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去日本看病

　　距离、成本、病症之外，文化壁垒也渗透入跨国医疗。

　　“我不太信任国内的体检机构。”2018年8月15日，48岁的张君在日本完成了体检，同时微创切除了体检时发现的肠道息肉。

　　就在张君回国的几天前，广州天河区卫计委的一则整改通知书，让国内体检机构——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的混乱管理展现在公众面前。这并非美年大健康第一次被揭露违规，2017年光是媒体公开爆料的美年健康旗下体检中心存在的违规现象就有14起，一桩桩曝光背后，牵出了国内体检机构的信任危机。

　　“身边的朋友，定期会去日本体检，服务感受好，体检项目也全面。”今年48岁的张君是一家私营企业的企业主，社交圈也均是同龄人居多，特征很类似——财富积聚，健康减分。两年前，张君的圈子里有朋友开始把每年的体检定在日本，一来日本以早癌筛查著名，花钱给自己买个放心，二来顺道旅游。今年，张君决定“跟风一次”。

　　“体检分为两天，第一天是血液、基本检查和早癌筛查，第二天进行了腹部、肠胃道检查、甲状腺的超声波检查以及心脏精密检查。”张君最大的感受是，每一项检查都很细致，一个部位的B超就要花20分钟。“我担心体检中的辐射问题，医生会耐心告知整个检查过程中的辐射量很小，并且当天就能通过尿液排出体外，打消我的疑虑。”在国内习惯了“排队3小时，对话5分钟”就医模式的张君觉得，医疗部分总价3万元的日式体检，花得很值。

　　实际上，与张君做出类似选择的人，不再是小众群体。在日本，每年接待中国人前去体检和就诊的人数在快速增长。根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报告，到2020年仅以医疗体检为目的的赴日中国游客每年将超过31万人次，医疗旅行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达5507亿日元。

　　2011年，日本推出医疗签证服务，以延长日本就医期间的停留时间。如今，海外医疗正成为中国消费者愿意买单的另一桩大生意，也成为日本新的经济增长点。

　　脱颖而出

　　优翔国际是国内最早期做跨境健康服务的机构之一，2008年开始从事日本体检业务，是第一家获得日本医疗签证的境外医疗机构。

　　“10年前，国人对体检没有认知，对日本体检更是质疑不少，基本都是靠熟人推荐。”优翔国际首席运营官吴园告诉记者，当时两名公司创始人在日本体检时，分别查出早期胃癌和肺癌，亲自感受过日本体检实力和“早筛、早诊”的理念，随即诞生了优翔国际的日本体检业务线。多年过去，吴园明显感受到行业的风终于要吹起来了，“现在越来越多人有意识每年在国内做定期体检，或者隔一段时间去日本做一次深度、全面的检查，去日本体检或者就诊已经不再是稀奇的事。”

　　愿意在赴日保健、治疗上花钱的人正在变多，看好这门生意的机构，也在增加。

　　易观数据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海外医疗旅游市场专题研究报告》中，将海外医疗旅游的市场需求分为医疗需求（重症患者、医美患者）以及保健需求（体检游客、保健游客）。

　　以此为核心需求服务的海外医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2010年是原始探索阶段，以患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导向，“治”是唯一的需求。

　　2011年到2014年，是会所式海外医疗、旅游机构的起步阶段，海外医疗依旧是高端小众市场，针对的是高端用户的高消费医疗。而2014年至今，是平台化发展阶段，国内外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互联网技术的成熟，整个海外医疗开始拥有平台化、市场化的决策流程时，更多新中产以上的新富裕人群，成为了中等消费项目的重要消费者。

　　为张君预约日本体检的，是互联网跨境医疗服务平台春雨国际，成立于2015年，提供包括美国、德国、泰国、日本等地的医疗解决方案。其创始人兼CEO熊娟感受深刻，海外医疗在发生变化，一是品类，二是地域。“早年主要集中在重症与抗衰，现在医疗消费更趋于理性，品类也更多样化，包括换关节、眼科手术等的比例也在提升。对国家的选择，早年主要集中在美国（重疾）、欧洲（抗衰）以及泰国，如今日本成了极具吸引力的国家。”

　　“从服务的客户来看，平台最受欢迎的赴日项目之一就是包含了早癌筛查的体检项目。”熊娟觉得，日本在抗癌关键防线——早癌预防上，有着成熟的检测技术与防癌路径，也是目前世界癌症防治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2018年1月30日，医学杂志《柳叶刀》分析2000年-2014年间，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18种主要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变化趋势，日本在食道、胃、肝脏、肺、乳房、子宫颈等癌症方面的生存率居全球前列；从整体癌症看，日本和美国的五年生存率分别为57.4%和64.0%，日本的数据略低于美国，比中国的36.0%高出一大截。

