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捐献了半个故宫,深藏功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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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8-06-19 10:47
我跟你们说,咱们都死光了,千秋万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一心只想做名士
清末民初,河南项城,张伯驹出生在书香门第张家。7岁那年,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当过河南总督,因擅长理财,在天津创办了盐业银行,位高权重,财运亨通。
张伯驹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一本《古文观止》倒背如流。家里人想让他做军官。然而,看到军阀内斗,张伯驹认为做军人简直是自辱,毅然脱下军装,在家读书作画,看戏唱曲。
30岁这年,张伯驹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一天,他外出办事,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地摊边溜达。突然,一幅写有“丛碧山房”四个大字的书法作品闯入眼帘。凭着旧学根底,张伯驹断定此作不俗,马上掏了一千大洋买下,带回家细细研究,居然是康熙御笔!
这一年,父亲安排他打理银行,他却每日闲散读书,而只要看中的字画,再贵也要买。气得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做官,你不去,让你开银行,你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相比之下,生活上,他却极为素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常年一袭长衫,出门从不讲派头。他与遗老相交,却不酸腐;与阔公子为友,却不沾染纨绔习气;来往不乏名伶,身上却没有丝毫浮薄的味道。
他的志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名士。
将青楼出身的夫人培养成画家
要讲张伯驹一生的跌宕,必须先讲讲他的夫人潘素。
潘素出身名门,可惜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将祖产挥霍一空。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便将她送到青楼。因弹得一手好琵琶,谈吐不俗,潘素很快就红透了上海滩,博得了“潘妃”的美誉。
张伯驹每年会到上海查账,为了应酬,常去风月场所走动。看到潘素,张伯驹一见倾心,发誓要娶她。
当时,一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也看中了潘素。一听说张伯驹有意于潘素,对方赶紧派人将潘素软禁。上海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张伯驹便托好友买通了中将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走,迅速成婚。
回到北京,张伯驹将巨款分给其他太太,结束了复杂的婚姻关系,从此专宠潘素一人,还请人教她山水画、通鉴古文。潘素没有辜负张伯驹的栽培,悉心钻研工笔画法,成了颇有造诣的青绿山水画家,连张大千都赞叹不已。
从此,潘素抚琴泼墨,张伯驹填词作诗,琴瑟和鸣。但对张伯驹而言,潘素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后来的岁月里,人世间无数悲欢荣辱,如暴风骤雨向张伯驹袭来,潘素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一步也没有离去。
不惜倾家护国宝
一开始,张伯驹豪掷千金买字画,是满足个人情致。当他知晓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民间,又被倒卖到国外后,内心的忧愤便越来越重。
那一年,听说溥儒要将《平复帖》转卖,张伯驹坐不住了。溥儒是恭亲王之孙,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此前,他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倒卖给英国人,气得张伯驹直跺脚。而这次的《平复帖》,是西晋文人陆机的真迹,有1700年历史,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素有“中华第一帖”之誉,上面盖满历朝历代名家印章,如果流失到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溥儒开价20万大洋。张伯驹三番两次请人说合,一毛钱也不便宜。只能作罢。时至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二话不说,借出一万大洋。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平复帖》,成功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
此后,张伯驹陆续收得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他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只为买下这些珍贵的古字画。
1941年的一天,张伯驹出门办事,迎面出现三个大汉,拔枪示威,将他绑走。不久,潘素接到电话,绑匪要求交出200万,否则就撕票。潘素急坏了:“一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100万也凑不出来,看来只能卖字画了!”
