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文学：“后造星时代”的反思

　　“最早一批被媒体推到时代前台的人，很多最后都变成了投机者，为了利益去拍电影、拍广告、做APP，最终离开了文学行业”

　　1998年，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萌芽》和国内七所高校合办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简称新概念大赛）。

　　此后十余年，从新概念大赛中走出了一批“80后”作家，当代青春文学也走向了一个火热的时代。

　　“新概念大赛不只是培养出了一批‘80后’作家，重要的是在青少年中树立起崇尚文学的一面旗帜。”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时隔二十年，从新概念大赛走出来的青年作家，包括那些在前几届耀眼无比的“明星作家”，有的已不再继续文学创作，有的正在进行创作上的转型。

　　是什么让他们离开？又是什么让他们留下？青春文学如今又面临怎样的生产环境？

　　“成名渠道”

　　在近日北大培文创意研究院举办的一场沙龙上，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庆祥说：“中国的青春文学有两次较大的浪潮，一次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另外一次就是2000年以来的当代青春文学。”

　　二十年前，出于对应试作文教育的反思和对青少年写作创新力的呼唤，《萌芽》杂志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启动了首届新概念大赛，聘请国内一流的文学家、文学编辑和人文学者担任评委。

　　在《萌芽》杂志的带动下，“青春文学”成为出版界、传媒界和文学界共同热议的话题。

　　第六届新概念大赛的获奖者王若虚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第二届新概念大赛复赛在上海举办，现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复赛选手，其中有一个人不在复赛名单中，但是他专门从外地赶到上海，就是为了请组委会确认是否将自己的名字漏掉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新概念大赛在青少年写作爱好者心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彼时，无论是出版商还是大众传媒，对新概念大赛获奖者的热情都很高。出版商渴望新鲜力量激活青少年畅销书市场，大众传媒则关注着这些作者“80后”的身份和他们认知世界的全新方式。

　　于是，一场青春文学的“出版造星运动”出现了。这让新概念大赛培养出的一批青年作家，在知名度和经济收益上都获得了成功。

　　在近日举办的“北大培文杯×新概念青春联盟论坛”上，陈晓明说：“中国历史上有以一篇文章论定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的传统。只要写好一篇文章，就可以平步青云，千百年来以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来理解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

　　这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解释了为何有的青年作家能成为明星人物。

　　随着社会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新概念大赛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的4000人次逐年递增，达到7万至8万人次，它为获奖者与高校建立了“直通车”，被誉为中国的“语文奥林匹克”。

　　这样的影响力，从“80后”一直蔓延至“90后”。在网络文学摸索出成熟的商业化道路之前，以新概念大赛为代表的各类青少年写作大赛，一直被青少年写作爱好者视作一种“成名渠道”。

　　“糟糕的结局”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从2013年4月开始接手《萌芽》和新概念大赛。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为新概念大赛的成功，当初《萌芽》的发行量也一路飙升，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发行量甚至超过了50万份。

　　新概念大赛获奖者们所经历的青春文学热潮，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商业运作的结果。但是，新概念大赛的初衷其实是比较纯粹的——提倡“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鼓励青少年探索一条兼具人文性和审美性之路。

　　如今有不少学者都认为，新概念大赛本身作出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新概念大赛是一个舞台，在没有这些舞台之前，有技艺的人得不到彰显，往往自生自灭。”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说：“有了舞台之后，一轮又一轮的竞赛将那些翘楚推到了众人面前，让我们看到了某个行业最高水平的技艺，也让我们看到一门技艺在不断地提升。”

　　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2002年，现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施占军向他推荐了一个新概念大赛一等奖作者，名叫张悦然。

　　“现在十五年过去了，张悦然已经成为‘80后’作家的中坚力量，跟王安忆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作家们同场竞技，这就是新概念大赛所作出的贡献。”顾建平说。

　　不过，从这个舞台走出来的人，并不都像张悦然一样选择继续文学创作。

　　“最早一批被媒体推到时代前台的人，很多最后都变成了投机者，为了利益去拍电影、拍广告、做APP，最终离开了文学行业。”杨庆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0年之后，出版市场的发展、文化市场整体性的扩张，使“80后”作家面临着与前辈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和生存环境，他们的机会和诱惑都更多了。

　　在杨庆祥看来，“机会太多了未必是好事情”，“文学所能带来的利润极少”，早期成名的青春文学作家如果耐不住寂寞，一定会离开，“哪个能赚钱做哪个，哪怕大家都说这个创作、这个电影是负分。”

　　杨庆祥认为，这批作家当中的很多人，其实没有达到最初举办新概念大赛时文学界对他们的期待，“这是2000年以来很多青年作家的糟糕结局，我不希望之后任何一代的写作者再被裹挟进这个路径中。”

