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戏有戏

　　“戏剧绝对不能离开舞台，只有在舞台上它才具有生命，才能和观众形成良性的互动。”在院长刘侗的带领下，北戏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排练教室里，京剧专业的学生们一板一眼地排演着《霸王别姬》，指导老师时而从旁指点。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侗带着记者参观北戏的校园，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他都如数家珍。

　　如今，刘侗的工作也多少有着楚霸王般的忧虑，“现在的戏曲教育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候了”。在中国戏曲界工作了34年的刘侗从中国评剧院、中国京剧院再到今天的北戏，从一名编剧成长为今天的教育者。

　　刘侗太热爱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了，身为北戏院长，如今虽然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但他仍然愿意亲近舞台，策划、排戏、编剧，在并不热门的传统艺术领域，他悉心耕耘着。

　　艺术实践离不开创作

　　1984年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刘侗被分配到北京市文化局机关。上大学时，刘侗一直热爱创作，因此“我报到时，跟文化局负责人提要求，申请从事专业创作工作”。时值中国评剧院要培养青年编剧，他就这样走上了职业编剧这条路。

　　从1984年到2001年，刘侗一干就是17年，从舞台剧到影视剧，以及小说等文学创作，无不涉足。十几年的创作，刘侗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此文化局的领导对他一直寄予厚望，经常安排他参加青年干部的培训班学习。

　　2001年，北京市文化局从培养剧院团管理干部的角度，提拔刘侗在剧院任院长助理，负责评剧院的新剧目创作，从2002年开始，他被任命为中国评剧院的副院长，仍是主抓剧目创作和戏曲电视剧的创作拍摄制作。这期间，他带领评剧院的主创团队，完成了系列评剧电视连续剧《包公智斗》的五部戏的创作和制作，全部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收入。为那个时候的评剧院赢得了很好的荣誉，并推出了一批青年演员和导演等主创。那期间，也为评剧院组织创作了《刘巧儿新传》、《乐家老铺》、《桃花盛开的地方》等舞台剧目。新创评剧《长霞》在中国评剧艺术节上获得最佳编剧等七项大奖的创纪录殊荣。

　　厚积薄发，多年的编剧创作经验让刘侗可以从创作、创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领导的工作，而他的种种努力，赢得了更大的认可。2006年，文化局党组安排刘侗从中国评剧院到北京京剧院任副院长，依旧是抓剧目创作工作和艺术生产工作。

　　但这次角色转换也是一次艰难的历程，“评剧京剧都是戏曲，但却有着很多形式上的不同，我需要重新学习和研究”。身为创作管理干部，必须是行业的专家。刘侗一边熟悉业务，一边从事京剧文学研究，并且开始尝试创作。

　　在京剧院工作的6年时间里，刘侗带领北京京剧院一批年轻的主创团队，先后完成了小剧场京剧《浮生六记》、《昭王渡》和新编京剧《杨七娘》、《宋家姐妹》、《鼎盛春秋》等十余部的剧目创作和整理加工改编，并取得了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荣誉。他还先后完成了新编京剧历史剧《圆明园》、十集京剧电视剧《李清照》的剧本创作。

　　2012年12月，他再一次转换角色，从北京京剧院到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做院长，这样的变化更大，工作性质从创作者变成了教育者。“做编剧是专门从事剧本文学创作，这是职业要求，而做剧院的业务院长，已经从专业创作转换成创作管理。做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已经基本上脱离开了剧本创作的专业，进入了全面行政和业务管理的领域。但我庆幸，在中国评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工作期间，积淀了一定的戏曲专业知识能力和素养，为我在北戏工作，打下深厚的基础。”长期的积累，也让他迅速找准了办学的定位。学校是育人单位，培养后备人才的两个方面--教育和实践一个都不能少，而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新剧目创作。

　　北戏的春天

　　到北戏的第一个月，“我们当年的学生去参加了一个少儿戏曲博华奖的比赛，去了很多人，但是一个奖也没拿到。我向老师们询问原因，他们说是因为演出太少，孩子们根本没有任何舞台经验。”这让刘侗深受刺激，一个拥有60年历史积淀的戏曲学院，竟然不能解决学生艺术实践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开办“少儿戏剧场”的计划。

　　其实，北戏是有演出舞台的。1996年，在时任院长、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的带领下，北戏筹建了“北戏排演场”，开创了“双休日百场演出”实习基地，并坚持了12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排演场歇业，孙毓敏至今想起仍觉得很是遗憾。当刘侗提出“少儿戏剧场”计划时，孙毓敏形容其为“北戏的又一个春天”，书法家欧阳中石还专门为剧场题字。