经多方斡旋后,潘素终于跟张伯驹见上一面。当时,张伯驹已瘦得没了人形,却对潘素说:“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字画!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我珍藏的那批字画,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后来,潘素到处借债,花了20根金条才赎回张伯驹。
张伯驹说:“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宁死不卖的国宝尽数捐献给国家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古董商马霁川欲出售《游春图》。
《游春图》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当时,故宫正在收购民间珍品,张伯驹听到消息,希望故宫出面购买,如果经费不足,他愿代周转。可是马霁川开口就是800两黄金,故宫只能望画兴叹。
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卖给洋人,张伯驹多方奔走呼吁:“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马霁川有点怕了,便说:“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为凑钱,张伯驹只好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要知道,这宅子可不一般,原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
马未都曾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谁知,拿到黄金时,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说:“还要再追加20两,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张伯驹只好回家央求潘素变卖金银首饰,终于将《游春图》收入囊中。
后来,南京总统府派人来京,打听《游春图》下落,愿以500两黄金入藏《游春图》。张伯驹复函称:“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望君海涵。”
为了一件件国宝,张伯驹倾家荡产,宁死不卖。谁能想到,1956年,他却决定将平生所藏,尽数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字画,都是上上极品,每一幅都价值连城,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因此学界有称:“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至今日,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为此,政府本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他却分文不取,只答应收下文化部发的一张奖状。
很多人问张伯驹,为什么要无偿捐献?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张伯驹眼中,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这些文物,首先属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花多少代价留下来,都值得。
住得高楼,嚼得菜根
1966年,浩劫袭来,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8个月后,他被吉林博物馆辞退,送到舒兰县插队。当时张伯驹已近70岁,县上一看,“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
无奈之下,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冒着大雪,回到北京。回京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宅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夫妇两人只好蜗居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他们没有户口,分不到粮票。这个曾坐拥亿万家产的民国公子,只好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
虽清贫寒苦,张伯驹和潘素依然在家画画作诗,陶冶性情,内心好似未曾遭受任何震荡。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感佩道:“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要知道,当初张家生活好时,曾有10位管家,负责中西餐的就有4位大厨。他在丛碧山房会客,席间有一道菜,叫作“清炒口蘑丁”。听起来平平淡淡,其实大有来头:野生口蘑产自张家口外草原,产量极少,异常珍贵,美食家多用它调羹、打卤,舍得清炒的,大概只有张伯驹一人。
而多年后,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只见他孤坐于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黄永玉不禁感叹道:“能喝此蹩脚红菜汤,先生真乃大忍人也!”
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
除了泰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在“做人”二字上,张伯驹一生亦是万中无一之高标。
当初,一代收藏大家王世襄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又不敢轻易开口,酝酿了好几日,才向张伯驹提出请求。出乎意料的是,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王世襄听了,下巴差点掉到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平复帖》捧回家,不敢有半点闪失。
章诒和的回忆录中,写过张伯驹两件事:
其一,抗战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被蒋介石没收家产,从此以典当为生。日本方面一心想要将其笼络至麾下,借他的背景做些事情。袁克定宁可饿死,也不做汉奸。张伯驹得知,见他生活难以为继,就把他接到自己家住。袁克定拿到文史馆工资,张伯驹分文不取,对他一养就是10年,直到他1955年去世。
其二,章诒和父亲章伯钧被打成右派,最后凄苦而死,自己只得搬家。碍于其右派身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上门吊慰。直到有一天,她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居然是张伯驹夫妇。两人得知章伯钧的死讯后,多方打听,拄着拐棍找了整整一天,才寻访到她的住处。
对此,章诒和写道:“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张氏夫妇不过是君子之交,看看画,吃吃饭而已……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之人,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
难怪有人说,张伯驹这一生最宝贵的,并不在于他曾有万贯家财、逍遥富贵,也不在于他无偿捐献了《平复帖》《游春图》这样的重量级国宝。最宝贵的,是他的“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
他的生命气息与光泽,才是永恒之物。
1982年2月,张伯驹病逝。多年后,一向以嬉皮笑脸示人的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讲起张伯驹的死,不禁眼泪婆娑,长叹唏嘘。
他说:“张伯驹他没有死,你灭不了他!当年他说过:‘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我跟你们说,咱们都死光了,千秋万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文/书单君/摘编自“水木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