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哪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撑着伞想念伦敦的雨的人？

　　有阳光时，这座城市会被裹成三点钟的玻璃球，明亮。

　　当玻璃球掉落时，伦敦就下雨了。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为我们建构的屋子里，你听……

　　在冬日破晓时的黄雾下，一群人鱼贯般地流过伦敦桥。——艾略特《荒原》

　　城市书写者的妄念

　　尽管我们全力避免，但一抬头，还是看得到高悬于头上的命运之剑。

　　上边刻着一行字：“每一个城市都是面目模糊的。”

　　书写者总希望让自己清醒，只有这样，出现在笔下的城市，才能与读者心底所欲达成的某种清晰的未来景象相呼应。

　　这样的希冀，一次次涌动，又一次次落空。或许正因为有热望和理智的一次次升坠来往，本应停留在画中一动不动的世界，才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吧。

　　飞向“世界”

　　带着某种期待，和某种知道期待必将归于空无的绝望，我们再次睁开了双眼，打量眼前的这座城市——伦敦。

　　早在18世纪中叶，伦敦人塞缪尔·约翰逊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片真切可感的热土随时可能飞离自己的视线。那时候的伦敦，还没成为整个欧洲的中心，但它看得到自己的渴望在一天天逼近现实。

　　一个城市，一旦拥有了梦想全世界的野心，就有了吞纳远方的可能。19世纪的伦敦人都知道，那个来自古老时代的神秘声音，正在充满现代气息的黑色烟雾里一次次失蹄。终究，我们还是听到了新时代的胜利宣言：“很多游客到了伦敦是为了一睹古英国快乐的容颜，但结果往往是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整个世界。”

　　众人

　　一个整全意义上的古英国已经消失——尽管它也许从未真实地存在过。但直到目前为止，一拨接一拨的后人仍然展现出了怀想它的愿望。

　　对一些人来说，现代的伦敦是高冷的、刻薄的。带着这样的失落感回视莎士比亚时代，会觉得从前的世界远比此刻真实。几百年前，整条泰晤士河会在寒冬里冰封，人们会在冰上跳舞，身旁的小贩则摆起了摊档售卖吃食。待到河流解冻，两岸又会时时响起艄公的叫唤声，只消一个便士，船家就可以载着那个真实的莎士比亚过河去。

　　那样热腾腾的生活，会跟着上了岸的莎翁，在河对面的环球剧院延续。那时候的环球剧院，有一个漆得五彩缤纷的浮夸舞台，还有数不清的“站票观众”。这些“廉价”的观众嚼着大蒜，剧院里臭气熏天，雅座上的绅士淑女怒从中来，破口大骂。台上的演员使出全身气力大喊，才能让自己的台词冲入雅士和刁民们的耳中。

　　托马斯·德克尔说，那个时代的观众像野兽。但在人情淡薄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也许反而会更想念那种野兽般的率真。事实上，在莎士比亚飞升之后，人们仍然可以在伦敦的小酒馆里找到那种粗放的古意，但来者若是徐志摩和董桥，他们所看到的，则必定是那个“被罩成水晶球”的“下午茶伦敦”。

　　嗜酒者说饮茶的人软绵无力，赋茶诗的则说酒乱人神志。我们该信谁的？

　　一个

　　弗吉尼亚·伍尔夫当然不会在酒馆、剧院和球场这些“男人的地方”里寻找真实。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写道：“如果要写小说或诗，一年要有500磅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屋子。”

　　她所生活的城市，她所渴望的时代，都与那个莎士比亚的世纪不同了。伦敦似乎容纳了一整个世界，有的人心潮澎湃，更多的人岔岔不平，你分不清这座城市是变得更大了还是更窄了。是为了拂去尘嚣还是为了其它什么，身在尘嚣里的我们已经无力判断了，总之伍尔夫躲进了自己的小屋里，开始写作。

　　在她的小说里，达洛卫夫人成为了伦敦的漫步者。她穿过摄政公园、特拉法加广场、牛津街和皮卡迪利，伍尔夫都知道。但她是不是还到过一些伍尔夫未曾履及的地方呢，也许有吧，也许，不重要。

　　如今，仍有不少伍尔夫的忠实粉丝，在继续追寻达洛卫夫人走过的路。他们会走到1997年重建的环球剧院里去吗？

　　Who knows？

　　文/林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