　　从早期筛查情况看，日本可以筛查出已知的全部300多种癌症，最小可以发现5毫米以下的早期癌症或超初期癌症，处于I期，癌细胞没有浸润（处在表皮、粘膜上，没有深入到肌肉）、没有扩散（扩散到全部器官）、没有转移（转移到其他器官），甚至是0期（原发性癌症）。在医学上，通常认为该阶段的癌症通过切除手术可治，一般不会复发。

　　日本的高筛查率与治愈率与检测设备有关，众多新型医疗仪器，顶尖的影像设备，确保了检测数据与影像的精准与细致。以日本早癌筛查中使用的PET-CT为例，一位在日本从事专业医疗翻译的人士向记者解释，国内的体检机构或者医院购买PET-CT仪器本身不难，关键是专用的显影剂很难获得。“显影剂的灵敏度，决定了癌症筛查的精准度。在我经手的一些客户中，很多日本医疗机构都是按照预约情况，当天制作，以此确保药剂敏感度。目前国内机构尚不具备制药技术，采用运输方式，一旦超过2小时，灵敏性会大大降低。这是同样做PET-CT检查，中日医疗机构间诊断也会有出入的关键。”

　　其次，日本成为海外就诊尤其是体检的热门地，是医生给病人预留的时间够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在今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新里程肿瘤医院癌筛中心主任，负责癌筛中心的日常管理。她向记者坦言，日常千元左右的体检，其实只能做基础保健，对于早癌筛查而言，仪器成本都不够，加上不少体检机构的服务人员医学专业水平欠缺，要在基础检查之外实现癌症等重疾早筛，几乎不可能。

　　在日本，设备与人力均得以满足。

　　“中日之间仪器的差距在缩小，差异主要在整个预防体系中配备的人力资源。由于日本早年便开始建立防癌早筛体系，投入了大量科研力量、医疗资源以及资金。”吴园直言，恰恰是在整个医疗链条最前端的体检，最缺乏值得信任、专业水平过硬的医生。在国内医疗资源供需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下，仅是针对疾病的治疗已经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再分拨精兵强将做体检，实在强人所难。

　　在供需问题上，日本恰好不存在这样的矛盾。

　　在熊娟看来，需要正视国情与医疗资源分配的差异：“在国内，一位大夫每天需要接待百人左右的患者。在日本，医疗资源过剩，完全有接待能力，提供时长更久、耐心更好的服务，并且由于重视早诊，在前端健康保健尤其是体检上，都是专业医生甚至院长、副院长级别亲自坐镇。这对中国人有着致命诱惑力。”

　　价格优势

　　除了技术本身的硬件优势，医疗资源丰富外，更关键的一点是，相比同等条件下的其他国家甚至国内项目，在日本需要支付的成本并没有太贵。

　　张志浩是一名日籍华裔医学专家、日本海外先端医疗促进会会长、日本国立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15年创办富士国际并担任CEO，专注推动赴日医疗。张志浩的医学专业背景，以及个人经历，让他笃信日本医疗服务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

　　父亲在2009年罹患肝癌去世后，张志浩前往全球重离子技术的起源地日本国立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工作，当时他和很多患者家属一样，希望弄明白面对癌症，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我亲眼见证了经过重离子治疗后痊愈的肝癌患者，病灶在CT下完全消失了。”张志浩说那一天的心情很复杂，他躲在房里大哭了一场，有看到希望的激动，也有没能让父亲尝试的遗憾，当时就有了让更多国内患者接受这种治疗的念头。不过，当年张志浩还没打算做赴日医疗，他知道质子重离子对于国人来说都太陌生，区分科学和伪科学之间，实际还不够成熟，反而会弄巧成拙。

　　直到2015年，国内第一家质子重离子医院在上海正式落地，一系列专业知识与医学常识开始科普，张志浩才觉得赴日医疗有了商业化操作的可能性，最初的员工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前来打听的基本都是关于质子重离子方案的。

　　对很多人来说，海外就医的目的是“求生”，以可能存在的医疗水平差异，为自己或者家人寻求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在目前选择海外医疗的肿瘤患者中，前往美国以及日本的居多，两地之间也逐渐分化出诸多差异。选择赴美就医的患者，有不少是晚期癌症患者，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求生”，晚期癌症患者国内被判死刑后的最后一搏，希望能够在美国尝试新药或者新疗法，甚至参与到一些临床研究中去。他们需要承受的是长期在异国他乡接受治疗，等待时间的宽容与奇迹的发生，以及至少20万美金以上的花费，德国质子重离子的治疗价格约为5万-6万欧元。