　　由此，孩子们又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艺术实践平台。

　　“戏剧绝对不能离开舞台，只有在舞台上它才具有生命，才能和观众形成良性的互动。”刘侗语重心长。

　　有了“少儿戏剧场”，加上参演政府组织的各项文化惠民活动、重大项目活动，近五年来，北戏各类艺术实践活动演出高达1500场次；创新创作戏曲、话剧、舞剧、歌剧等各类剧目50部；学生们取得了200多个奖项，近330人次获奖；学校就业率达到98%。

　　2014年，北戏将京剧《白蛇传》改编成舞剧《夕照》。“舞剧对于演员的要求很高。我们的学生当时基础并不够好，导演还有所顾虑，最后还是硬生生地把毫无基础的孩子们教会，一共排练了三年时间，演出了30多场。”

　　有了这样的历练，这些学生们进步神速。

　　“我们这些学生演员中有6个男孩，去年考上北京舞蹈学院。北舞的老师非常惊讶地跟我讲：‘你们这些学生怎么都像职业演员呢！’”这让身为院长的刘侗很是自豪与欣慰。

　　的确，在刘侗的带领下，北戏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五个结合，三个依托”是刘侗在北戏探索出的人才培养道路。

　　五个结合，即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艺术创新创作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创作、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相结合，学校教育与行业需求相结合，从而实现人才培养与专业岗位化、职业化的结合。

　　三个依托，即依托北戏“少儿戏剧场”、“北戏书馆”，自主自觉开展常态化、规模化、业态化艺术实践；依托北京市开展的“民族艺术进校园”、“金秋演出季”、“百姓周末大舞台”等公益类演出活动，积极参与到文化惠民、社会文化建设中来；依托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京剧艺术节”、“全国优秀儿童剧目展演”、国家大剧院艺术院校“春华秋实演出季”以及京津冀艺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开展的“教学成果汇报展演”等高端平台，连续推出北戏学生、青年教师为演出主体的新编戏曲剧目、原创话剧、原创民族舞剧、大型民族器乐音乐会等高质量、高水平剧节目，展现北戏教育教学成果，交流教育教学的经验，最终实现不断提升学生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学生教师职业能力、打造学生教师职业品格的目的。

　　戏曲人才在哪？

　　虽然近年来，北戏的发展很快，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刘侗却总是感到焦虑。他在接受《小康》记者的采访时，深入地谈及了戏曲行业的现状、发展以及他对这个行业的期待。

　　《小康》：十八大来，国家在文化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戏曲行业在外行人看来，虽然并非热门，但是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大的资源投入。人们期待着戏曲能够与流行文化相交相融，期待着有大师、名角儿的出现。在您看来，这是否是可期的？

　　刘侗：戏曲这一行，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还有一项工作是中国职业艺术教育协会的副会长，还是其中戏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去年我发起了一个活动，就是在2019年国庆70周年搞一个“百戏百校”展演，想将全国戏曲教育学校能够演出的剧目汇集一起，来北京展演，给从业者们打打气，也给全国人民汇报一下我们传承的工作。

　　我们很努力地联络、搜集了几个月，最近统计出了几个数字。看到这样的数字，我非常焦虑，这些数字清晰地说明，中国戏曲到了必须要大力拯救的边缘。

　　目前全国从事戏曲教育的学校有65所；教授戏曲的种类50个，中国有348个剧种，剩下将近300个剧种怎么传承？

　　从业教师不超过2000人；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十个年级，包括中专、高职10000人。这10年的跨度，平均每年学生只有1000人，这些学生能支撑全国几个院团？

　　戏曲这行，要是出个角儿可是百里挑一的，连人都没有，怎么谈发展呢？

　　《小康》：在您看来，戏曲人才的培养是现在这种现代教育模式更好，还是原来的科班制更好？

　　刘侗：从艺术规律出发，从戏曲人才发展的规律来讲，还是“科班制”更好、更科学。无论是戏曲、舞蹈、武术等都是这样。

　　“练功”对于戏曲行当是非常重要的。老话讲：“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师父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现在的体系基本是半天学文化、半天学专业，再加上周末。这样一周就是两天半的文化知识学习，两天半的专业知识学习，专业知识学习里除了基本功还有其他方面的学习，因此一周真正在学戏的时间也就有2天的时间，我们北戏安排周末排练演出，还有很多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那学生的进步速度可想而知。

