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后遗症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了，美国人的生活有怎样改变？

　　技术上讲，2008年的金融危机，堪称美国自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持续时间超过18个月，如今早已结束。2007年12月-2009年6月期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急剧收缩，之后经济又重新回暖。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世界从根本上变得大不相同。

　　“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初期，1/5的雇员丢掉了工作，很多人没能从中恢复，自此再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管、管理学教授彼得.卡佩里（Peter Cappelli）说，“伤残索赔申请数量激增，部分原因是下岗人员很难找到工作。初入职场的年轻一代，职业生涯就此中断，这一年龄段的人纷纷推迟买房、生子和其他本该完成的人生大事。”

　　“这是具有创伤性的事件。从整体经济来看，毫无疑问，很多人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修·比德韦尔（Matthew Bidwell）这样评论。

　　大衰退加速了若干趋势，也阻碍了其中一部分。“受经济衰退影响，许多人变成临时工，通常是合同工；雇主对未来形势极不确定，员工又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这些工作，雇员管理实践期间倒退了一大步，只要有份工作，员工就什么事都能忍。”卡佩里说。

　　我们本该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下决心采取措施，防止重蹈覆辙。但是，忽略比记住更容易，于是一切如故。

　　退休延迟

　　这不是说，金融危机的启示已经尘埃落定。

　　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彼得·康提-布劳（Peter Conti-Brown）相信，2008年11月，美联储降息至实际利率为0的决定，成为金融和政治史上的重要时刻。

　　“我们很久没见过这么低的利率，但有越来越多的两党人士一致批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其决策畏手畏脚。历史学家可能认为，2007-2008年间，美联储应对通胀时的摇摆不定加剧了危机的创伤。大多数学者将大萧条的糟糕处境归咎于美联储，其实，大萧条之后的数十年里，这种看法并未形成主流。即便金融危机已过去十年，要弄清美联储政策的真正影响，无论好或坏，为时尚早。”

　　就普通人而言，一个强有力的观点证明美联储起到了巨大的镇痛作用，失业率为10%，而大萧条时期这一数字是25%。“从此背景下，金融危机期间的借款人更占便宜。”康提-布劳说，大量投资股票和债券的人，其收益表现不俗，“唯独持有定期固定收益资产的投资者才遭殃，这部分损失者只是一个较小群体。”

　　同时，未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例如更早降低利率、提高通胀，可能给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造成伤害。“目前不清楚10%的失业率是否可以避免，难点就在这儿。”康提-布劳评论说。

　　金融危机后，保住工作或找到新职的人，预计需要面对退休时间的延迟，而其用于养老的储备金又大幅萎缩。

　　沃顿退休金研究委员会（Wharton‘s Pension Research Council）的一份工作报告指出，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全球资本市场未来的投资预期收益率将远低于过去，这将影响美国老年人的工作、退休、储蓄和投资行为。

　　“在低预期收益率的制度下，员工享有税收优惠的养老金401（k）账户累积的财富较过去减少。此外，当预期的实际收益较低时，无论男女，其最优做法是延迟领取社会保障福利，并继续工作。”凡亚·霍耐夫（Vanya Horneff）、雷蒙·穆勒（Raimond Maurer）和沃顿商业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奥莉维亚·S.米切尔（Olivia S.Mitchell）在论文《长期低预期收益将如何影响家庭行为》中写道。

　　论文中，三位作者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其变量涵盖股票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国税收制度和401（k）计划的最低分配要求，以及现实的社会保障福利计算公式；随后，给定实际预期收益较低情况下，他们模拟了行为将如何变化，并将模型结论与基准结果进行比较。

　　作者发现，在不同人群中，长期低回报都会对行为带来影响。“例如，男性和女性均会晚一年申领社会保障福利，延长工作时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反应最为激烈。此外，教育水平高的人群对实际收益更敏感，他们会更多地降低在享有税惠的退休账户中的储蓄额。”

　　同时，今天的美国人以负债状态步入退休生活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债务负担过高，导致老年家庭对利率上升极为敏感。米切尔在另一份研究中发现，退休人员可能需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偿还增加的债务。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业务迅速扩大，放任相对思维简单的顾客自主决定可负担的借贷额度。

　　“退休期间，人们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如何支配财富，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老年人在退休期间需要偿还沉重债务，由于他们常将部分或者全部财产投入固定收益资产，致使问题更为棘手；此外，未来股权回报率将下降（如多数人预测的那样），老年人就愈发有必要明智地管理资产和负债，并偿还部分高利率借款。老年人不愿卖掉大房子换小房子，也不愿参与反向抵押贷款业务，这都使得其面对的挑战更加严峻。”米切尔和两位共同撰稿人在《老年人的债务变脸与金融脆弱性》一文中解释说。

　　买房不易

　　未来年轻一代会买房、投资股权，以供退休后养老吗？

　　沃顿房地产学教授兼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研究所的联合主管苏珊·瓦切尔（Susan Wachter）认为，10年前的金融危机导致信贷标准趋于严格，获得抵押贷款的难度加大。