　　相较而言，前往日本接受肿瘤治疗的决策，做起来容易一些，不管是成本还是身心状态上。

　　张志浩介绍，由于质子重离子治疗日本起步较早，比如质子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步，重离子1994年开始治疗患者，在设备与使用经验上相当成熟。国内起步是2015年，在设备本身就有差距，以重离子为例，日本已经有了第四代旋转机架，重粒子线可以360度任意角度进入人体，以回避重要器官。国内尚处于相当于第二代、第三代水准。“日本现有重离子设备5台，质子12台，高密度造成了全球价格洼地，以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质子中心为例，质子治疗288.3万日元，甚至比国内27.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低了将近10万元人民币。更不要说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了。”

　　日本的医疗体制决定了它的价格优势，由于在日本医疗费用与药品价格统一由政府裁定，医保范围内的服务项目上，政府管控力度大，相比市场化、商业化的医疗市场来说，价格能得到控制。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规定，接待国际患者时，医院可适当上浮费用，加成3倍以内都属合理。目前，大部分医院在接收国际患者时，尚未重新制定价格，即便上浮费用，在1-2倍之间，患者在选择海外就医的过程中，日本的价格算得上“亲民”。

　　赴日就诊的高性价比，也让保险公司发现了需求与机会。今年6月，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在其医疗险“尊享e生”中添加了赴日医疗加油包，可以赔偿70%的癌症赴日治疗费用（需自付30%），限额100万元人民币，无免赔额。

　　众安健康险产品负责人孔庆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外医疗是治疗癌症的世界新趋势，而在癌症的防治领域，日本被医学界公认为世界领先，与美国并列。就医疗费用水平而言，日本的价格虽然相对国内来说费用还是比较高的，但却是美国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不到。对于罹患癌症的患者，如果到美国接受治疗的话，旅途劳累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就相对方便很多了。”

　　当然，对讲究定价与利润的险企，日本医疗的花费刚好足够以消费型保险覆盖，也是产品能够推出的关键。

　　除手术治疗外，赴日加油包覆盖了包括化学疗法、放射疗法、肿瘤免疫疗法、肿瘤内分泌疗法、肿瘤靶向疗法、肿瘤质子重离子疗法等多个项目。孔庆坤介绍：“只要在服务商指定日本医院接受治疗的、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我们将按70%的比例给付保险金，最高赔付100万元。100万的保险金加上如此广泛的覆盖基本能够保障赴日医疗时患者绝大部分的治疗项目和费用上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尊享e生赴日加油包整体价格水平设定在了普通家庭能接受的范围内，只需在购买尊享e生时多支付50元起。”

　　张志浩向记者透露，按照数量而言，现在赴日医疗体检人数大约是疾病治疗患者的10倍左右。疾病治疗中，癌症占到60%以上，其次的心血管疾病约20%。其余则是医学美容等其它医疗项目。“一些仅仅从医学理由上看似乎并没有赴海外就医必要的患者，可能也因为就医环境、就医服务质量等原因赴海外治疗，比如糖尿病、甲亢，甚至质量牙科、痔疮的人群也在增加。”

　　在体检与生殖医学方面，日本的价格优势也同样明显。

　　熊娟坦言：“以试管婴儿为例，整套流程加上生活费用的支出，泰国的费用约合15万元人民币，日本则在20万元左右，美国的话至少需要准备25万元以上。”

　　体检筛查类则因为不同机构、项目组合，“套餐”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其实正常一套日本体检，3万元左右的价格就可以覆盖大部分需要筛查或者检测的项目了，5万元的体检套餐已经非常深度了，一般2-3年做一次，对于大部分中产阶层来说，已是能接受的价格。”

　　吴园认为，至少在体检业务上，不再是富豪们专享的服务了，随着市场与服务链条的成熟，赴日医疗消费的门槛正在降低。“包括我们这样的海外医疗机构，在赴日业务线上，因为价格透明化，利润几乎降到了最低，大部分赴日项目都只是赚取服务费用，比如签证、代预订等。”

　　文化壁垒

　　跨国医疗中，除了考虑距离、成本、病症因素外，不同国家的文化壁垒也渗透在医疗方案中，是否适应并且愿意接受，是很多患者与家庭不曾考虑过的方面。

　　同样是赴日医疗，陈继的运气糟糕了很多。2015年，陈继的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并且已经发现转移，当时上海、北京的各大医院都几乎宣布“死刑”，没有手术的必要，建议采取姑息治疗。焦急下，陈继想把海外医疗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希望能为父亲求得一线生机。

　　他选择了一家境外医疗的服务机构咨询，“当时中介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推荐前往日本进行治疗，并且愿意提前将病例资料翻译，送往日本进行远程会诊。”