　　摆脱标签

　　青年作家文珍与新概念大赛走出的“明星人物”是同代人，她发现，有很多“80后”作家对于自己过去的青春文学写作经历不愿意多谈。

　　文珍说：“很多青年作家最初是裹挟在其中，然后受到了一些伤害。”这种伤害，来自市场的“捧杀”和评论界的质疑，也来自想要摆脱标签而不能的无力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春文学被视作青年写作行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产品，而并不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类型，其内容多是校园爱情故事，表现手法肤浅，表达有欠深刻。

　　“青春文学应该是求新和求变的，不断超越以前的风格，超越外面给它贴上的那个标签。”杨庆祥说。

　　实际上，文坛对青春文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

　　“现在的学术界和公众在看待青年写作时，会认为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通过青年的文学创作，深入观察到社会变动过程在青年身上的反映，以及青年自身给社会带来的触动。”孙甘露说。

　　作家、《人民文学》编辑徐则臣说，近年，《人民文学》专门为首次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开设了“新浪潮”栏目，也为“90后”作家开设了“90后”栏目。

　　在感叹这些青年作家叙述、修饰和技巧起点之高时，徐则臣也发现，很多青年作家的文学观“成熟过头了”。这显然不同于人们对于青年写作者的固有印象。

　　而在徐泽臣看来，对“成熟”的过度追求，其实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写作”。

　　“有人说青春爱情故事必然肤浅，于是就去写离自己的经验很远的东西。《少年维特的烦恼》不也是青春爱情故事吗？但也一样是经典。”杨庆祥说，“关键看对题材本身理解得好不好。”

　　文珍认为，青春文学要摆脱某些标签，其实就需要创作者保持真诚、笔耕不辍地磨练技艺，“面对青年自己的苦难和问题，并用丰富的形式作出回应”。

　　“做文学需要有耐心，技术再怎么变化，文学不会改变，它必须慢慢来。”杨庆祥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时期，文化本身有很重要的使命和作用。这些批评的态度，不会影响资本和商业把一些写作者弄成明星人物，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好东西。”

　　单纯的热爱

　　时过境迁，如今新概念大赛的影响日渐微弱，在2007年达到8万人参赛的高峰之后，参赛人数持续回落。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迅速发展，比出版商更加“凶猛”的互联网资本开始介入文学内容生产。大量的青少年写作爱好者借助网络平台，找到了作品发表、文学交流和内容变现的新渠道。

　　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福民认为：“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和原著民的状态是跟青春直接相关的，和青春文学实际是有互进的关系。”

　　按照陈福民的说法，网络时代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新时代下的文化整合”，一种“革命性的文化运动”，也是青春文学“新的文化生长点之一”。

　　“我相信在历史循环当中，随着文化逐渐整形和重构，正面的力量又会回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的创作热情仍会起到一个支撑作用。”陈福民说。

　　2017年12月28日，新概念大赛与“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联手，举办获奖优秀作品集的新书发布活动。

　　和新概念大赛不同的是，2014年开始举办的“北大培文杯”是在互联网高度发展后成长起来的。“北大培文杯”第五届大赛自2017年11月25日启动以来，注册人数已达30万，预计到3月初的初赛时，可达到50万。

　　从过往“北大培文杯”的参赛作品中，北大培文教育文化产业集团总裁高秀琴发现，这一代青少年受影视和游戏作品影响很大，喜欢写“穿越故事”。而且，“这些学生不仅写作文，平时也喜欢写微博、写博客等，遇到实现不了的内心愿望，他们会通过写作表达出来。”

　　高秀琴表示，之所以和《萌芽》的新概念大赛合作，是因为“通过传统的纸媒和互联网的结合，将有更多借力的空间来开拓新的可能性。”

　　“如今中学生写作大赛确实很多。有些偏功利化，家长鼓励孩子参与，只是为了高考能加分之类；有的则偏精英化，成为选拔青年作家的舞台。这些做法，其实与文学本身的关系已不太大。”高秀芹说。

　　陈晓明认为，在这个时代举办青少年的文学创作比赛，其实最根本的目的和新概念大赛一致，就是培养青少年对文学创作的热爱，这对青少年人格精神的提升和人文素质的养成格外重要。

　　过去对一些青年作家的过度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新生创作力的“竭泽而渔”。陈晓明希望，现在的人们可以把“写作”当做一种单纯的热爱，“不管是从事哪项工作，都保持较高人文素养，终生保持对文学、对写作的热情。”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鲁雨涵 记者刘佳璇/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