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放 新红利--专访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

　　中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政府采购领域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对补贴、投资对等原则的改革，有利于中国优化贸易格局和完善制度规范

　　“开放贸易，减少障碍，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于推动增长与发展都必不可少。”2005年1月，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竞选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的申请书上如是写道。一方面，他主张加强经贸交流，克服贸易阻力；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贸易的开放应有序推进。可以说，拉米所追求的是一种“可控的全球化”。

　　执掌WTO八年，拉米获得了一个“僧侣士兵”的外号，既像僧侣一样有信念，能苦行，又像士兵一样英勇作战，不向困难低头。任职期间，拉米一直在为多哈回合谈判奔走，主张尽最大努力协调各成员利益。尽管进展缓慢让他时常感到沮丧，但他仍坚信多边体系更能推动国际贸易平衡有序发展。

　　拉米曾多次访问中国，重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数次为中国履行入世承诺说过公道话。日前，在中国对外开放40周年以及入世17年之际，《中国经济报告》就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如何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等话题，对拉米进行了专访。

　　中国对外开放仍有巨大空间

　　中国经济报告：过去4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你如何评价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你认为当前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帕斯卡尔·拉米：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1979年邓小平建设开放中国的理念，但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机遇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由于中国进入海外市场的机会增加，中国经济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获得了高速增长。目前来看，如果考虑到庞大的经济体量，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因为对外开放不是唯一的标准。

　　中国现在正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希望不再过多依赖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而是更多依赖国内消费和服务业。这将给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两个挑战。一是政策的连续性。面对同样半杯水，有的人会说杯子是半满的，而有的人会说杯子是半空的。对于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我认为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推动。正如李总理所说，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国应该对此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二是转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的可行性。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比10-20年前高出许多，但高居不下的储蓄率对促进消费造成了一定障碍。中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不足。为了使消费在GDP增长中占据更大份额，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养老金、税收、退休制度等。

　　中国经济报告：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处于十字路口，加入WTO的红利已基本释放，迫切需要创造新的开放红利。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帕斯卡尔·拉米：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比如在服务业，中国仍有巨大的开放潜力，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高将给中国消费者带来好处。再比如政府采购，如果中国将20%的政府采购对国外开放，这对于中国优化贸易格局和完善制度规范是有好处的。此外，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竞争而提高效率，这也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当然，这些政策在实施中可能会遇到阻力，因为国内相关利益者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中国经济报告：所以你认为全球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帕斯卡尔·拉米：是的，中国仍然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进程并未停止，因为技术在进步，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吸收技术获得发展机会。虽然有一定的成本，但规模经济和创新仍然会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这些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并未发生改变。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在全球化的社会影响方面作出改进，减少不平等问题。这是我的观点，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此外，必须减小当前全球化模式对环境的破坏。

　　总体来说，中国的最优方案仍然是保持市场、科学技术、社会的开放。但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涉及国内和国际关系的调整。

　　中国基本兑现入世承诺

　　中国经济报告：从WTO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中国兑现了入世承诺吗？

　　帕斯卡尔·拉米：我认为中国基本兑现了入世承诺。在WTO框架下，我们可以确保成员国兑现自己的入世承诺，否则就违背了规则，其他成员可以上诉至争端解决机构。

　　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认为，中国在遵守WTO规则方面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补贴、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这些问题目前无法在WTO框架下解决。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外界对于中国也存在一些批评，比如中国导致了其他国家的失业和收入增长停滞问题。中国应如何回应这些批评？

　　帕斯卡尔·拉米：首先，我们都知道，全球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推动了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国际分工导致了生产要素的更高效组合。更高的效率意味着更多的增长，更多的增长则意味着更多的福利。但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也有成本，全球化既有赢家也有输家，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些利益受损者。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照顾好中国的利益受损者。中国加入WTO后，其农业和工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竞争的冲击。中国需要应对这一问题，特别是在开放领域。

　　中国不需要照顾美国、欧洲、日本或韩国等经济体的利益受损者。这与他们的国内制度有关。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好，比如拥有庞大社会保障和救助网络体系的欧洲。即使是在欧洲内部，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一些国家做得比其他国家好，这些国家有着相同的贸易政策，但是在国内制度方面有所差异。

