

　　三次进京记

　　长久以来，传教士们一直渴望着见到皇帝，以获得在中国传教的钦准。他们一度希望罗马教廷派遣使节促成此事。利玛窦的上司范礼安不断催促他尝试接近“在北京的朝廷和皇帝”，利玛窦也为了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接触而不断努力。

　　1595年，利玛窦随兵部侍郎石星第一次往北京去，适逢大明与日本在朝鲜交战。利玛窦以给石星精神失常的儿子治病为由被允许随行。他本打算径直跟到北京去，但石星说不行，大明帝国的都城是不允许外国人随便进入的，况且又在战争期间。最后，石星终于答应帮助他到当时的陪都南京去，结果利玛窦刚到南京就被驱逐。石星抵京后即升任兵部尚书，但旋即因在与日本谈判时主和而被诛。

　　第二次是在1598年，利玛窦随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官员王弘诲去北京。王弘诲告诉他9月17日那天，北京的官员要朝见皇帝为他庆祝生日。此前利玛窦曾想通过建安王的帮助进北京。但他很快明白了：皇帝对他的亲戚有强烈的猜疑。走这条路不仅没有好处，还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9月7日，皇帝生日前10天，传教士们一行4人抵达北京。这是利玛窦第一次与京师的朝廷有实质性的接触。当时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和日本的关系再度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而不敢接待他。利玛窦意识到：“在这里，传播福音的日子还没到来。”11月初，传教士们离开北京。

　　两年后，利玛窦终于等来了机会。太监马堂把利玛窦请求进京呈献贡品之事，报告给了皇帝。利玛窦在奏疏中写道：“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遥远，从来贡献不通，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此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奉献于御前……”

　　1601年，神宗批阅了奏疏和所附的贡品清单，就在奏疏上批示：“方物解进，（利）玛窦伴送入京。”1月24日，利玛窦一行人排除万难，终于抵达北京。这一次的北京之行终于让利玛窦见到了这位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也是整个明朝执政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38岁的万历皇帝。

　　利玛窦进献的贡品共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与母亲慈圣太后—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后来这幅画被珍藏在皇宫的库房里。

　　对大小两架自鸣钟，万历皇帝最为喜爱，小的那架被他带在身边时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于阁楼之中，在宫内专司报时。由于自鸣钟构造复杂，需要时常维护，传教士们便被允许定期进宫对其进行检修。对利玛窦进奉的西洋琴，万历皇帝也备感好奇，他命利玛窦教太监演奏。利玛窦让助手庞迪我教授太监，他自己则仿照宗教赞歌的形式创作了8首乐曲，并填上简短的中文歌词，起名《西琴八曲》。万历在见到利玛窦所绘的《万国图志》（即《坤舆万国全图》）后，吩咐钦天监用丝织出，放进屏风里。传教士们之前一直不敢把图献给他，因为在这幅地图上，大明的版图远远不如中国人以往想象的那么大。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万历皇帝也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允许其留居北京，深得信任。

　　利玛窦成功地在北京觐见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墓

　　利玛窦是在北京定居的第一位西洋人，自从定居北京后，就再也没离开，直到走完他的余生。

　　在车公庄大街路南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绿色庭院中央，有一座墓园，四周被透花砖墙环绕着，南墙正中有两扇灰色铁花棂门，墓园中植几株青翠的柏树，这里便是利玛窦长眠之地。

　　1610年，北京城分外热闹，各地来京赶考的士子们，慕名拜访耶稣会士利玛窦——中国士大夫尊敬的“西儒利氏”。他不仅精通中文，而且乐于和中国人打交道。5月3日，外出访客返回教堂的利玛窦，病倒了。请来六位名医会诊，依然不见起色。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南堂逝世，享年58岁。

　　按照当时规定，西洋人士在中国去世，遗体应该运到澳门安葬。但由于利玛窦对科技文化的杰出贡献，使得他获得万历皇帝的批准，破例在北京阜成门外一处称为“滕公栅栏”的地方赐地安葬，即现在的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利玛窦的朋友、明朝大学士叶向高认为，单凭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的功绩，就值得皇上为他赐地安葬。

　　丧礼举行了四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画家游文辉为利玛窦画了一幅像，四年后，这幅画像被带回罗马，和圣依纳爵·罗耀拉以及圣方济·沙勿略的画像一起，在耶稣会教堂供人瞻仰。

　　利玛窦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传教历程中，他建立了4个传教点，最后一个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玛窦辞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这位为信仰而献身的科学家传教士，终于长眠在远离故国万里之外的中国。他所创建的北京天主教堂也巍然屹立在原址，人们在瞻仰中沉思，缅怀这段中西文化交融历史的使者Matteo Ricci。

　　利玛窦

　　（1552年10月6日年-1610年5月11日），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其原名中文直译为马特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