　　中介客服的答复是，日本当地同事反馈能够做手术切除。陈继决定带着父亲赴日进行治疗，中介的服务定价是预先缴纳3万元人民币定金，接诊后补齐剩余服务费3万元，医疗费用、住宿、机票等则以实际支出计算。

　　半个月完成了送签与材料准备，陈继带着父亲踏上了日本的救命之旅。可实际上到了现场，主治医生表示没有提前确认过CT片，需要重新拍片。在做完一系列现场检查后，得出了让陈继沮丧的结论：没有办法进行手术。

　　带着失落，陈继与父亲回到国内，中介客服却以已经接诊为理由，提醒陈继缴纳剩余的中介服务费用，陈继坚持认为是中介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近乎欺骗的行为，作为被服务方并不愿意支付剩余的服务费用。

　　类似的事例，在海外医疗的纠纷中并不少见，尤其当所谓的服务中介泛滥时，因为病情焦灼的患者以及家属，很难甄别机构是否靠谱，服务是否到位。

　　一位曾经接触过几综纠纷咨询的律师中肯地说，医疗纠纷情况复杂，而海外医疗由于卷入中介机构、国内外医疗机构等多方，涉及到了病理资料来回翻译可能造成的信息缺损，中外影像学上，设备、技术与精准度导致的判断差异以及个体在不同环境下呈现的病例复杂性，很难明确判断是非对错。“服务机构很少夸下海口，也不会冒风险对治疗效果做保证，从法律意义上，客户很难维权。”

　　在陈继与中介的争议中，也是如此。由于会诊时使用的CT片不同，在病情解读上与采取的诊疗方式，有不同解读合情合理。加之中介收取服务费基本均以接诊为前提，也就是说从接受远程问诊，到前往日本就医的过程本身，就已经实现了“接诊”，服务机构有权收取全额的服务费用。

　　实际上，双方信息错位导致的误解，在赴日医疗上特别明显。熊娟坦言，从操盘过多国跨境医疗案例来看，日本相对欧美，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相对保守，尤其在重症治疗上。“在美国，不少重症患者有各种机会参与到临床试验、免疫治疗等方式中。在日本，很多医生可能会采取食疗、自然疗法等保守治疗方式。甚至在拥有相同医疗路径的情况下，他们会建议患者回国治疗。”

　　在日本工作的陆雪深有体会，今年3月，一直患有黄疸的母亲确诊黄疸扩散，同时罹患肝癌晚期。陆雪立马为母亲联系了日本当地医院进行会诊，医生的建议是不予以治疗，以临终关怀的姑息治疗方式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两个月后，母亲在日本逝世。长期在日本工作生活的陆雪理解这样的诊断结果与治疗方式，“在日本的文化中，可能这是对人生的尊重，在习惯尽力到最后一刻的国人眼里，或许就是认知与价值观上的冲突了。”

　　“要说接收严谨，美国接收条件也非常苛刻，同样需要事先评估，判断新药是否能够起到针对性作用，很多人也被退诊过，只是不说而已。日本则因为临床路径的不同，很少接收在国内已经有过手术治疗的病人。”上述日本医疗翻译坦言，因为国内接受过手术治疗而被退诊的情况很常见，不是手术本身不被认可，而是在日本医疗机构看来，不同治疗方法背后其实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美国可能会以医学研究为目的接收患者，日本医疗机构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度”。

　　记者采访的多位海外医疗机构负责人都表示，重疾尤其是癌症四期以后的患者，机构本身会谨慎对待，即便接受咨询，多以远程问诊与咨询为主，很少真的承诺服务，也几乎不可能直接送往境外面诊。

　　不只是在生死攸关的重疾治疗上，选择在日本接受试管婴儿的夫妻，对于日本医疗中的审慎也会颇有微词。在生殖医学上，各国的方案会有一定差异，例如泰国的标准化方案中，客户与机构的前期会谈只需要见面1次就可以了，日本的则更为精细化，往往要求客户多次来去。美国则是需要结合各地政策，来做选择。

　　“日本的生殖医疗方案相对来说是更精细的，根据客户不同年龄、AMH值（女性抗缪勒氏管激素）与卵巢情况，会要求多次面诊，泰国可能只需要面诊一次。”熊娟坦言，不少客户会因此埋怨，为何面诊5次了还不能进行？

　　吴园对于10多年来，就诊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也深有体会：“早期在文化差异、礼仪和习惯层面，中国患者与日本医疗机构的摩擦不少，有些患者随意更改预约就诊时间，在注重预约制度的日本医疗系统里是非常忌讳的，近几年随着国人海外旅行的素质提升，诸如此类的情况才慢慢减少。”

　　本刊记者 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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