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癌症，已经到了末期，每天抽胸水、输营养液、止痛，周而复始。早晨，睡意朦胧中，冰冷的钢针就插进爸爸体内抽血。床位前的记事板上，护士写上爸爸这天要输的液体，这是爸爸一天的生活主线。
爸爸有点烦躁，对我说：“我想回家。”他大概是想念他养在阳台上的鸟，他想念那个连棉芯都露出来的破沙发，还有那台落伍的旧电视。他想念自己可以任意起床、睡觉的空间，更准确地说，是那种自由的空气。
去医生那里试问，医生说：“回家？他随时都会猝死。”这是实话，脱落的癌组织已进入血管，形成癌栓，一周内，爸爸已经心梗过两次。
我自己也不能适应任何一种纪律下的生活。我五岁的时候，爸爸给领导送礼，开后门把我送进了厂部幼儿园--那是全市试点的全托幼儿园，条件极好，当时甚是热门。我去的第一晚，在小铁床上辗转难眠。隔壁传来其他小朋友轻轻的呼吸声，半夜我不敢去尿尿，直到憋得膀胱胀满，才匆匆跑去。仓促中，袜子都被尿湿了，我就穿着湿袜子睡到天亮。爸爸来看我，我就一直哭，我说：“我想回家。”爸爸飞快地帮我办了出园手续，用二八自行车载我回家了。我坐在车子的大杠上，如鸟出笼，快乐无比。
可是这次，我却没法带爸爸回家了。
癌魔侵犯了爸爸的胸膜，它像跋扈的蒙古大军，沿着淋巴和血管，四处侵犯。爸爸的胸水，抽得越来越频繁，化验找出癌细胞之后，医生说胸水不需要抽了。为了省下一次性水袋的钱，医生让我们直接用管子将胸水接到尿壶里，然后再倒进马桶冲掉。
我看着马桶，突然有种无力的愤怒。爸爸的生命，就被这么冲进下水道了，和无数的生活垃圾、排泄物一起。
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面容枯槁，腿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爸爸最大的心愿还是回家。我们想了很久，征求了医生的建议，给他抽了胸水，打了止水针，带他回家住了几天。爸爸几乎不能进食，整天躺在他的小床上昏睡。晚上，妈妈给爸爸炖了鸽子汤，爸爸吃不下。爸爸一定要我们一家人去饭店吃顿饭，十分钟的路，来回都得坐车，因为他站不住。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告别聚餐。
我们又把爸爸送入医院。车子穿过拥堵的市区，爸爸素来话多，每经过一条路，他都要念叨这是什么路，以及这条路和他之间的故事。我坐在前座上，想哭，这是爸爸最后一次看这些街道了吧。以后，他要住进医院，在一架一米宽的小铁床上，一直到生命的终点。他喊着这些街道的名字，在我听来，这是他在同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城市告别。
等到死亡真正到来时，却完全没有预想中的悲痛，而是一种奇异的不真实感。那天清晨，我接到老公的电话，他告诉我爸爸夜里去了。他和我妈给爸爸擦洗、换衣，送爸爸上了殡仪馆的车。我整个人都恍惚了，对女儿说：“你外公走了。”女儿似懂非懂。我知道该去医院结算、销户口、登记火化，可心里仍像懵懂孩童一样，完全不理解“爸爸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从清晨呆坐到近中午，我才起身去机械地办事。窗外大雨滂沱，人们陆续起床上班上学，一切秩序如常……我却已经是个没有爸爸的人。南京从来没有过这样如雨季的秋日。我抱着爸爸的骨灰盒上坟山，臂弯被未冷的灰烬熨得发热，身上却给冷雨浇淋得寒气森森。出殡不许打伞，我躬身护住爸爸最后的温度。那天是我的生日，可是给我生命的那个人，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爸爸被飞快地推出告别厅，两扇铁门在我面前粗暴地关上，我拼命大喊“爸爸，一路走好”，喊声飘散在殡仪馆黑暗的走廊中，而我，还留在光明之中，努力生出羽翼，庇护着稚弱的生命。
再见了，我爱的人。
【原载《贵州政协报》】
○黎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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