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实现“不敢腐”，路有多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并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其中，完全实现不敢腐是关键的第一步。

　　过去五年多，在反腐败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是“初步实现”了“不敢腐的目标”。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还有“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的评价，即“腐败增量得到明显遏制”。 对照理想的状态，实现不敢腐，我们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

　　惩治腐败的纪法和行动应该更严

　　党的十八大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反腐败刑法理念作出重大调整，随后“两高”据此通过了司法解释，对反腐败刑法条款进行了修改。党纪条例也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但是，我国反腐败法律和纪律还存在一些改进空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腐败定义仍然主要局限于公共权力，而不是扩展到委托权力。局限于公权力，就可能使得大量的非公权力的腐败得不到应有的惩处。

　　在对腐败犯罪的惩处上重自由刑而轻财产刑。这导致对腐败犯罪分子的惩罚难以达到“得不偿失”的程度。越是数额巨大的腐败，这种偏差往往越严重。

　　在对贿赂犯罪的惩戒上，重受贿而轻行贿。这是一个老问题。实际执法中这种偏差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正因为如此，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正确的原则当然是“受贿行贿同罪”。在该原则下，在具体个案上，再根据受贿和行贿的具体性质及情节来决定实际的惩戒力度。实际上，有一些行贿，其性质和情节比受贿严重，应当惩戒得更重而不是更轻甚至免除。

　　增强反腐败机构专业性

　　反腐败机构及体制方面。党的十八大之后，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国家监察，都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在党内监督上，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从党的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入手，通过实行“两个为主”和“同时报告”，加大了省和省以下纪委在纪检系统内向上垂直的比重。相比而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力度更大。新组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直接向本级人大负责。然而，如果对照卓越反腐败机构“独立、权威、廉洁、专业”的四大特征，还存在差距。相对来说，在“独立”和“权威”方面，差距小一些，而在“廉洁”和“专业”方面，仍可能具有不少差距。

　　加强惩治腐败工作的透明公开

　　总体来看，惩治腐败活动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与威慑效果成正比。党的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工作的透明公开程度有了很大的改进。以新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为表率，各级纪检监察机构的网站都有很大变化，在腐败案件查办信息发布及时性上，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上，都有较大改进。以腐败案件立案为例，之前的常态是坊间传言了很久，纪检监察机关才予以证实。党的十八大之后，对于大部分案件，纪检监察机关在立案第一时间就在其官网上发布。大量典型案件的曝光发挥了较好的震慑效果。

　　当然，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一是，没有完全做到应该公开的全部公开。二是，在公开的案件上，信息还不完全，尤其是一些公众关注的腐败案件，不完全程度还比较大。性质和情节极其恶劣的腐败分子有“绑架”党和政府的可能，但如果真因顾虑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而选择隐瞒他们的恶劣行为，就等于是组织为个人“背锅”，弊端和后果极为严重，制约了“不敢腐”效果。此外，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得不到完全的信息，也会对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工作产生误解。

　　结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在实现“不敢腐”的目标上，差距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即反腐败机构和体制，以及去存量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制约实现不敢腐的短板。串行关系和“木桶原理”的逻辑是一样的，即木桶能装多少水由最短的木板决定。因此，未来改进的重点，就是要从克服短板上着力。

　　如何实现“不敢腐”

　　尽快将反腐败机构改革到位。总的思路就是可以对照独立、权威、廉洁、专业这四大特征，继续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要确保纪委和监委的高度廉洁，建立严密的监督制约纪委和监委的外部和内部监督制度设计。如今，对纪委而言，建立具体、可靠、常态化、实时化的外部监督是当务之急。就监委而言，人大应当承担起外部监督的主体责任，拿出具体的、专门的监督办法。就加强对纪委的监督而言，应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党代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措施。

　　“专业”指的是纪委和监委干部队伍要成为一支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的队伍。这要求为纪检干部开辟出专业化发展的通道，而且能让他们中的大多数进入专业技术通道。此外，还需要在专业人员的专业权限和薪酬待遇等方面，建立配套的制度。

　　以有效策略去除腐败存量。党的十八大前，我国一直没有有效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腐败存量不容忽视。要积极使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最终锒铛入狱的只是极少数。此外，我们1989年就用过的“两高通告” 或“从宽处理”策略，以及2017年4月，四川乐山市纪委颁布的《关于对限期主动交代违纪问题人员予以从宽处理的通告》 ，也是可供借鉴的案例。尽管有些策略在设计上有瑕疵，但在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设计出更优的策略来 。

　　此外，还需加强和改善廉政教育。对惩处腐败实施透明公开，直接目的是释放、放大震慑效应。从廉政教育视角来看，除了透明公开，更积极的做法是用好查处的腐败案件，实施更加积极的廉政教育。近些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开展的警示教育就是很好的做法，让各级领导干部在提升敬畏、审慎用权方面产生积极的效果。

　　文/任建明 熊志航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