　　因此，国外对于中国的批评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当这些国家自身出现问题时，政治家很容易找其他国家作为替罪羊，而不是理性地解决国内问题。特朗普发起的贸易冲突就是如此。

　　中国经济报告：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帕斯卡尔·拉米：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论，是WTO框架下反倾销谈判中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这是一个确定倾销幅度的技术性概念。

　　如果从公共部门占经济规模的比重来看，中国确实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而且公共部门的效率和财政状况可能并不如其他经济部门。当然，这是有特殊原因的，比如中国实施了很多产业和区域政策，又比如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需要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但我认为现在必须改变这种特殊性，尤其是在全球贸易规则下，政府应该减少对企业的补贴，因为补贴会扭曲正常市场体系。

　　中国经济报告：但是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会对特定产业和企业进行补贴。

　　帕斯卡尔·拉米：是的，但这并不改变中国补贴的事实。当然，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批评美国农业补贴的问题，美国、欧盟也会要求WTO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在WTO框架下都是可以谈判的。

　　下一步开放领域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在哪些领域需要进一步开放？

　　帕斯卡尔·拉米：中国经济在以下五个领域可以进一步开放。

　　第一，制造业。中国贸易加权关税跟发达国家相比较低，但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当然，对于中国国情的界定也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按规则开放市场，关税不是唯一障碍，大部分问题是非关税措施。在这个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确保中国制造企业和外国制造企业开展公平竞争。

　　第二，服务业。中国已经开放了一些行业，但比如说服务业中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数字化行业，目前的开放程度还没有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第三，政府采购还有空间。中国目前只放开了10%的政府采购市场。考虑到中国的体量，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提高开放水平，将能较大程度提高贸易开放度。

　　第四，国有企业、补贴、贸易壁垒问题。中国下一步的开放，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有其他扭曲竞争的地方，比如补贴，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我们知道有的补贴是出于正当理由，但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五，投资对等或互惠。在贸易方面，完全对等不是一个正确的原则，WTO也有相关规定，要认识到各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不同。但我认为这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投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都应该按照对等原则来执行，这也是美国、欧盟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试图达成的目标，尽管谈判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也是中国跟美国的BIT谈判或者跟欧盟的谈判都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当然，我并不是说导致谈判停滞的责任都在中方，但我们要认识到投资领域的对等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经济报告：你刚才谈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又还有一些差别。能否对此具体解释一下？

　　帕斯卡尔·拉米：WTO的规定是这样的：相关成员决定自己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所以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事实上没有客观的标准和分类，由各成员自己来决定，这听上去有点怪，但现实中就是如此。

　　比如韩国，在工业上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在农业上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一次法国总统私下跟我说，希望法国跟韩国一样获得这样的地位，从而可以在农业方面获得更多利益。

　　对于中国而言，考虑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份额，非要说中国还是和印度、塞内加尔、博茨瓦纳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是不合适的。当然，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认为中国和美国一样也是不公平的。我觉得中国在某些领域还不是发达国家，不应适用完全对等原则，但也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在投资领域应该按照对等原则来执行。

　　改革让中国和世界受益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在过去高速增长阶段，随之产生了产能过剩、资产泡沫、债务积压、不平等等问题。现在中国开始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你对此有何建议？

　　帕斯卡尔·拉米：中国在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平等、环境污染、债务等问题，这些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我认为中国尤其需要关注政府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高负债率，虽然风险不会马上暴露，但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正是中国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目的，新时代背后的理论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增长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增长规模的绝对值。我们需要更多高质量、环境友好、具有包容性的增长。这是正确的转型方向，同时也需要决策层的智慧和能力。中国改革成功的话，不仅中国会受益，其他国家也会受益。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你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应该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帕斯卡尔·拉米：中国首先需要做的是让补贴更加符合国际规则。WTO有相关规则，但执行力较弱，因为WTO争端解决机构必须证明补贴对其他成员利益造成了损害，这是相当复杂的。如果你看欧盟，他们的补贴规则非常严格，并且专门有一个系统对补贴进行监测，特别是对存在争议的补贴。

　　□中国经济报告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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