　　“如果你留心自有住房率，将发现比率显著降低。”瓦切尔解释说，“对于年龄在25-35岁的千禧一代，自有住房率下降，租住的比率上升，且与父母同住的人数比例达到历史新高，即便就业市场好转依然如此，其实，就业确已回暖，但房价增速高于工资增速。难获贷款的千禧一代不仅限于少数族裔，所有人都这样。”

　　严格的借贷标准包括了高首付比例、高信用值和低负债收入比。

　　“我们正成为一个‘多数的少数族裔’国家（即非白人的少数族裔占据美国人口的多数），如果信用紧缩成为新常态，加之房价增速高于工资增速，有可能导致自有住房率进一步显著降低。”瓦切尔说，危机过后，少数族裔受到信用紧缩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的财富和信用值都更少。”

　　未来十年，美国可能像过去那样维持自有住房率吗？

　　1940-1960年，自有住房率从44%提高至66%，2004年达到69%，2015年回落至63.4%。瓦切尔及其两位合作者在《租房国家抑或买房国家？》论文中指出，“一旦关键驱动因素生变，自有住房率可能陡降。”

　　“我们根据基本平均情境预测，2050年，自有住房率会下降至57.9%，其他模型亦显示，自有住房率会从现在的64%降至2050年的50%，比2004年少了20个百分点。”他们写道。

　　研究者表示，二战后和现在的常态都是2/3的家庭拥有房产，该比率需要信贷情况好转才可能保持；抑或是美国的少数族裔成为人口主体后，他们的经济禀赋向主流的白裔看齐；又或是房价增速相对收入增速趋于稳定。

　　当然，日趋严格的信用标准要求贷款申请者低负债、高工资。不过，根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已有20年没有变化。许多家庭期望买房，条件却远不及父辈在同样年纪的时候。

　　大量千禧一代正经历学生贷款增加、中位数工资增速趋缓的“双重挤压”。

　　薪酬停滞

　　为什么失业率下降，工资、福利和工作情况却没有提升？经济学家和人力资源专家对此没有统一的解释。

　　“我们通常将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作为理解经济复苏、控制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则，其要义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呈反比关系。”沃顿管理学教授伊万·布兰卡（Iwan Barankay）说，“奇怪的是，自经济衰退结束，失业率一路降至1970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实质增长，平均来看，欧洲和日本也是这样。”

　　布兰卡表示，工会能力减弱可能是一个原因。有研究指出，法国经济增速逊于德国，工资增速高于德国是受到工会因素影响。

　　“我不认为这能解释持续走低的工资增速，因为互联网泡沫之后，工会力量同样很弱，工资却有所增长。”他补充道，“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金融危机给公司内部组织和决策流程带来的改变。”2008-2009年，经理阶层和工人一同失业，这是不同于此前经济衰退的一大关键差异，相反，只有少数高管岗位失业，可能造成公司决策权更加集中。

　　“但是，我们不知道工资处在低位的真实原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布兰卡说，“的确，工资可能在下一次衰退来临前都不上涨，原因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如何让劳动力市场持续健康，也是一知半解，“经济经过这么久的恢复，劳动市场回归正常，我们的利率依旧很低，预算赤字依旧在扩大，这的确值得警惕。当下一次低迷来临时，我们该何去何从依然一无所知。”比德韦尔说。

　　他也强调，有必要区分周期性因素和长期趋势：大衰退固然重创劳动市场，工人现状不佳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导致，包括对工人权益保护的持续下降、科技侵蚀中等技能的工作职位和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这些都是严重的挑战，不过目前的政治环境，很难看到有针对这些因素的回应。”

　　至于能做什么或该做什么，来帮助那些事业因大衰退中断的人，卡佩里提出了该由谁来负责的问题。“过去，雇主或政策层都无动于衷：政策方面，应该帮助深陷学生贷款的毕业生，他们难觅有足以还款能力的工作是确定无疑的，且情况会加剧；就雇主而言，应该明智地认识到，这段时间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其简历不会特别光鲜。”

　　比德韦尔认为，我们很难讲述一个“大衰退改变一切”的故事，“部分原因是其持续时间久，劳动市场一度出现毁灭性崩塌，之后我们看到了经济恢复，现今大多数指标都近似于危机之前。可真正的问题在于，回暖能持续多久？”

　　他认为，大衰退的遗产是对经济脆弱性的理解大大加深。

　　“如果你研究大萧条，就能意识到出现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逆合法化’，由于普遍认知依靠自由市场无法取得稳定增长，美国和全球的监管力量都在增强，大萧条后的六七十年，依然危机不断、市场动荡。我认为，基于公众立场，上一次金融危机助长了对大公司愤世嫉俗的想法，以及对资本市场稳定性可能的紧张。我们现在到处询问，市场下一个地雷会什么时候引爆。”

　　“可能政府进行监管的需求更迫切。”他说，“但是，更多弥漫的是整个系统支离破碎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建设性意见。”

　　译/赵隽杨 胡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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