　　过去在戏班里面，生活就在戏班，有晨练，而且以戏带功，在演出、排戏中把功练出来。可能在文化知识上稍微弱一些，但是出戏，出人才。

　　《小康》：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如今的演艺市场很繁荣，但是戏曲方面，却还没有能够完全市场化盈利的剧目或院团产生，这是为什么？

　　刘侗：我工作的时候是1984年，被分到中国评剧院，我认为当时是中国戏曲的一个黄金时代。“文革”后，很多遭到不公正待遇艺术家被平反，重新出来演戏，利用自己艺术生命的最后时光为大家奉献了极为精彩的演出。当时中国评剧院随便一个戏，一贴出来至少演半个月，一天两场，场场满座。挣了钱不仅能满足剧院自身运营发展，还要上交给文化局一部分，去补贴支持那些不太火的剧种。

　　到了1986年，城市改革开始以后，打破铁饭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商业。很多剧院团开始不务正业，办三产。我记得，我们评剧院成立了商贸公司做买卖，像北京京剧院还开了梨园驾校。这种情况下，演员逐渐也就都下海了。我当时在剧院踏踏实实待到1991年，因为实在没有创作的机会，没戏排，我也开始写影视剧的剧本。

　　还有更多的从业者是去经商，做跟艺术不相关的职业了。这对于文化市场的破坏相当严重，几乎就是连根拔起，要人没人，要环境没环境。到90年代末，开始有演员、导演、编剧回归舞台，但是已经相当困难了。第一，观众没有了，买方没有了；第二，老一代艺术家们岁数大了，陆续离世了，那么传承工作就断了，这对戏曲舞台艺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001年昆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才有了危机，才又开始重新重视。想让戏曲重现曾经的辉煌，我们的创作人员要达到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造诣，出好戏，再有就是用好戏去培养观众，这相当于从头再来，因此是异常艰难的。

　　《小康》：在话剧界，北京人艺一直以来传承未断，而且富有很强的生命力，戏曲院团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呢？

　　刘侗：北京人艺的确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国有院团。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自新世纪以来，影视传媒的发展为北京人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人艺的名角儿、大演员通过影视剧上的成功再来反哺话剧舞台，是北京人艺至今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光靠舞台不是不行，于是之等老一辈艺术家没有那么多影视剧的机会，但那时候大众可选择的文化娱乐项目也少，因此话剧在70年代以前还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形式，很多北京人艺老的观众群都是那时候形成的。但是今天，一台戏排出来，演个10场、20场，影响力还是小。

　　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不成熟、泛滥的时候，北京人艺也曾面临危机，也曾去北京各大高校里面去宣传，吸引观众，首都剧场也曾被讨论是否要出租创收。后来经过多年，再把群众不断地拉回剧场，才有了今天再次的成功。

　　《小康》：现在对于传统戏剧的创新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其实曾经的样板戏为京剧的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这样的经典剧目？

　　刘侗：从艺术上讲，样板戏是非常优秀的作品。首先从声腔、唱腔设计结合演员的天赋条件、表演能力，可以说做到了水乳交融，表现力前无古人；还有旋律，优美动听，朗朗上口；台词极富文学性，又很通俗；而且样板戏确立了全新的艺术形式，比如《智取威虎山》里“打虎上山”一出杨子荣的“马鞭子舞”，融合了芭蕾舞的表现形式，做到了非常极致的创新。八个样板戏无一不是。每一点都做到了极致，想看看哪部戏，哪里还能再突破一点，根本没有，找不出来。

　　剧情的编排也是非常吸引人，比如《红灯记》，就这么几个人物，但是情节丝丝入扣，让观众一直处在紧张的气氛中，跟着悬念走。

　　但是这些戏，是当时举全国之力来做，创作人员都是当时业内最顶尖的人不计酬劳、不计成本而制作的。今天我们不可能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聚在一起做一部戏，因此未来再也达不到这些戏的高度。

　　《小康》：那像青春版《牡丹亭》呢？有没有可借鉴的？

　　刘侗：白先勇先生传统文化底蕴太深厚了，艺术审美能力相当高超，他有这样的创作冲动，有对昆曲的情怀。换了别人，是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经典剧目的，只有这样优秀的策划者才创作出了青春版《牡丹亭》，人才的因素太关键了。

　　目前，与当代时尚元素、当代的审美趣味相结合的创新戏曲，各个院团也在做不同的尝试。我们的《谁共白头吟》，包括北京京剧院做的《浮生六记》、《昭王渡》等都在尝试。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源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