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处于婴儿期的信息革命

　　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胜利往往不依靠谁的军队赢了，而是谁的故事赢了

　　人们经常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信息革命。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场革命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

　　信息革命的基础

　　当前全球革命的基础，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它极大降低了创作、寻找和发布信息的成本。然而，信息革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439年，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的印刷出版社就开启了大规模传播的时代，他也是第一位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欧洲人。他的印刷术在欧洲得到迅速传播，并被视为欧洲文艺复兴在随后兴起的关键因素。他的主要成就--《谷登堡圣经》，享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及技术价值。除了在欧洲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印刷术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之外，他还合成了一种十分实用的含锌、铅、锑的合金和一种含油墨水。

　　我们现在经历的信息革命，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硅谷，它伴随着摩尔定律而继续蓬勃发展。摩尔定律指出，电脑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几年就会翻倍。摩尔定律的叙述方式有多种版本。从摩尔本人当年的文章来看，摩尔的预期是集成电路的复杂程度（可被间接理解为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年增长一倍。后来在1975年，他将预期改为每两年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说法逐渐成为后来的标准定义，并被英特尔公司的网站使用。流传很广的另一个版本是每隔18个月增加一倍。不过这种说法被摩尔本人否定。

　　根据英特尔中央处理器从1971年到2004年的历史发展数据，证实了每两年增加一倍的摩尔预测，几乎与实际发生的数据达到完美的吻合。半导体行业大致按摩尔定律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并驱动了一系列科技创新、社会改革、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个人计算机、因特网、智能手机等技术改善和创新都离不开摩尔定律的延续。

　　到了21世纪初期，单位运算能力的成本仅仅是20世纪70年代的千分之一。现在，几乎所有东西，都实现了与互联网之间的相联。1993年，世界上仅有130个左右的网站，但到了2000年，这一数量就超过了1500万个。现如今，全球有超过35亿人口每天都在使用互联网。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物联网将会链接200亿个物件。我们所经历着的这场信息革命，目前仍处于婴儿期，未来的发展将超乎想象。

　　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

　　现阶段，这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在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期，电报就已经实现了实时信息传播。最为关键的变化在于传递和储存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如果汽车价格下降的速度能赶上计算机技术价格下降的速度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用买一顿午餐的钱，购买一辆汽车。当一项技术的价格下降如此迅速时，它就能被广泛使用，得到普及，使用该项技术的门槛也会降低。不管是基于何种应用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所能进行传递的信息量，实际上都是无限量的。

　　信息存储成本如此大幅度下降，使得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电话铜线通讯每秒钟只能传输一页纸的信息量，而现在，一束细细的光纤每秒钟可以传输9万本书的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储存1GB的数据需要占用一整个房间，而现在200GB的数据也可以轻松装进你衣服的小口袋中。

　　在20世纪中期，人们曾经担心，信息技术革命将会导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小说《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集权控制。“老大哥”会用一台中央计算机来监控我们每个人，使得个体自主性形同虚设。

　　事实上，随着计算技术成本的下降、计算机缩小至智能手机、手表和其他可穿戴设备那么小、那么轻时，信息革命产生的所有“去中心化”效应，与其所带来的“中心化效应”形成了对冲，实现了点对点通讯，促进了新利益团体的形成。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技术变化的趋势，使得监控本身也去中心化了：数以亿计的人们自愿随身携带一部具有跟踪性的设备，而通过这些设备与相应基站的信息交换，人们的行踪和隐私能被持续监控。也就是说，我们把“老大哥”放进了我们自己的口袋中。

　　类似地，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催生了新的跨国集团，但同时也为政府机构或有关组织机构的操纵行为创造了机会。脸书拥有超过20亿的活跃用户，就像俄罗斯掺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样，这些社交网络和社交机构也有可能被用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欧盟试图借助新近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来确立隐私保护的规则，但该条例最终能否奏效，目前仍不确定，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将监控与社会信用评分联系起来。

　　GDPR于2018年5月25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是近30年来数据保护立法的最大变化，旨在加强对欧盟境内居民的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该条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扩大的管辖权，可能会影响到欧盟以外的企业。新条例适用于为欧盟境内的个人提供商品和服务，或监控个人行为（如商业网站或移动应用的运营商）的企业。这一规定也将影响到很多中国企业。

　　信息就是力量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提供了能力，信息就是力量。且与以前相比，信息量之巨前所未有，信息普及覆盖人群之广也前所未有。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这些信息所带来的力量，不仅可能被各国政府使用，也可能被其他非政府主体使用，诸如大型企业、非营利机构、临时拼凑组建起来用于特定目的的组织团体，甚至犯罪分子、恐怖分子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时代的结束。政府仍然是全球舞台上最有力的角色。只不过现在这个舞台变得更加多元、更加拥挤了，许多新的“玩家”都在从软实力的角度展开有力的竞争。对于控制海域来说，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至关重要，但对于互联网来说，就没有太大帮助。在19世纪的欧洲，一个强国的标志就是在战争中所向披靡，获取胜利，但是现在，正如美国分析家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胜利往往并不依靠谁的军队赢了，而是取决于谁的故事赢了。

　　公共外交以及吸引和说服的能力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但是，公共外交也在发生变化。公共外交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外事官员车载马拉电影放映机深入交通不便的地方，向与世隔绝的人们播放“启蒙”电影，或者通过广播的形式向“铁幕”后面的人们传递“启蒙”声音，这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技术进步导致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不过，这也产生了一个“巨量信息悖论”：信息的极大丰富反而导致了注意力的短缺。

　　当人们被巨量信息包围和裹挟时，人们很难知道应该把注意力聚焦于哪些地方、哪些信息。现在，稀缺的资源已不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因此，与以往相比，事关注意力的这项软实力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关键的能力和资源，同时，信息战争也变得更加尖锐和艰难。随着信誉变得更为关键，各方力量针对“信誉度”的政治斗争也就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增加自己的“信誉度”，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破坏对方的“信誉度”。所传播的信息如果显得有点宣传意味的话，那么不仅可能被讥笑蔑视，而且也可能会起到负作用，因为，那样的信息会损害传播者的信誉度，并进一步破坏其公信力。

　　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丑闻，严重违反美国一贯宣称的价值理念，导致人们认为美国很虚伪，给美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的这种认识不能通过在电视上播放美国穆斯林的美好生活而有所改变。同样，特朗普总统推特发文中的有些内容若被佐证有假，也会对美国的公信力和软实力有所影响。

　　公共外交有效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公共外交改变人们态度、看法的程度，这可通过访谈或民间调查进行评估，而不能通过所投入的金钱多少来衡量。有趣的是，通过民意调查和波特兰战略传播咨询公司发布的《软实力30强报告》显示，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软实力已大幅下降。推特能够帮助设立全球计划，但是如果这些推特内容不具公信力，那么就不能产生软实力。

　　现在，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技术突飞猛进，使得所有这些变迁进程也在加速变化。我们所处的这个网络信息时代，通过机器发送的信息，人们常常难以察觉出来。不过，机器能否带来具有公信力以及说服力的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为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王艺璇译）

　　□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