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更多会为文物讲故事的人”——专访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

　　“懂传播的人不懂内容，懂内容的人不知如何传播，既懂得搞研究又可以做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太少”

　　近年来，办展览、推动文物数字化、开发文创衍生品，曾经只能躺在博物馆里的国之瑰宝，正逐步走出深闺高阁，“活”在当下。

　　一系列文博界现象级事件的出现，能否说明我们已找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规律？《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

　　“现在我在各地讲课，都呼吁要大力培养会讲故事、懂传播的文博工作者。”陆建松认为，“让文物活起来”的关键在于讲好故事：“研究到位，从而挖掘出内涵，把故事的‘编剧’做到位，运用恰当的形式，主动、生动、完整地表达。”

　　“十大精品”为什么门庭冷落

　　《瞭望东方周刊》：这五年，我们通过一系列政策和举措，“让文物活起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你如何看待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

　　陆建松：可以说，这几年我们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现在不少博物馆仍重保管和研究，仍然不会讲故事，在创新方式上，有形式但没有内容，花架子做了不少。“让文物活起来”肯定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否则博物馆会越来越不受欢迎，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陆建松：我们必须改变观念。

　　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博物馆工作的重心是收藏和研究。到了80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出国考察后发现，国外博物馆强调的是展览和知识传播。此后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中国的博物馆开始转变思路，工作重心向展览靠拢。

　　国家文物局为此于1997年启动了“陈列展览精品工程”，并开展“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同时，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很多展览虽然评上了“十大精品”，但是依然在半年、一年之后门庭冷落。

　　我和很多博物馆管理者讨论过，究其原因，我们还是有相对落后之处。第一，缺乏临展和特展，虽然常规展览是博物馆的主要传播方式，但是只有常规展览是不够的，还需有大量的临展和特展。第二，国外博物馆会策划很多的拓展性教育活动，我们做得不够多。

　　然而，现在仅做到这两点也不够，还需要第三条腿，那就是要重视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进行知识传播。《国家宝藏》通过电视媒介的形式，来讲述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这个创新的方向值得肯定。

　　《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出台的《博物馆条例》将博物馆的三大目的作了序次调整，从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调整成了现在的“教育、研究和欣赏”，教育功能提到首位。

　　陆建松：对，博物馆就是一个教育机构。我们保护文物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现代人能够知道它、了解它。收藏、研究、保管是基础和前提条件，最终目的是为了教育，是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也就是说，博物馆应该确立以知识传播为最终导向的经营理念。

　　“翡翠白菜”也要有好“编剧”

　　《瞭望东方周刊》：博物馆要突出教育功能，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博物馆的展览能否进行有效的知识传播？展览本身能否“让文物活起来”？

　　陆建松：我国博物馆每年展览数量看上去好像不少，但是整体水平不高。很多展览学术味太浓，大众不感兴趣，大部分内容也看不懂。游客听说某个博物馆有名，赶快去看看，但进去转一圈看完了，却没有任何印象。

　　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好不好，要看三点：让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好看，能留下记忆和印象。做到这三点，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实现知识的传播。

　　现在做不到，还是故事没有讲好。文物能否“活”起来，关键就在于故事能否讲好。这里面涉及到三个技术层面的内容：挖掘内涵、做好“编剧”、运用恰当的形式。

　　《瞭望东方周刊》：挖掘文物内涵的要点在哪里？

　　陆建松：挖掘内涵需要加强对文物藏品的研究。

　　首先，我们要跳出原有考古学、文物学、器物学的研究范畴，把这件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讲出来。很多博物馆的文物导览就是一个标签，写出什么朝代、哪里出土的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说明当时有什么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文物的制作采用了什么工艺。

　　其次，光是讲故事还不够，要上升到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因为这些器物后面都有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与精神。

　　比如，台北故宫的藏品“翡翠白菜”，不能只介绍它的年代和工艺，要讲这个“白菜”是父母送给女儿的嫁妆。它为什么是翠和白两种颜色？是要告诉女儿到婆家之后要清清白白做人。这个“白菜”上面还有两个虫子，那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做好文物故事的“编剧”？

　　陆建松：把文物背后的知识挖掘出来是第一步，但这个知识是学术性的，我们还要将其转化为大众愿意接受的内容。这就需要做到“四化”，也就是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把理性的东西感性化，把知识性的东西趣味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通过展览的导览，把故事讲出来。导览除了可用语音、动画等多种形式，也可分成不同版本，比如专业版、大众版，从而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讲好不可移动文物的故事？

　　陆建松：无论是可移动文物还是不可移动文物，规律都是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比如，现在去看圆明园是一片废墟，那么能不能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让游客带上谷歌眼镜，将圆明园当时的建筑、人们的生活场景还原出来？要做到这点，需要多学科的融合，但研究仍是第一位的。

　　期待博物馆里的“故事大王”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国家宝藏》热播，“开口说话”的国宝成为“网红”，是否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让文物活起来”的有效方式？

　　陆建松：我认为《国家宝藏》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比如整个故事的编排方面有一些别扭。研究到位、编剧到位、用恰当的形式进行生动完整的表达，这三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

　　无论是办展览、开发App、做远程教育云，还是用电影纪实、电视节目等方式传播知识，这些只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形式和手段。

　　我们在文博教育的表现形式上确实有很多创新，但围绕文博内容的项目，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是知识性、教育性，第二个是真实性、科学性，第三个是观赏性、趣味性。它跟迪士尼、好莱坞这些代表娱乐性的不同，文物的故事是要有依据、有研究支撑的，不能随便演绎。

　　一些多媒体公司、文化公司都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但是，虽然技术都是现成的，多数产品却流于形式。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陆建松：现在我们还是“两张皮”——懂传播的人不懂内容，懂内容的人不知如何传播，既懂得搞研究又可以做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太少。

　　目前整个中国的博物馆里最缺少的，就是会讲故事的人、懂文化传播的人。大部分博物馆工作人员只搞研究，他们在大学里面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养。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改变“博物馆缺少会讲故事的人”这一现状？

　　陆建松：这种人才最好是由博物馆学来培养，也可以引进传播学或相关专业的人。

　　如今，每天吸引大众眼球的文化产品实在太多，如果博物馆仍停留在原来的传播方式上，必然适应不了现代社会。可是，在博物馆里做文化传播的人员，没有搞研究的地位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上海市文物局曾委托我做过一套博物馆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核的指标分成三个方面：50%是展示教育，30%是收藏研究，20%是基础管理。给展示教育50%的侧重，就是要让博物馆往这个方向去倾斜。

　　某种意义上讲，博物馆没有企业一样的高效管理体系，所以要完成这个转变，一定要靠机制保障。博物馆以展示教育、文化传播为导向制定一套绩效考评体系，所有人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文物的故事才能讲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卓琦 特约撰稿胡绪颖/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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